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追风筝的人》中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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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认同和身份焦虑
身份认同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归属关系,根据扬. 阿斯曼（Jan Asann）的观点,身份的认同包括“我”的认同和“我们的认同”之分,而“我”的认同又可区分为“个体的认同”和“个人的认同”.前者指一个人的“不可或缺性、自身与他者的不可混同性及不可替代性”.而后者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结构会分配给每个人一些角色、性格和能力”.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主人公阿米尔的个人的认同,也就是人物个体与社会存在的认同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归属感.身份认同是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归属问题,个人与所处的社会能够取得认同时,则可以构建身份；若个人与所处的社会不能认同,则相应地产生身份焦虑.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负面表征,同时也是身份问题的最初体认,更是构建和重构身份的基础或开端.身份焦虑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来源于这种不被喜欢、被隔绝、孤独或被抛弃的威胁”.[2]（25）促成我们身份焦虑的原因,并非单一地源自个体心理,更多的则是源自我们与周遭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他人,产生的摩擦冲突或者某种不和谐.本文将从从米尔与周边的人哈桑、父亲及阿米尔与所处的环境—故土和美国来阐释他的身份焦虑.
二、阿米尔与哈桑
哈桑是阿米尔家仆人阿里的儿子,但是俩人喝过同一个奶妈的乳汁,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十二岁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我们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错的树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这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3]（25）可见,哈桑是阿米尔童年时期最好的玩伴.哈桑从不会拒绝阿米尔的要求,也从不会告发阿米尔,即使自己深受委屈.“为你,千千万万遍”是哈桑对阿米尔的誓言.而儿时的阿米尔对哈桑的友情也是纯洁的,当哈桑因为其身世而受到几个士兵侮辱后, 在电影院,阿米尔有如此举动,“我在黑暗中听到坐在身边的哈桑低声啜泣,看到眼泪从他脸颊掉下来.我从座位上探过身去,用手臂环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认错人了,’我低语,‘他认错人了’”[3]（7）.面对哈桑的忠心,阿米尔从内心深处也是把阿米尔当成好朋友,甚至是好兄弟的.然而,随着阿米尔的成长及其所受的教育,他与哈桑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时源于观念,阿米尔是普什图人,哈桑是哈扎拉人.阿米尔在书中得知普什图人曾经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并对其妄加杀戮,迫使其背井离乡.这种使得阿米尔认为哈桑就是低人一等,因而他与哈桑的友谊也逐步被主仆关系取代.同时,父亲对于阿米尔的冷漠与此同时对哈桑表现出的偏爱,加剧了这一关系的质变.所以阿米尔对哈桑的友谊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友谊,“奇怪的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与哈桑是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无关乎这些事情,因为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3]（25）当哈桑遇到不认识的字词时,阿米尔故意误导他,并取笑他的无知；当哈桑对阿米尔所讲的故事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时,阿米尔却态度冰冷,内心认为哈桑只是个哈扎拉文盲,只配在厨房打杂.而事情过后,阿米尔又十分愧疚,并且试图做些弥补.这种愧疚和弥补体现了阿米尔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否定的表现,它深层次否定的是自我人格和道德观,而这又与阿米尔潜意识里潜藏着的嫉妒、阶级观念、种族观念相互矛盾.这种矛盾是主人公对自我认同的否定以及产生的身份焦虑.
在传统的斗风筝比赛中,哈桑为了追回风筝,遭遇了阿塞夫的,而阿米尔目睹了这一切的发上,文中这样描述：“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流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3](76) 由此可见,阿米尔并飞把哈桑完全当做仆人,从小玩到大的情谊还是存在其内心的,他并未挺身而出,相反,把哈桑当做了赢得父亲赞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此时的阿米尔并为此真正的开心起来.“在随后而来的寂静中,我明白这是个下在我身上的咒语,终此一生,我将背负着这个谎言.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儿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他错了……我就是那个鬼怪.自从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3](85) 由此可见,对于哈桑的背叛让阿对米尔彻底否定了自我.为了摆脱罪恶感,他嫁祸哈桑,迫使哈桑父子远走他乡.其实这种罪恶感是他对自我卑鄙行为的否定,是对自我人格、道德观的否定.这种对道德观念的背离让他与自我之间产生了隔阂,也就是说他的自我认同遇到了阻碍,从而产生了身份的焦虑. 直到他踏上“重新做回好人的路”,完成了自我救赎,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份并完成了身份的重建.
