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陕北民歌有新家陕北民歌博物馆首届学术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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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3日,陕北民歌博物馆建设领导小组成立.2018年5月23日,时值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6周年之际,社会各界人士近千人相约榆阳,共贺陕北民歌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476天建成的民歌博物馆位于榆林市榆阳区红山东路与金沙路交汇处,属于榆阳区近年来新建的文化园区建筑群之一.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场所,陕北民歌博物馆弥补了过去榆林地区文化资源仅限于古建和考古遗迹的不足.作为一座博物馆,它也是当下全国范围内音乐类博物馆中规模、体量最庞大的一座.虽然时间比较紧,但得益于榆阳区委区政府的魄力、榆阳区政协的执行力、专家学者们的协力和实施布展方的能力,借此“四合之力”才使得陕北民歌博物馆得以高品质的呈现.
陕北民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1800㎡,分3层,其中2、3层为主题展示区,布展面积约5680㎡,范围涵盖博物馆序厅、陕北传统民歌、陕北革命历史时期民歌、新时期陕北民歌、陕北各类民间音乐乐种、陕北民歌研究专题等六个展区,保存展出展品约3700件.展区经纬交织,乐、人、物、事兼备：以农耕游牧文化到红色革命文化并延续至今的陕北民歌及陕北传统音乐文化历史脉络为经,以存见于陕北人日常音乐生活各种鲜活样态为纬,将民间乐器、乐谱、乐书、唱片、光盘；不同历史阶段歌手、乐手、专业音乐家的生命史实；传唱于各个时期的民歌、器乐之声；发生于陕北民歌采集、传承、保护的历年大事,通过不同手段,分种分类、有序陈列,从而使馆藏展品与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社会关系得以充分的展现.
为庆祝陕北民歌博物馆的落成与开幕,主办方在开馆前后举行了一系列创作、比赛、展演、研讨活动,如陕北民歌编创作品评奖、第四届中国西北音乐节暨陕北民歌比赛、赛坬陕北民歌户外演出基地揭牌仪式、第四届中国西北音乐节·榆阳陕北民歌演比赛颁奖暨陕北民歌博物馆开馆文艺晚会等；先后编辑出版《陕北民歌文集》《陕北民歌论文选》,举办“陕北民歌博物馆首届学术研讨会”,盛邀全国民歌学者为陕北民歌的再发掘、再研究之旅发出新的历史呼唤.
一、“集成”与“后集成”时代的工作进程
2018年5月22日至23日,“陕北民歌博物馆首届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5名专家、学者参会.乔建中曾经撰文指出,“把‘非遗’保护放到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展的有关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调查、记录、整理、保护、抢救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量,即可发现这项工作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同一文化战略、文化政策的延续,或者是它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①陕北民歌经历了近八十年的整理和研究,形成大量经典,在民歌学界影响深远.随着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建立,我们不禁要问,是否还应继续关注我们尚未发掘的田野？民歌的记录和研究是否还未结束？答案是肯定的.从中国民歌采集的“前集成时代”②（1949-1966）,到“集成时代”③ （1979-2009）,再到2000年以来的“后集成时代”以及近十余年的“非遗”保护,如何将“典籍传承”向“活态传承”演进？如何将“文、图、谱”记录与“原生性”的保护相结合？如何在静态的保护中融入动态的保存？带着这些问题,诸位专家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学术的交流与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在《‘鲁艺’民歌采集运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指出,1938年应该认定为中国民间歌曲现代采录的元年：充分肯定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的民歌采集活动,为20世纪中国民歌记录整理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风尚；指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音乐大普查；培养了一批音乐、舞蹈表演的大师级教学队伍；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集成志书”编纂；也为21世纪以来的“非遗”保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跨越80年岁月,历经几代先贤,“鲁艺”扭转了中国几千年来以“文”代“乐”的传统整理习惯,从而为人类留下了读、唱、阅、存、论皆可的珍贵遗产.沈阳音乐学院关意宁的《因随心,所以“信天游”——陕北民歌曲目在当代》与中国音乐学院黄虎的《陕北民歌现状考察》分别回顾了2007年参与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艺术现状调查》子课题《陕北民歌现状调查》的课题研究情况.二者分别从陕北民歌曲目、歌手结构、歌手分布、传承方式、演唱空间等现状进行了数据统计与整体性分析,力求呈现陕北民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当下生态.
二、传承保护与民歌文化意蕴的再解读
在田野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部分专家提出了陕北民歌文化环境与传承之间的关系.延安市群众艺术馆王克文《陕北民歌之我见》回忆了他在1980年代到农村采风的感人情景,肯定了农民群体在陕北民歌传承与保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榆林职业技术学院龙云的发言《民间日常生活状态出发的“陕北民歌原生态音乐旋律”》借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观点,提出研究“在场”的重要性,把“生存环境”放在学术研究的第一位.榆林民间艺术研究院康世进的《我对陕北民歌的认识和体会》则关注到环境转变对民歌词、曲、声的影响.西安美术学院薛九英的《陕北民歌的生态变迁与传承保护》指出了“非遗”保护过程中的乱象及工作误区,为“非遗”工作的属性、价值、经济价值梳理了“秩序”.榆林学院吕政轩的《榆林小曲的传承与保护》对榆林小曲的传承现状进行了分析；武汉音乐学院曾晶在《新时期下的陕北民歌在声乐演唱与教学中的交融与创新》从教学角度出发提出了陕北民歌与专业舞台结合的实例.
