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3500万家政工：撑起别人家的人能否撑得起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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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0双手与日常所见没有什么不同.有的手刚刚包完饺子,沾着面粉；有的手攥着一块抹布,擦拭着一个花瓶.有的大手轻轻托着一只粉嫩的婴儿的手；有的皮肤细腻的手被苍老的手紧紧握着.有的手骨节粗大,那是一双饱经冷水和清洁液浸泡的手.
这些手属于中国30 0 0多万家政从业者的一部分.这些手也隐没在城市的千家万户里,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朴的工作——照料家庭.
“百手撑家”画展背后的家政工
不久前,它们被定格成影像,“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映画廊展映.这项影像计划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牵头,主任梅若和摄影师黄喜悦共同发起.她们辗转北京、天津、西安、济南和上海,拍摄下几千张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照片.
该中心主任梅若认为,这些手的背后是一群人的故事.这个群体不常被人关注,“她们是不断被别人书写和塑造的女性形象”.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宣传海报上,一双交握的手占据了整个画面.一只手是老人的手,皮肤松弛,褶皱密布,突起的筋络像纠缠的枯藤；另一只是年轻的手,被老迈的手紧紧握住.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心形.
这是摄影师莫力在山东济南拍摄时捕捉到的一个画面.苍老的手属于一位80岁的老太太,年轻时是电台播音员,她爱美,只许别人叫她“于小姐”.她的儿子和孙子都在日本定居,老伴也去世好几年了,她一人孤零零在家.
年轻些的手属于照顾她的胡志玉,50多岁,烫着卷发.她每天都准时出现在“于小姐”家,为她梳头、做饭,陪她说话.
这样的陪伴持续了8年.每天和胡志玉见面,成了老太太强烈的寄托.老人住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起来的筒子楼里,楼梯黑洞洞的,家里也堆满了东西,侧了身才能走动.
“家庭照料服务,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很多家庭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中国的家政工缺口非常大.”梅若说.根据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3年家政服务从业人数是1800万,2014年攀升到2034万.
但在过去,这样一群人还没有被赋予“家政工”这么一个正式的称谓,更多的是用“女佣”“保姆”这样的词来称呼.
20年前,苗彩丽28岁,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就离开山西潞城的家,来北京找工作.苗彩丽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医院里“抱小孩的”.“抱小孩的”这个称呼在当时并不意味着尊重.在医院中,她只能站在走廊上任人召唤.但她脑子灵活,跟着护士学习催奶、按摩等技术,一学就会.
她记得,那时候城市里还不流行请月嫂在家看护婴儿,都是在医院请3天工,她勤快,最忙碌时一年下来可以照看20 0多个孩子.
最艰难时,没有地方住,她就睡在医院过道边的躺椅上.想孩子时,她夜里偷偷地哭,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女儿才能来北京和她相聚.但她认为自己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因为“不出来,就赚不到钱”.
千万人的公共空间在哪里
梅若说：“因为历史文化的偏见,家政工在整个社会里是比较低下的、不被尊重的职业.”
在家政行业做了20多年,陈恩华从“小陈”变成了“陈姐”“陈阿姨”.也带来了二姐陈述琼、侄女陈会蓉.三人都属猴,分别相差12岁.
当莫力去拍摄时,她吃了一惊.她们合租的东北五环东辛店村一间平房,由厕所改造而成,在一所废弃的幼儿园里,楼上楼下塞进了20多户人家,晒起衣服都是互相遮挡.
陈恩华对这处房子颇为满意,除了“曾经是厕所,听起来不好”外,这里一个月只需1500元的房租.
在展映时,莫力把这个信息写进了图片说明中,让陈会蓉有些难为情.她不喜欢“幼儿园厕所改造的房子”这个描述,觉得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她刚来北京时,不敢和老家的同学说自己的工作,只是泛泛地说“在北京打工”.她感觉“家政工”这个职业,没有“在工厂打工”来得体面.
梅若在走访中发现,有的大姐租住在地下室,一年四季湿气重,中午晒过的被子,到晚上回家时已经湿答答、潮得很.
有的大姐暂时没找到下一户工作时,只好住在家政公司,简单的一个铺盖凑合着,每晚10元钱,人多的时候,下脚都困难.
有人向梅若诉苦,即使找到活,每逢放假,也无地可去.2014年,梅若和几个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和一间小车库,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间.
许多大姐在这里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参加摄影、计算机和英语课.尽管英语“教材”里标注都是用汉字发音,但梅若发现她们都学得很起劲.
劳动法怎样保护她们
当57岁的何明英看到自己的照片展出时,开玩笑地说：“年轻时候有两条大辫子都没留下一张照片,现在竟然还有摄影师专门为我拍照哩.”尽管照片里的她皱纹横生,双眼透露着愁苦.
10年前,47岁的何明英为了帮丈夫还债,从内蒙古赤峰来北京时,大街小巷唱着“北京欢迎你”.10年后,她这个年龄在家政服务行业越来越不吃香,赶不上快速发展的时代潮流.
为了省钱,她和丈夫在南六环外的一户农民家租了一间平房.但只能做钟点工的她,每次分到的工作不是在东北四环外,就是在北五环外的天通苑,跨越大半个北京是她的生活常态.
为了赶上地铁首班车,她每天5点天不亮就出门,坐20分钟公交车到4号线最南端的起点站,换乘两趟地铁.早年落下的风湿,让她爬楼梯时总觉得腿脚疼痛.
最让她焦虑的是自己的一双手,五个手指骨节肿大,弯曲困难.手背的皮肤裂纹密布,看起来如纸般易碎,皮下暗黑色的血管清晰可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干旱的泥巴地”.
最早的伤痕是在2013年前后留下的.她被家政公司安排去照顾老人,老人有糖尿病,晚上会尿床,味道刺鼻.第一天进门,老人的女儿领着她到一个浸泡着被子的浴缸前,缸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84消毒液的味道.打扮入时的女主人告诉她,“你把这些都洗了”.
何明英不想光着手洗,对方平静地说“没关系的,以前的阿姨都这样洗的.”她把手浸到水里,顿时一双手“烧得慌”.拿出来一搓,一层皮都差不多蜕下来.
手实在痛痒难耐的时候,她才去看医生.医生建议她做小针刀,她算了算,前前后后花的钱,要比她在那户人家3个月赚的钱都多,还是没舍得,就买些简单的药膏抹抹.医生劝她休息,她开着玩笑对医生说：“那得抹脖子了.”她没有和雇主签过合同,也没有在家政公司交过保险,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
“家政工因雇主的家庭属性而无法应用《劳动合同法》.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的合同关系,家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佟新说.
2017年10月,一名大姐因为工作摔断了腿.她本来在一户人家做育儿嫂,当经过一块刚拖过的瓷砖地时,不小心滑了一跤,手上托着的婴儿没事,但自己当场大腿骨折.
大姐受了伤后,不仅工作丢了,医药费也没法报销.调解下,雇主家最后承担了一部分,但大姐要支付的医药费占了大头.最后,这位大姐在冬天离开了北京,回老家养伤.
所有展出的照片,梅若都印了两份,一份展览,一份镶上相框,送到这些大姐手上留作纪念.梅若计划拍摄更多的手,把这些照片带去更多的城市展出,被更多的人看见.“看见她们在疏离的城市里孤独苦闷、互相取暖的强烈渴望,也看见她们在争取体面劳动、摆脱性别困境的奋力挣扎,而这正是整个中国社会城乡流动变迁的历史缩影,连接着城市与乡村跨度20年的劳动妇女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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