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乾隆的驭臣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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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朝的皇帝们聚在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乾隆.
和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父亲比起来,初登皇位的乾隆真是太良善了.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脸上常带着笑.
一开始,乾隆并不急着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而是非常尊敬雍正留给他的老臣.对他来说,这些臣子经过父亲的调教,执行力强,又老实听话,用起来相当顺手.遇到问题,乾隆总是向他们请教,言必称“先生”“爱卿”,绝不直呼其名.其中最受重用的就是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都是帮助他荣登帝位、稳定朝野的老臣.
乾隆对老臣以礼相待,就连对贪官污吏都多有包容.
上位之后,乾隆下令查明各地亏空公款的案件,“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简言之,就是一切从宽处理,就算交不上罚款,也放你们一马,那些被没收房产的,也都一一归还.这跟他那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的父亲雍正大为不同,一下子给官员们松了绑.《啸亭杂录》里就说：“乾隆凡事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如果你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个凡事宽以待人的老好人,就想错了.从一开始,他优渥对待老臣,但同时也在提防老臣的权力,不能反过来制衡自己.
皇帝性情大变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历史学界通常认为,这一年是乾隆统治由宽入严的分水岭.
这一年,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孝贤皇后去世,从后宫波及前朝.在孝贤皇后的葬礼上,乾隆先是以“表现得不够悲痛”为由收拾了两位皇子；觉得工部造的金册不够精致,问罪一批大臣；处置了好几个在皇后丧期内剃头的大臣,指责他们不尊重皇后……这场官场大地震也波及到了张廷玉.
皇后去世后,翰林院负责写祭文.乾隆对此相当重视,要求亲自检查.他一眼就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对祭文中用的“泉台”一词相当不满,认为这个词配不上皇后的尊贵身份,于是下令把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作为一个丈夫,乾隆痛失所爱的悲伤尚能理解,但作为君王,乾隆这些举动很难不让人理解为“借题发挥”.因为前期的宽松政治,官场怠惰之风渐起,结党营私日益严重,乾隆已经憋了好几年,是时候秋后算账了.
鄂尔泰倒台去世,张廷玉一家独大.在朝鲜史料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
其实早在这年正月,张廷玉就已向乾隆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乾隆并未答应,理由是先皇都许诺你死后配享太庙了,不在岗位上奉献最后一丝光热不足以回报如此恩情.
退休不被批准,又因为皇后祭文被罚,张廷玉惶惶不可终日.次年,乾隆看他实在没什么价值了,终于答应放他回乡.满心以为自己成功着陆的张廷玉忘了立即向皇帝谢恩,乾隆一怒之下令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请张廷玉回奏.结果,还没等圣旨发出,张廷玉便来了,可见有人提前泄密,偷偷给他传了信儿.
不上赶着谢恩乾隆能忍,但张廷玉在朝中有这样的党羽支持是乾隆不能忍的.他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指张廷玉贡献不够,要收回配享太庙的恩赐.后来又因为张廷玉的儿女亲家贪污,乾隆寻了个借口将张廷玉家抄家.
在乾隆一次次的打压中,张廷玉身心受挫,一败涂地,张党也随之瓦解.此后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朝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朋党活动.对此,乾隆自己都颇为得意：“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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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国库三千余两白银案发.在清朝,布政使专管财赋和人事工作,也就是说,杨灏这是监守自盗.按照《大清律例》,这样的情况,贪污40两白银以上,就要杀头.
不过,杨灏在案发后,很快就退回了赃款.新任湖南巡抚觉得他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相当于今天的死缓.
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怒,觉得这样处理,会形成示范效应,让其他官员觉得,只要退赃,就可以免死,贪官们自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一天里,乾隆连下四道圣旨,要求处死杨灏,新任巡抚则被革职抄家.
乾隆的理由和忧虑,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他并未遵循太久.五年后,乾隆推出了“议罪银”制度——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这种政策忽变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人们熟悉的和珅.
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虽然乾隆对官员管理越来越严苛,但和珅却成了一个例外.尽管两人年龄相差39岁,但再也找不到比和珅更懂乾隆的人.故宫图书馆副馆长向斯甚至觉得,“他们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爱人’,几乎不分彼此”.
