原创《《时代》周刊之父鲁斯的中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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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8日,鲁斯因病去世.3 月10 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ofa Pi1grimage.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对于鲁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创造媒体帝国的人走了
结束人生旅途的鲁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鲁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的4 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达到1433万多册.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鲁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20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鲁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每3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鲁斯的刊物；12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鲁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鲁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7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明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除外,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鲁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
这样一个世界性显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则是在中国开始的.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魂牵梦绕的国度.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
在中国出生
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于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鲁斯在此生活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现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变化实在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读的一个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一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鲁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Teng chow 即登州,历史上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己.
鲁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鲁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在19世纪末叶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中启程的.鲁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来华前,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职员E1izabeth Midd1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11 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3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 年4 月3 日鲁斯在登州出生.由此,《鲁斯和他的帝国》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鲁斯.
路思义夫妇把鲁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是漩涡,更是一个大舞台.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将以自己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履行他的职责,追寻他的梦想.
未能找到鲁斯的出生地和他的父母供职的教堂,但蓬莱城里唯一保存的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古色古香的戚继光故居,这些鲁斯当年生活于登州时的老建筑,毕竟能让一个寻访者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生活场景的气息：遥想当年,童年鲁斯和他的伙伴们,一次次来到河边玩耍,在教堂与牌坊间跳跃而过.
经历动荡中国的童年
鲁斯有一张3岁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不知是否是登州他家的庭院.3岁的鲁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孤傲,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的个性的形象呈现.3岁时,鲁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中国教民的弥撒；5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布道.
3 岁的鲁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 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动荡之中,与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鲁斯一家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现改名为首尔）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在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鲁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潍县（今潍坊市）.10 岁时,鲁斯被送到位于芝罘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一直读到回国.
鲁斯在1912年秋天离开中国,这一年他14岁.从出生到离开,鲁斯在中国亲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转折：一是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 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甚至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1900年到192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鲁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 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TIME 的译名——“时间”还是“时代”
不清楚是谁最早把TIME 杂志的中文名称翻译成了“时代”,从此一直沿袭至今.其实,这一译名并不准确.英语中,TIME的含义既是“时间”,也是“时代”.从刊物创办时的苦思冥想来看,TIME本来是取“时间”的含义.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鲁斯,另一个是哈顿（Briton Hadden）.他们结伴来到纽约,在东17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哈顿因病1929年去世,此后由鲁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
他们的刊物,创造性地选择男女人物作为封面主题.在这个红框里,使读者得以目击历史,或者至少首先了解历史之大概.
就这样,从卡农开始,一个个新闻人物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红色方框,红框里是封面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固定的版式和特点沿袭至今.随着时间的延续,它形成了一种传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更成了今天《时代》主政者引以为自豪的历史.
中国人物串起中国情结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
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力正处在巅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 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宋美龄1938年联袂亮相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 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 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 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76 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的结束；1979 年、1986 年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 年的空白之后,2003 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RS 肆虐神州大地……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 年SARS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约为50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 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60 多人次.
根据列努斯《谁在（时代）封面上?》对1923—1977年间《时代》封面人物的统计,封面上的中国人物颇为重要：,12 次,名列第12；,10 次,名列第17；周恩来,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统计只到1977 年,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随后的20年里,他先后共出现了9 次.他的排序也比较靠前.
从女性角度看,中国封面人物也引人注目.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大约在10％左右.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根据列努斯统计,截至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现过4次或4次以上,宋美龄先后出现过3 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多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至1977年,只有4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
在短短几年间,先后成为1978、1985 两年的年度人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在《时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列努斯分析过：“至今已经有65 个不同的人被推选为年度人物.然而,他们当中只有20人曾被4次或更多次登上封面.”笔者根据《（时代）75年（1923-1998）》一书刊载的年度人物封面统计了一下,从1928年第一次出现年度人物到1998 年的70 年间,有10个人两次或3次当选为年度人物.除罗斯福一人是3 次之外,其余均为两次,他们分别是：斯大林、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尼克松、里根、、戈尔巴乔夫.
鲁斯及其《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20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早在鲁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在鲁斯看来,已经成为帝国的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始了“美国世纪”,而这一“美国世纪”与参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斯为美国的强盛而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写到,鲁斯在中国时与父母生活在舒适、富裕的小天地里,而小院外面他所目睹的是贫穷、落后、动荡.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刺激着他,也影响着他.
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 年,在一次演讲中,鲁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鲁斯杂志上的中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前所逐步推进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
关注亚洲,对于鲁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鲁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于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的贷款.对此,鲁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 年12 月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这天,鲁斯与父亲路思义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一天,鲁斯和夫人在纽约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鲁斯立即前去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义当时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顿.路思义年届73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一消息而激动.因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儿子一样,对美国向日本宣战而舒一口气.他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
路思义当天晚上逝世,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未曾实现的访华愿望
虽不是传教士,鲁斯却是虔诚的基督徒,鲁斯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冯玉祥,在20 年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鲁斯的目光.
冷战期间,鲁斯一直站在支持的立场上,即便在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次.
鲁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鲁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10年的20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中国的生活水准.鲁斯的计划包括制订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与调和.鲁斯关心的是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证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
1948年之后,鲁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鲁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 年12 月3 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作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鲁念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20 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成倍增长.
与此同时,鲁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鲁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上世纪40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上世纪70 年代《鲁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鲁斯,认为在40 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鲁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 年出版的《鲁斯杂志上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上世纪90年代的观点来看,鲁斯关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和毛（）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清晰得多.
在1965 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鲁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会相遇,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鲁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20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21 世纪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100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
时代论文参考资料：
结束语:本文论述了关于鲁斯和中国缘和父鲁斯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时代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时代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