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共度时艰更要让百姓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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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注定是中国不同寻常的一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注定从过往高增长模式转向注重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模式,去杠杆、去产能让经济进入阵痛期,刮骨疗毒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争端频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明显动力不足.
当然,我们从未动摇过走出困局的信心.由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乃是最为健康最符合市场机制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要想行稳致远,必须走民富路线.今年4月23日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持续扩大内需”.中国扩大内需、消费升级的关键点在哪里？在于有效减轻家庭负担,消除妨碍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激发消费.我们认为,面对即将到来的房产税、货币宽松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确保百姓有“获得感”才是关键.共度时艰更要让百姓有“获得感”和“安全感”.
“获得感”一词迅速流行来源于总书记在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多用于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感.这也是新时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民众有足够的“获得感”,就有足够的内需动力,来支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获得感”首先是要人民群众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居有所住,收入增加,能接受优质教育,能看得起病,养老有保障等等.其次在精神层面,要让每个人有梦想、有追求,同时活得更有尊严、更体面,能够享受公平公正的同等权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应当是一切改革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检验标准.那么,提升人们“获得感”需要做好哪方面工作？
第一,必须终结高价卖地、推动高房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让民众居有所住,买得起房、租得起房,他们才敢于生孩、才敢于消费.须知,一个居民家庭房贷负债逼近警戒线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更遑论“获得感”了.
为此必须加大土地供应量,尤其是廉价房、廉租房用地的供应量,并大规模减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相关税费,切实降低房价和房租.对于正在酝酿出台的房产税必须于法有据、考虑历史因素,并充分照顾到普通家庭的刚性需求和支付能力.
第二,必须消除人们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后顾之忧,在满足人们普通需求的前提下,增加高端教育、医疗和养老需求的市场供给.
为此,需要有效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允许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花费在个税中进行抵扣,切实增加人们收入增长的“获得感”.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将入托和养老纳入公共财政补贴范围,消解人们在生孩和养老这两端的焦虑,减轻相关运营机构的负担,保障入托、养老服务的微利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容易让人联想到央行的“放水”,制造一种另类的恐慌.为此必须警惕“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更不能让发出来的钱流到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池子里空转,继续吹大泡沫,要让钱切实流向实体经济,流向制造业,并有效惠及中小企业——须知,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才是“保就业”的主力军.“保就业”某种意义上比“促消费”更重要.
第四,必须解决高成本政府问题.为此,一方面要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减人减事.公平地看,机关和事业单位有些人很忙,忙得白+黑、5+2,甚至7×24,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吃闲饭、不干事甚至无事生非.必须改变有的事没人干、有的人没事干的局面.政府要从管理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市场和社会机构去承担尽可能多的职能.从精简机构做起,政府应该做出表率.
事实证明,让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才能有效拉动内需,才能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比如医疗,必须让普通民众先看得起病,提供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然后才谈得上增加高端医疗消费.再比如,只有加大投入提高教育水平,让人们得到公平的教育然后才是更好的教育,国家才可以获得丰厚的人力资本,使创新驱动成为可能.可见,“获得感”包含着“给”与“得”的辩证法.对各级政府来说,要改变投入了就一定要马上见到回报的急功近利心态.只有真正“给予”了,让人民群众切实有了“获得感”,才能收获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动力.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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