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回眸新中国四次大改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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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地名普查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据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决定,本次普查,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重点清理整治居民区、街巷存在的“大、洋、怪、重”地名.
此次地名清查的核心主旨是“文化保护”.其实,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有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改名潮取消了被认为带有文化优越感的地名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有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
第二次改名潮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
第三次改名潮“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的起源地,改为‘区’.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据统计,仅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
第四次改名潮追逐经济利益,很多成为了笑柄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
如今正在推进的这场地名普查与整治,预测或将成为1949年之后的第五次大的地名更改风潮.（摘自《西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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