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重写：无可穷尽的小说之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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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斌
赵月斌,作家、评论家.著有文学评论、小说、诗歌、随笔若干.主要作品有文学评论《承受与挣扎：余华小说论》《逍遥与沉迷：胡河清论》《山东新生代作家论》,小说《追念一九零九》《我是秃子》《哑巴歌手》《在深夜裸行》《沉疴》《后半夜的月偏食》等.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约翰·巴斯有一篇著名的文论,即发表于1967年的《文学的枯竭》.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巴斯提出了文学的“某些形式的耗尽,或者某些可能性的明显枯竭”的论断,进而宣布：“小说的时代已经终结”,“文学这个活儿很久之前就已经干完了”.他一边发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濒危通知,一边把贝克特和博尔赫斯树为“最好的活标本”,认为只有像他们那样“既在技术上,也在主题上,反映和处理了终极性”,“令人信服地重新发现语言和文学的技巧”,才可能获得“美学上的胜利”,“实现新的人类杰作”.
巴斯此举意在超越技术上的过时——这种“过时”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早已落伍,甚至乔伊斯、卡夫卡也已日薄西山.他并未悲观地认为枯竭的文学只能束手待毙,而是试图寻求一种“积极的艺术道德”,为小说的存活创造新的可能性.有鉴于此,巴斯认为博尔赫斯擅长的“戏仿”手法大可发扬,所以他很是推崇突破了传统小说形式和概念的所谓“模仿小说”,也即“对一部小说的故意模仿或一部模仿其他类型文献的小说”.巴斯在1972年出版的《客迈拉》便是这样一部由戏仿希腊神话和《一千零一夜》而成的“模仿小说”.“客迈拉”即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包括三个各自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巴斯对神话中人物、情节进行了大尺度的改造、重写,把古老的神话故事转化成了极具时代感的现代文本,他以推陈出新方式凸显了某种不可复制的原创性.
邹波的《漂流在中国》和林为攀的《御风》两个短篇便是以“重写”的方式生成的小说.具体说来,它们都有可资考据“母本”,作者是在前人“母本”的基础上,重新结构写出了迥异于“母本”的小说文本.《漂流在中国》脱胎于朝鲜人崔溥500多年前（1488年）所写《漂海录》.《漂海录》系以汉语文言文写成,五万余字,记载的是朝鲜文官崔溥因海难羁留中国四个多月的经历见闻.小说基本是对崔溥原文的忠实转述,只个别地方微有不同.如：原文幸存者计42人,小说里是45人.原文系崔溥以日志形式呈给朝鲜国王的咨情报告,整篇皆恭敬严整、清晰平实,既有公文之工正,亦可见叙述者之情怀.小说则是崔溥的整体回忆——他打乱了时空秩序,只是以个人思绪连缀、拼接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印象”.所以崔溥的《漂海录》是君臣之间的大叙事,它以叙述个体的低姿态反映了一种国族的自负.邹波的《漂流在中国》则是假崔溥之口完成的自我观照的小叙事,它以“却顾所来径”的心态表达了一种卑微的自尊.小说摆脱了国君这样一个预设读者,把作为叙述人的“我”彻底解放出来,因此才能够使文字更显轻盈无忌,以至可以让想法悄悄越界,甚而说出“忘记了祖国”这样出格的话来.《漂流在中国》也当属于重写经典,只是这种重写是对外国典籍（文言文）的现代汉语重写,是对崔溥的旁观者视角的主观性转换,作者邹波也便借着崔溥过了一把“漂流”瘾：他模仿着崔溥的口气写出了不像小说的小说.
《御风》来自“列子御风”的传说.即便作者不作交待,我们大体也可知道,小说的叙事资源该是取材于《列子》等古代经典.从其内容和写法看,能看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影子.因此也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在古籍的只言片语和道听途说的故事“铺陈”“敷衍”而成的.列子是带有特异功能的神秘人物,《庄子·逍遥遊》有句话：“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说法了.“御风而行”当是列子的绝世武功,小说《御风》的结点也在于此,列子本可高飞入云,甚至飞到王母那儿得到了瑶池的莲花.他想把家门前的小河变成瑶池,可是从天上移来的莲花非但没成活,反而把小河变成了臭水沟.更要命的是,当他试图飞到河救起落水的雉时,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了——列子的御风之术彻底无端消失,变成了一个狼狈、平庸的人.从能御风、可升天的大人物,重新归零成了一无所长的小人物,列子由圣入凡,才发现自己还不如胸无大志的尹生活得真实自在.作者林为攀说,这篇“游戏笔墨”意在“抒发自己心境”,我们诚然也可从列子的“去神圣化”读出一些平淡的滋味.列子能把雉的翅膀加长,让其化为鹧鸪一飞冲天,却难摆脱自身的负重,他的法力之所以消失,或许正跟他把太迷信这种能力有关.反倒不如实用的尹生,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看到了好去处便来安家落户,砍柴打猎,咏而忘形,其乐融融.神圣与平凡,也许只在一念之间.
试图解读《漂流在中国》和《御风》这样的作品或许并不明智.从个人感受来说,它们看起来只是一种尝试性重写,你只能认为作者复活了相对冷僻的叙事资源,写出了有别于当前主流话语的新东西.所有的重写文本都与它的前驱文本具有一定的关联,即专业术语所谓互文性.邹波和林为攀的小说当然会和《漂海录》《列子》形成互文关系,《漂流在中国》《御风》便不纯是孤立封闭的文本,而是留有开放的出口,可以让你溯流而上,发现更多的枝蔓或歧途.