关于乾隆是如何发现和珅的,正史中并未记载,野史里倒有四个说法,且一个比一个传奇,归结起来,大概是因为和珅才貌双全.其中有一个说法是,皇帝出宫游玩,有侍卫禀告有犯人逃脱.皇帝怒骂：“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一旁的侍卫听不懂乾隆在说什么,只有和珅回答：“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这两句来自《论语》.乾隆没想到区区一个守卫居然也念过《论语》.乾隆又详细了解了和珅的家世年纪,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最离奇的一个说法则完全印证了乾隆的“颜控”属性.传说乾隆的父亲雍正曾有个妃子.当年的熊孩子乾隆有一回看到妃子在对镜梳妆,就走过去用手遮住她的两眼.妃子不知是谁,惊慌之下用梳子打了乾隆.这件事后来被雍正的皇后知道了,她赐死了妃子.无意闯下大祸的乾隆在妃子脖子上点了红色,作为标记,并约定：“如果魂魄有灵,20年后再相见吧.”
和珅被誉为“满洲第一俊男”,乾隆初见他觉得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甚至觉得和珅脖子上还留有红色印记,于是把和珅视为那位妃子转世,将一腔怜惜愧疚移情到了和珅身上.
从这段野史之上衍生出了另一则坊间传闻：乾隆与和珅也许有断袖之欢.清史研究专家李景屏在著作中认为“这一点可能是真的”.她觉得当时清代取缔官妓,严禁官员宿娼,于是官员们嫖男妓成风.身处其中的乾隆、和珅沾染上这种风气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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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王来说,巩固统治才是硬道理.比起各种传说加持,他此时宠信和珅其实是出于一种需要：傅恒征战缅甸病逝后,他要培养能替补的年轻心腹.
从1775年11月起,和珅在官场上的升迁如同搭乘火箭,往往数月就要经历一轮升职或转岗.他先从三等侍卫升为御前侍卫,接着被派去军机处当差,后又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大臣.这种速度即便是战绩赫赫的皇亲贵胄傅恒都望尘莫及.傅恒从侍卫到总管内务府大臣花了两年时间,进入军机处又用了五年,和珅只用了不到一年.
和珅的官运之所以如此亨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摸透皇帝的心思,其中最得圣心的大概要数让乾隆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提高皇帝的收入,和珅有两样法宝,一是抄贪官污吏的家产,另一个就是议罪银制度.
李景屏认为,其实早在和珅之前,乾隆就已经出了这么个主意.乾隆二十八年前后,就有官员通过多交罚款来求取宽大处理.只不过当时还只是偶尔为之,随着和珅主管内务府,议罪银制度就成了惯用方法,罚款数额也从一两万上升至数万甚至数十万两.
这对乾隆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来源.和人们对君王的想象不同,按照大清祖制,国库的钱由户部掌管,只能用于国家工程,皇帝的个人花销则由内务府负责,这才是皇帝的私房钱.私房钱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出租皇家庄园和土地所获的租金；二是通过做生意、放贷来钱生钱；剩下的就来自各地大臣的进贡.
乾隆花钱大手大脚,无论是赏赐,还是日常用度都很大.会玩的乾隆自打登基初期,就一直计划着各种出巡活动.此外,乾隆时期还修建了不少庙宇,这些费用都是皇帝自掏腰包.在乾隆十三年的《内务府月折档》中,七月份内务府为修缮添建雍和宫支出三万两,到了十二月,又领二万两.在雍和宫历次改造中,乾隆自费超过三十万两,而他的祖父康熙修建五台山寺庙,所费不过数千两.
于是,乾隆经常感到钱不够用.为了开源,他甚至还曾派内务府官员做倒爷,去俄罗斯买皮货,转到国内出售.除此之外,又让内务府对商人发放、出售特许商品经营权等等,可谓费尽心机.
这时候,和珅出现了,帮他建立了议罪银制度,极大地扩充了收入来源.以前官员想交罚金,一般都是充入国库,但新出台的议罪银制度,准许罚金给皇帝支配,这样一来,乾隆的小金库就充盈很多.
正如之前乾隆怒批杨灏案提到的,这种制度,势必会引起示范效应.这之后乾隆朝的贪腐之风,果然越来越盛.官员们甚至还发现了变相贿赂皇帝的方法,犯了一些小错后,自己申请重罚.历史学家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河南巡抚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赶紧向皇帝请奏,要求罚银三万两.搞得乾隆都很不好意思,打了个三三折,交了一万两.
这个事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后期的官场状态.官员们大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毕竟张廷玉因为用错一个词,就受到了处罚.于是,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结皇帝之欢心.那些上缴的罚金,官员们自然不会甘心自掏腰包,之后又会从其他地方加倍贪污回来.
“很多事情他管不过来,于是整个官场就处于失控状态.”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乾隆朝的政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阴影里.”在这个把集权推向顶峰的皇帝眼中,臣子不过是棋子,执子的只有他一个.
（李洋摘自《看天下》）
乾隆的驭臣术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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