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走在长乐路，往来成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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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上海长乐路的美国记者施密茨,记录下这条三公里路上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人生
一个蒙着灰尘的鞋盒子,摆在罗勃?施密茨眼前.
这是2012年最后一天.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美国,施密茨到朋友蕾蕾和Rich家过年.没想到,好友们给他带来了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
鞋盒是在长乐路南边的一个古董店里淘来的.里边是厚厚一沓手写的中文书信,从上海长乐路寄往青海的德令哈.1950年代,划成的王明（化名）被送到青海的劳改营；妻子住在长乐路一条拥挤的小巷里,靠糊盒子独自拉扯着七个孩子.漫长岁月里,他们食不果腹,骨肉分离,只有只言片语抚慰彼此.到最后,亲情也变成了埋怨和教育.
1996年,施密茨参加了美国志愿组织和平队,来到四川自贡教书.2010年,他定居上海长乐路,先后担任Marketplace和NPR的驻华记者.他喜欢走街串巷,挖掘这条三公里路上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在新书《长乐路：一条上海马路上的大城市梦》里,他写下了王明、CK、赵士玲、老陈、傅阿姨等几个家庭的失败、纠结和苦痛.他说自己没有书写中国的野心,只想关注那些“中国人在餐桌上会讨论的问题”.
换一条别的街道,写出来的故事或许差别并不大.但沿着家门口的这条林荫长径去探听和细究,他就拥有了天然的便利.“人们的失败、贪欲、愿望和梦想都在这里,他们来了又走,或者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死去,而这片土地仍然在这里.”
企业家
“出事”前的王明在上海郊外有一家回收硅钢的工厂.他从机械公司买来废弃零件,熔解后制成变压器销售.靠着勤奋和机智,拥有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1957年,形势急转直下.政府任命不懂行的人来管理工厂,王明被打发到供货和市场部,每月只拿170块.半年后,上级派他去另一家即将破产的企业解决问题.“领导不懂如何去找旧钢材,就让我去找.他说只要合适,哪怕是私企的也无所谓.”
施密茨说,“王明是天生的企业家.”那家公司起死回生了,他却祸从天降,被打成.35岁的他被迫背井离乡.去青海时,第七个孩子、惟一的男孩王雪松才刚刚半岁.
王明在1958年的秋分到达德令哈,在白露那天做完了头一个月的苦工,接着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其实,没有一个节气适合在青海居住.如果你想干掉谁,就送他去青海吧.”去过青海的施密茨这样写道.
施密茨在南京遇到了同在青海劳改过的魏教授.两位劳改犯从未谋面,但经历无差.
“按规定劳改犯完成工作就能分到半斤麦子,可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为了填肚子,我们从田里偷,从仓库里偷,只要割到一点东西就埋在地里.附近的劳改营还有人吃过老鼠……”魏教授讲着讲着,忽然开起玩笑来,“你们外国人常常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见面都要问,吃了没？”
这个玩笑让施密茨觉得awful（糟透了）.
有整整九年,妻子没有给王明写过一封信.“因为她要省下每一分钱养活家里的所有人——其中一个闺女还送给了陌生人作养女.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施密茨解释,更重要的是,身为“坏分子”家属的王家妻小,在长乐路几乎要被扫地出门.
三年后,王明劳改期满,户口仍在德令哈,他只能继续回去劳改.再回到沪上,他已经是57岁的苍老之人,唯有申请政府撤销自己的罪名才能领到退休金.但他的请求没有通过.
在拆开那些信三个月后,施密茨带着忐忑和期许敲开了信封上的门牌号.一位女士告诉他,王雪松带着母亲去了美国.
不久,在纽约法拉盛的图书馆,施密茨见到了头发花白的王雪松.后者已过知天命之年,还在进修英语,准备考取美国的大学.施密茨没有想到,王雪松觉得父亲的一切磨难都是咎由自取.“他开的地下工厂不合法,违反规则就得受到惩罚.”
“你想要保存这些信吗？”施密茨问王雪松.
“我们家没人在意这些信.我已经知道过去那些事了.”王雪松摇摇头.
“那你的外甥、外甥女呢？他们知道吗？”
“他们可能知道,但他们对这些毫无兴趣.”王雪松接着说,“中国有句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这代人对这些刻骨铭心,但不希望这一切在后代身上重演.”