陕北民歌词曲意蕴的研究和讨论则围绕文化、音乐及二者关系的不同角度展开.陕西师范大学张君仁的《“羊文化”的音乐表达》从歌词的形式、劳动者生态、饮食、民俗等多个角度阐述了陕北民歌文化与羊之间的密切关系,突出了羊倌作为民歌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性.延安大学文学院刘育林在《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信天游用“兴”之道》中针对信天游的“兴”的使用围绕着沿袭《诗经》、就地取材、“取譬引类”、相关相连、套用重复、发端起兴等六个角度进行了诠释.南京艺术学院施咏在《陕北民歌在“西北风”歌曲创作中的运用》从西北风创作中对陕北民歌曲调、终止式、特色音程及音阶进行了举例及分析,并对西北音乐中的散板以及西北风创作中的切分结构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苏侨以三首陕北民歌为个案,分析陕北民歌句式特点,立足于不同的视角,体现出陕北民歌作品音乐材料中的对比和统一的特点.浙江音乐学院孟凡玉对《黄河船夫曲》的六个乐句进行音乐形态分析,认为该作品符合黄翔鹏先生所提出的中国传统音乐“同均三宫”理论.
三、从“集成”到“活态”保存的方法讨论
围绕着采集对象未来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刘红、在读博士凌嘉穗、在研博士后余亚飞以及西安音乐学院柳琳做了发言.凌嘉穗《民歌在当代的可持续性》把传统音乐文化视作一种文化资源,将环境科学、生态学中的“可持续性”研究手段运用于音乐学及传统音乐的研究,突出了音乐生态对传统音乐保护的重要性,认为生态环境可以体现为传习系统、音乐家与社群、语境与建构、基础设施与管理、媒介与音乐产业.刘红在《时空变化逻辑秩序中的陕北民歌之过去状况与当下处境》中提出陕北民歌与文化及环境的密切关系.通过陕北与陕北民歌关系的解读提出了陕北民歌的双重价值,即在陕北民歌的显性表征状态下隐掩着以西北黄土高原文化联动产生的西北文化生态链,并以此与受众建立着隐形的支撑和联系,文化环境的保护与文化生态链的维系是新时期陕北民歌传承、发展的重责.余亚飞将信天游的发展阶段分为经典传承中的建构期（传统信天游）、同构期（新民歌时期）、解构期（西北风）、重构期（非遗中的陕北民歌）.柳琳在《音乐学视域的现代博物馆建立与设想》中认为陕北民歌博物馆应针对博物馆不同受众的需求,充分体现社会变迁与陕北民歌发展的动态联系,促进博物馆产、学、研相结合.
5月23日的圆桌会议围绕着陕北民歌博物馆在“后集成时代”中的重要地位展开.西安音乐学院韩兰魁提出民歌博物馆对创作素材保存的重要意义.他呼吁作曲家加强传统音乐学习,在创作中权衡创作技法与传统音乐元素的合理关系.刘红的发言强调了民歌博物馆科研及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建议陕北民歌博物馆在呈现大家熟知的民歌文化展品的同时,应将民间具有学术价值且尚不为人知的部分进行挖掘和推广,而不是仅做保存,建议突出博物馆的教学科研功能,从而促使陕北民歌博物馆作为中国西北地区传统音乐教学的平台和基地.《人民音乐》编委于庆新着重谈了博物馆的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多元功能.他回顾了二十年来与乔建中建立音乐博物馆的愿望、设想与经历,肯定了博物馆陕北民歌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上海崇明“阳刚民间音乐馆”杨刚谈到了传统音乐在民间保护传承过程中专家引领、民间推动、政府支持的重要意义以及博物馆对地方文化建设的作用,并分享了他在创办民间音乐馆过程中的困境与经验.
结 语
“陕北民歌博物馆首届学术研讨会”作为开馆仪式活动之一其学术意义值得肯定：首先,此次陕北民歌研讨会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以陕北民歌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它的规模不大,但所涉论题集中且较专深,会议代表也多数是本土和高校长期关注陕北和全国各地民歌的学者,由此为陕北民歌博物馆今后常态性科研活动的展开闯出了一条新路；其次,除了会议前的论文准备,代表们同时参加了开馆仪式并参观了博物馆,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调整、充实、改进的地方,这些意见、建议出自民歌学者,份量重,意义也大,成为博物馆开馆之际的一个重要收获；再次,从长远方面看,陕北民歌博物馆要想真正建成“全国性、唯一性、权威性”的现代音乐博物馆,必须依靠学术、科研的支撑,本次会议除了本地高校、专业团体代表外,全部为各高校的民歌专家和中青年博士,很多老师当场表示希望陕北民歌博物馆成为自己学校教学、科研和创作基地,主办方当即表态热烈欢迎,如此,博物馆虽建在陕北榆阳,但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地方歌种、一个区域音乐乃至全国民间音乐保护、保存、研究的中心之一,却要借助于全国数十所音乐院校的呵护.
一旦酿成此情此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策划者、主持者、建设者将会是何等的欣慰啊！
①乔建中《“非遗”保护与“集成”编撰》,《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
②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天华、杨荫浏等人对京冀、苏南地区民间音乐的记录整理,三四十年代延安“鲁艺”师生对陕、甘、宁地区民间音乐的记录整理起步,至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出版社、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三家联合发出编撰《中国民歌集成》公文.
③在此阶段,中国以省市为单位先后出版了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戏曲音乐、戏曲志、曲艺音乐、曲艺志、民族器乐、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民间谚语等,也称“十部文艺集成”.
柳琳 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陕北民歌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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