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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周恩来与南开中学
南开学校于1904年由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周恩来1913年至1917年在这里上学.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天津南开学校被炸毁,于是中学部迁至重庆.周恩来曾多次来到这里,推动了南开中学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1939年,周恩来同志应邀来到南开中学给学校师生作报告,他很风趣地讲道：“几年以前,要是我站在这儿,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发一笔财——那时候抓住了我,就可以得到几十万元的奖赏！”大家哄堂大笑却不由联想到中国革命这条无数人流血牺牲的道路.周恩来接着说：“但是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畅谈国事,这说明形势变了,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他流畅的语言和严谨的逻辑,触动着听众的心弦.
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这时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了南开中学,并指出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正在分裂国共合作,散布投降空气.他坚定地说：“投降、分裂和倒退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和世界形势不容许中国不团结、不进步、不抗日.只要我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克服投降危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1944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次战役里土崩瓦解.他们为了补充兵源,以抗日为幌子鼓吹青年从军.周恩来针对这一形势,亲自来到南开中学,揭穿了欺骗青年学生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因此,南开中学师生避免了受骗上当去从军充当炮灰.
抗战时期,周恩来多次来到学校,给全校师生们以热情的教育和鼓励,指出正确的方向,推动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抗日建国的伟大斗争中去,成效昭然.（摘自《中华魂》,胡平原/文）
一条见证战友情深的毛毯
徐绪奎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他跟同样来自湖北的虎将王必成将军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他们一起参加长征,参加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起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后又一起分配到新四军东进抗日.
1940年8月,时任新四军9团团长的徐绪奎奉命率军攻打长江北岸的日伪据点,最终部队拔除了据点,并粉碎了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战斗中,他缴获了日军一条毛毯.他十分珍惜这条毛毯,因为它是我军东进抗日的见证.
同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纠集部队向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进攻,徐绪奎奉命带团反击,最终我军一举摧毁了敌军.然而就在组织部队消灭残敌时,一颗流弹打进了徐绪奎的胸膛……
王必成接到徐绪奎牺牲的报告后,悲痛地赶到营溪,向这位身经百战的年仅23岁的年轻团长遗体作告别.黄桥决战胜利后,徐绪奎的警卫员把这条毛毯交给了王必成,王必成一直将这条毛毯带在身边.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毯渐渐褪色,上面的毛也脱落殆尽.王必成说：“自从它来到我身边,风风雨雨,南征北战,已三次横渡长江.从战争到胜利,从乡村到城市,我一直盖着它.有人提出要我换条新的,我没有答应.我盖着它就想起徐绪奎,想起和我们一起战斗而光荣牺牲了的同志.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啊！”
这条毛毯王将军用了半个多世纪,滚边已经由将军夫人陈瑛女士换了两次,也补上了补丁.1989年,将军去世后,陈瑛女士将这条毛毯亲手赠送给了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钱春霞、吴斌/ 文）
“红色壮士”胡幼松
尽管牺牲近90年了,以胡幼松为原型的大型现代花鼓戏《红色壮士》仍在他的家乡江汉平原上演.
胡幼松,湖北沔阳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1924年,胡幼松加入中国.1927年,他被党组织选派到武昌农动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里,他听了、恽代英等讲授的《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受到极大的教育.
1927年中秋之夜,胡幼松带领赤卫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沔南戴家场,接着又参加了沔城和贺龙统一指挥的荆江两岸年关.中,火烧反动派的县政府,砸开牢门,营救出被捕的党的鄂中特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及革命群众数十人,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随后,胡幼松指挥游击队利用河湖港汊,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胡幼松率领游击队参加谢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因叛徒告密,遭反动民团包围突袭,落入敌手.敌人对他酷刑拷打,逼迫他退出,供出党组织活动情况及员名单,胡幼松严词拒绝.
4月26日,敌人搬来铡刀以死威逼.胡幼松面对铡刀,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要铡就铡吧！员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胡幼松高呼“中国万岁”“革命一定成功”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2岁.（摘自《人民日报》,罗鑫/ 文）
《布尔塞维克》的故事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是一幢新式里弄住宅,如今已成为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大革命失败之后,机关刊物《向导》停刊.后党决定在上海重新出版刊物,定名《布尔塞维克》,委员都有参加编辑和投稿的义务.
《布尔塞维克》创刊之际,正值宁汉之争、军阀混战之期,而每次混战双方都争着宣布对方是反革命,自己是“为了革命,为了工农”.对此,瞿秋白为《布尔塞维克》创刊号撰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军阀战争的实质,指出当时的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无论哪一方取胜,其结果只能是加重对于工农的剥削和压迫.
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人和工农群众则实行极端残忍的屠杀政策.对此,《布尔塞维克》发表了系列文章,愤怒声讨的法西斯罪行,揭露国民党依靠白色恐怖来维持统治的伎俩.此外,它还专门开辟了“我们的死者”专栏介绍并缅怀革命烈士们,以激励后人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及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布尔塞维克》也予以充分肯定.它称赞井冈山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
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艰难环境下,《布尔塞维克》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和的许多重要决议、指示,宣传了一系列正确理论,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它还保存了党的大量历史文献,记录了党领导人民在实际斗争中的革命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钟宪章/文）
“红梅图”画如其人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着一幅题名为《且向百花头上开》的红梅图.画面上,一块顽石突立,把一旁的梅树枝条挤压得低垂着头,而在那低垂着的枝条上,一朵朵红梅正在顽强地盛开着.这红梅像极了此画的作者——郭凤韶.
郭凤韶,1911年生于浙江,父亲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家庭熏陶下,她从小就反对封建迷信和礼教,怀有拯救祖国和民族的雄心壮志.
1930年,她成为中国党员,不久又担任南京市委地下交通员,经常只身传递情报和文件.同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三惨案”.在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南京的爱国学生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暴政的游行.郭凤韶负责组织全市学生进行活动,她四处奔走宣传,与反动军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学生的革命行动,使反动当局恨之入骨.同年4月8日,郭凤韶所在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郭凤韶秘密转移到无锡,以教书为掩护继续革命工作.同年9月,她返回南京,准备参加营救被捕的同志的行动,不幸被特务逮捕.
在狱中,郭凤韶受尽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她始终守口如瓶.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怒斥敌人：“你们想用逮捕、屠杀的办法消灭,是不可能的！”9月26日,郭凤韶在南京英勇就义,年仅19岁.（摘自《人民日报》,唐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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