文艺青年
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看待历史,最好的办法是从熟悉的人身上获得答案.
长乐路、常熟路路口,世纪商贸广场对面,名叫Second Floor（二楼）的西餐馆远不及旁边的米兰风尚时装店打眼.拾阶而上,却别有天地.施密茨常来这里点三明治,和年轻的店主（合伙人之一）陈楷聊天.他喜欢简称后者为CK.
“一边在街上卖三明治,一边通过手机卖手风琴.除了上海,哪里还能看到靠这么奇特的销售组合谋生的人？”施密茨有过这样的感慨.
周二的夜晚,陈楷固定在复兴西路附近一个老酒吧独奏手风琴.他闭着双眼,脚踩效果器,修长的手指极为灵活地击键盘、拉开,如入无人之境.一束微光打下,那个说话时略为拘谨的男人,成了音乐里的自由之王.
“你拉的什么曲子？”下来之后,我问他.
“什么曲子？”他停顿了半秒,“都是即兴.”坐在一旁的施密茨点点头,“improvisation,他很厉害.”
四岁的时候,父母问过陈楷,想学画画还是想学小提琴.他想了想,说学画画.两位大人商量了一下,回过头来跟他说,“我们决定好了,让你学小提琴.”后来,因为跟着熟人,不用给学费,又转学了手风琴.
父亲在湖南小城的建筑公司上班,人很瘦,聪明.不是技术员,但懂得看设计和施工蓝图；玩过相机,钻研过医学,还想过当作家.“他看不上同事,也看不上家里其他人.”
陈楷渐渐觉得在一个没人听他表达的家里,没啥意思.
比“没法交流”更糟糕的是情绪化.幼年的陈楷常常在母亲身上看到家暴留下的青紫,后来这种伤口也会出现在陈楷的身上.“更多的不是肢体的伤害,而是一种冷暴力.”
施密茨说,陈楷谈到父亲时表情并非痛苦,而是夹杂着鄙视、道义和怜悯.“那不是父亲的错.年轻时他脾脏受损,脾气也彻底就坏掉了.想想他也活得挺憋屈的.”
陈楷而今释然,但11岁时,他曾走在生死的边缘.
想买安眠药,药店不卖；跳楼,太疼.那天晚上,他拿了剃须刀,耳边只听到奶奶均匀的呼吸声,和远处火车车厢撞击铁轨的声音.
“没找到静脉,光流血.”他已经不太记得当时的疼痛,只记得用手划了“巨多道口子”.
大学毕业后,他先去了广州的珠江钢琴工作.平生第一次,父亲以他为傲.一说要跳槽,父亲的不安全感立刻又滋生起来.“他们那代从来没学会游泳.但我们有了自由,而且不需要救生衣.”在陈楷的眼中,体制是限制,不会给你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施密茨对“体制”这个词的体会和普通中国人不太一样.他认为体制不仅意味着来自上级的意志、规则,也可能是父母倾注在儿女身上的过多期望和压力.
陈楷很快从广州跳到了上海,加入意大利博罗威尼——顶级的手风琴品牌.老板鼓励陈楷多学,他于是成了万事通：翻译,供应链,,做模型……最后,他已经能独立制作一部手风琴.几年工夫,他的月薪从两三千涨到两三万,过了一段用啤酒和威士忌买醉到天光的日子,最后方觉无聊虚空.
最近两年,他迷上了佛教.拉琴于他,既是爱好,也成了修行.
那晚,来听陈楷演奏的客人不多.有人玩球,有人谈天.他说自己一开始拉得也很烂,但他有胆子.不过即兴远远没有按部就班的演奏市场大,“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成型的体系,里面有庞大的利益链条.即兴你怎么定价？有人之前拉得巨溜,离开琴谱就不会了.就像很多人都不喜欢现在的生活,想去尝试其他的,但聊到最后,却又不敢.”
施密茨写过中国时下的文艺青年：“他们是中国将近五十年里,第一代有机会学习存在主义、逻辑学、电影和考古学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新思想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并从各个方面考虑,做出人生选择.他们想要过舒适而不奢华的生活,崇尚环保,希望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花店里的人生
“萝卜来啦,进来坐吧！”50岁的赵士玲从街角走到自家的花店门口,向我身边的施密茨打招呼,朗声笑着.