三、阿米尔与父亲
阿米尔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阿富汗人,他高达威猛,正直勇敢,在阿米尔心中有着神圣崇高的地位.阿米尔的父亲曾经赤手空拳和一头黑熊搏斗过.“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的真实.”[3](13) 他的勇敢赢得了远近闻名的绰号“飓风先生”.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在逃亡美国的路上,一位苏联士兵企图用一名同行的阿富汗妇女来换取一车人的通行,阿米尔的父亲伸张正义,见义勇为,面对的威胁,他视死如归,坚决捍卫同胞的尊严,最终他的凛然正气不仅保护了这名妇女,也使得一车人继续前行.父亲的形象无疑为阿米尔树立了一根标杆,但与此同时也树立了一道屏障.阿米尔从小就生性胆小懦弱,受到孩子欺负时缺乏反抗精神,总要依靠哈桑的帮助.某次父亲带他去观看阿富汗一年一度的比武竞赛.当看到比武场地一片,阿米尔害怕得放声大哭.“我一路哭着回家,我记得爸爸的手死死抓住方向盘,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更重要的是,爸爸开车时沉默不语,厌恶溢于言表.”[3](21) 在父亲眼里,阿米尔缺乏男子气概,缺乏反抗精神,与自己的性格个性形成鲜明对比, 阿米尔也亲耳听到父亲这样说：“要不是我亲眼看着丈夫把他从我老婆肚子里拉出来,我肯定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3](23) 再加上阿米尔的母亲随着阿米尔的出生就离世,父亲对阿米尔从心底就缺乏喜爱,当然也不能从内心去给予父爱.由于没有母爱,又缺乏父爱.他渴求能像父亲一样正直勇敢,去赢得父爱,然而他并不能做不到.相反,他以牺牲与哈桑的友谊为代价,赢得斗风筝的冠军来获得父亲的肯定.父亲贬低阿米尔,而阿米尔又渴望父爱,这一矛盾构成了阿米尔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
四、阿米尔与故土和美国
虽然身份认同问题涵盖方方面面,但其中最重要、最具本质属性的其实是文化认同.即个体根据自我价值选择、精神追求等或内在或外在的特征选择归属与一个文化群体.而对于流散群体而言,不同文化体系交汇、碰撞所产生的困扰,很容易处于受两种文化挤压的“中间状态”,造成文化身份的缺失.
小说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饱满而丰富的阿富汗及其穆斯林文化.时逢苏联进攻阿富汗,阿富汗人被迫流亡他国.当阿米尔离开自己原来居住的阿富汗而移居美国时,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更加强烈了.他开始受到双重文化的冲击.一方面,美国社会文化的大熔炉特征不断地使他美国化,被赋予美国人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他从小生活在阿富汗,所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他仍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使得他在潜意识中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穆斯林文化情结.尤其在阿米尔的生活中,还有众多的阿富汗人,尤其是上一代阿富汗人,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和他族文化的排斥更加明显.文中提到阿米尔的父亲在买橙子时,因没带而被要求出示件时,他觉得遭受到了耻辱,因为在阿富汗只需在一根树枝上刻痕,到月底结账即可,这种信任文化的不同使阿米尔父亲难以接受而与水果店老板发生冲突.这种长期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处境使得民族身份在他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这就使阿米尔具有一种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当拉辛汗告知阿米尔关于哈桑的真实身份,并建议他前往阿富汗救出哈桑儿子索拉博时,阿米尔的内心是矛盾的,“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的诱惑会拉我回去,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这种内心的徘徊迷茫也正是阿米尔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来自于阿富汗和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冲撞与冲突.当阿米尔下定决心,为了营救哈桑的儿子索博拉而踏上故土,“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3](224),这种陌生感一方面来自因战乱带来的满目疮痍,穷苦潦倒的景象,另一方面更是来自阿富汗人对于移民重返故土的排斥,“为什么无论如何,你们总要回到这里呢？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3](226) 类似咄咄逼人的言论当然会加剧阿米尔的身份焦虑,尤其在其尚未表现出美国文化的特质之前,便遭到了本族文化的排斥.然而阿富汗毕竟时阿米尔的故土,阿富汗的文化毕竟已根植于阿米尔的内心,阿米尔的这种身份焦虑渐渐得以舒缓,“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而且,在皎洁的月光中,我感到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 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3]（233) 再加上救出哈桑儿子索拉博的决心,阿米尔最终克服了这种身份焦虑,然而当他们回到美国,开启新的人生的时候,这种因阿富汗和美国两种文化冲突而带来的身份认同的焦虑不可避免,还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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