假如对崔溥的《漂海录》一无所知,《漂流在中国》当然也不失其独立性,但是对它的阅读体验可能就大打折扣,你会觉得它不过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历史随笔,只会感觉作者不过是另辟蹊径,借着异族人抒发了一番羁旅情思.如此,《漂海录》作为潜文本的而隐含的丰富性便与小说文本全无干系.《漂流在中国》只有和《漂海录》放在一起才能体现出“重写”的魅力,否则便只是一篇自说自话的遣兴之辞.恰是因为这篇小说,我才找到《漂海录》粗略浏览了一下,也了解了一些相关背景材料.比如,当时与崔溥结识的台州人张辅作有《送朝鲜崔校理序》,可与《漂海录》相呼应,韩国120多学者和崔溥后裔曾于2002年赴浙江宁海立下了崔溥漂流事迹碑.大概这便是互文性的直接表现,要不然谁曾知道有一朝鲜人为500年前的中国留有一段非同寻常的记忆？若从文本发生学的角度,倒可以好好比对一下《漂流在中国》与《漂海录》的对应关系,对小说内容作一通文字考古,完全能做出一篇很有学问的学术论文.然而,这活儿只能交给专业的研究者去做,作为普通读者,有谁会从《漂流在中国》追究到《漂海录》？就此而言,《漂流在中国》似乎还只是《漂海录》衍生的一个副本.从总体上看,《漂流在中国》仍像是忠实于原著的白话简写版.当然它也有“千百年后,如有强敌从天津上岸,北京唾手可得”这种背离“母本”时限的溢出式表达,和原著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紧张关系,从而也给小说文本增添了颇堪追索的隐线.
相比而言《御风》与它的前驱文本就没有那么紧密的关联,如作者引述鲁迅所言,这小说不过是“取了一点因由,随意点染而成”.我们大可抛开《列子》原文,只把《御风》看作自足的小说文本,至少,小说里的列子已非典籍、传说中的列子,而是作者重新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这种重写更多了些戏谑、添加、篡改、臆造的成分,所以它与作者林为攀的关系更密切,与列子的原型却无甚相关了.阅读《御风》,尽可放下母本的拖累,专去审视这一小说文本.当然,拿《御风》去比对《列子》《庄子》,定能发现些许蛛丝马迹,却未必找得到完全吻合之处,这种重写多半不是演练学问,而是要靠作者的想象力进行颠覆性的重构.林为攀的重写策略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御风》只是写了列子的一个侧面,却足以自圆其说,读者亦可会心一笑,不必死抠它的来历出处.尽管《御风》总体上仍属于伶俐机巧的小制作,但它已摆脱了经典文本的钳制,推开了自行其道的窄门.
这让我想到我们的很多先锋小说家也曾写过非常出彩的“模仿小说”,比如余华的《鲜血梅花》,便是重写武侠小说,余华抓住了武侠小说的精髓,以戏仿的方式过了一把武侠瘾.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则是模仿模棱两可的正史、野史,以删繁就简高度浓缩的方式重写了一部帝王史,算是较早的驾空小说.他的另一部长篇《碧奴》则是全球“重述神话”写作计划的产物.莫言也说过,他曾借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只可惜这个小说遭到退稿,被莫言投进炉膛生火了,要不然莫言的《沙家浜》应该是堪比《白雪公主》的“后现代小说”了.王小波的“模仿小说”绝不亚于巴斯的《客迈拉》,不亚于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从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看,王小波甚至更胜一筹.《青铜时代》三部曲即是对唐传奇的重写,其中的《万寿寺》不只戏仿了唐人杨巨元的《红线传》,还戏仿了的法国人莫迪阿诺的《暗店街》,小说的叙事视角变幻不定,有时是“我”自己,有时是薛嵩,有时又是红线、表弟,同时又有现代和古代、北京和长安之间的来往切换,其叙事技术游刃有余,小说的乐趣和诗意情怀若隐若现,充分展现了重写的智慧.
回头再看《漂流在中国》《御风》,它们虽不及苏童、王小波那般驾轻就熟,却也不落俗套,有别于某些平庸讨巧的媚俗文本,抵及了精神叙事的层面.对其作者来说,他们已经找到蓄势待发的酵母,假如还有机会让它继续发酵,说不定能写出更加令人叹服的重量级作品.即以《漂流在中国》而论,若在平直的叙述中拼贴《漂海录》《送朝鲜崔校理序》及相关史志内容,或可能大大丰富小说的精神维度.假如这篇小说是以崔溥的后人口吻重述,或可以增强小说的历史纵深感.若是作者（叙述人）重走一遍崔溥当年的漂流路线,并与500年前的漂流故事相互杂糅,也许这个小说是会更有意思.
“写,就是再写.”“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这些说法足以让“重写”理直气壮.每个写作者都不过是在各种前驱文本的影响下进行着不同程度的重写,但是重写又意味着要经历破旧和立新的双重冒险,只有跨越种种清规戒律,放弃种种世俗的诱惑,才可能像身怀绝技的独行侠,在小说的秘境中偷天换日,习练出别具风骨的小说文本.《漂泊在中国》和《御风》显已迈出了值得期待的一大步,站在这个台阶上,更可以放开手脚,向着更具挑战性的文学标高靠近.
而今,后现代早已老矣,约翰·巴斯、巴塞尔姆皆已过时,苏童、余华们或已无力回天,现代小说无时不面临终结.然而,先锋不死,先锋精神才是小说的灵魂.真正的先锋未必是跑得最快的人,倒可能是一些负重断后的人,他们既是终结者,又是创立者,他们通过自我蜕变获得新生.重写小说,也是重写自己,当你拥有无量的酵母,便拥有了无穷的可能.
责任编辑：陈鹏 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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