花店位于长乐路东段,把着街角,很容易就错过.一部电话,一个算账的计算器,一面装在墙上的镜子,一台高高挂着的电视,加上瓶瓶桶桶里探出头来的生鲜花卉,快把几平米的小店撑破了.来自山东枣庄的赵士玲在这里一待就是20年.对面那片绿意葱茏的小公园,她从没去散过一天步,更不用说逛这条路上几百家的精品店了.
多年好友“萝卜”在赵士玲身上捕捉到农村人的敏感,这让他想起30年前参加和平队支教时教过的自贡学生.但赵士玲又容易大笑,“脸上仅有的皱纹也是因为常笑才展开的.她喜欢开别人玩笑,也喜欢嘲弄自己,这是那些审慎的、对阶层敏感的上海人不具有的.”
这天下午,店里客人不多,赵士玲跟我唠了一个半小时.
就这样,她给两个儿子在老家各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大儿子孙华在上海高尔夫球场、杭州美发店都待过,现在自己在家炒股.小儿子孙威在上海当厨师,梦想有朝一日能开个水果店.当妈的这20年则一直住在店后面一个十来平米的单间.床,柜子,再没别的摆设.她却很知足：“夜里睡得踏实.”
只是,和旁边开精品店的安徽人、开修车铺的江苏老板聊起天来,大家抱怨最多的是,孩子在这里长大、读书、交朋友,却没法参加高考.
孙华在老家上到五年级,没学过一天英语.来了上海,从三年级开始读.到了初中,预备班成绩还好,但到初三,老师说,你们还是回去吧.
施密茨跟我说,在长乐路见过、写过的人物里,赵士玲是他最佩服,也最抱有希望的一个.只是发生在赵士玲身上户口和婚姻的问题,他却无能为力.“我去过枣庄参加她亲戚的婚礼.只有到了那儿你才会发现,那种大男子主义在她身上还是会有作用.”
小镇土著的漂移人生
11月底的早晨7点,长乐路上的园林工人踩着梯子把法国梧桐剪成了平头；女孩穿紧身运动衣戴着耳机在人行道上晃动胳膊；收废品的一路抖着手里的铃铛,叮铃铃,响得怪好听；环卫女工在街边整理口罩；咖啡店、烧腊和各种成衣小店陆续拉开了门帘.襄阳路口的早点铺和面馆前,顾客排起了长队；不时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大约是这条长路上动静最大的一群.
施密茨住在长乐路西段一个“乏味”的高层小区里.他说,和赵士玲一样,他们都来自小城镇,“那个炫丽的、现代的、有着摩天大楼和巨大经济体的上海,和她、和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出生在明尼苏达一个两千人的小镇,大湖就是游乐场.冬天,他和小伙伴们玩冰球、滑冰；夏天,钓鱼、裸泳、点火,拿打松鼠,啥都干.镇上父母对孩子的招数是,“Get out of the house！”半大小子们从不知管束为何物.
15岁,当建筑工的父亲违规带着他在室内铺管道.一天下来,手臂痒得钻心.父亲扔下两句话：“你要是不想像我这样干一辈子,就好好地念书.找到你真心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
大二,学西班牙语的他休学去了这门语言的母国,一待就是两年.教当地成人英语,假期再回明尼苏达,在老爸手下挣足一年的学费——这回可合法了.
这也是他之所以那么喜欢赵士玲和陈楷的原因.“他们无所畏惧.独立、自信,对世界有好奇,一切都从零开始.当然,赵士玲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和襄阳路的热闹不同,上午10点的茂名南路路口,行人脚步节制,除了鸟鸣声,周围静寂莫名.我们坐在兰心大戏院对面的人行道台阶上.施密茨的语气也缓和下来.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有很多的选择和等待,似乎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作为一个记者和作者,看起来还不清楚.不过看看这儿,这些神奇的法国梧桐.玛歌?芳婷在这里起步,尼克松在老锦江饭店签署《中美联合公报》,这些街道和梧桐永远都屹立在此.也许放慢速度、喘口气会好些,一直被催着奔跑会让人无法呼吸.停下来,向周围看看,看看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中国来说是个好的选择.”
（参考资料：《长乐路》《< 长乐路>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上海街市和生活》《驻华记者罗勃·施密茨：在上海长乐路看懂中国》,实习记者孔德淇、佘余对本文亦有贡献）
走在长乐路论文参考资料：
言而总之:上文是关于往来成古今和长乐路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走在长乐路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走在长乐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