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红色旅游区域利益共生空间格局与其形成机制基于行动者网络(ANT)的分析视角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红色旅游区域利益共生空间格局与其形成机制基于行动者网络(ANT)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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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益共生是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的基础问题.基于区域行动者网络一空间响应的分析链条,考察行动者网络在空间上的影射,以长株潭为例,通过勾画其红色旅游利益空间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结果得出：(1)整体呈现出资源优势区与资源优良区互动共生、资源潜力边缘化、资源劣势区孤立的区域利益共生空间格局,各子区域利益共生空间分异明显.(2)资源品级及融合发展能力,科层制治理与路径依赖,旅游需求与资本逐利是利益共生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作用机制.(3)通过充实区域红色旅游生态位、示范带动与空间融合、加大老区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创新机制体制与增强发展活力等路径,优化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格局.

【关键词】红色旅游；共生利益；行动者网络；空间格局

【作者简介】谭华云,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广西经贸职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外语系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21；许春晓,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6)11- 0068 -06

一、引言

融合发展是红色旅游发展进程中的创新路径．推动区域旅游要素共生和空间整合,形成主题鲜明的国家红色旅游区.政治因素、市场机制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嵌入到旅游地空间,形成一种典型的多元主体构成的区域性利益空间.解析空间利益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对区域红色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区域红色旅游研究从区域尺度合作的宏观定性研究,逐渐转向对量化研究的重视,采用梯度指数模型测度红色旅游产业梯度,构建空间网络.在对区域宏观空间发展格局构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循环经济和共生理论,揭示红色旅游区共生发展空间特征及机理.城市间存在着旅游经济利益的“互惠互利”．区域合作的本质是经济社会资本的增值,各空间单元自我利益与区域共生利益交织形成空间关系网路,共生利益及其分配是区域合作实践中最本质的动力和最敏感的问题.红色旅游区域合作中多元主体的利益行动及其影响必然投射于空间,利益空间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其调控等问题值得理论探索.长株潭地区是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发展区域,本文就以该区域为例进行分析与研究.

二、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地区是红色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域内红色旅游源起于建国之初韶山外事和政治接待,发展成瞻仰型旅游和“”时期的圣地旅游.21世纪以来,公益化运行的红色旅游与多类旅游资源形成多态共生,融合发展势头强劲.首个国家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标志着长株潭红色旅游走向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具有典型案例价值.

基于可比性原则,本文采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景区)标准和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来衡量红色旅游本体资源质量（详见表1）,对长株潭区域红色旅游进行空间类型划分：拥有5红色景区且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红色资源优势区（长沙市区、宁乡县、韶山市）；拥有4红色景区且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红色资源优良区（浏阳市、长沙县、湘潭县、湘乡市）；拥有3A红色景区且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红色资源潜力区（炎陵县、醴陵市）；红色资源品级低的红色资源劣势区（湘潭市区、茶陵县、攸县、株洲县、株洲市区）.

(二)研究方法

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theory,ANT)密切关注行动者与行动的联结过程,行动者、转译和网络是其核心概念.ANT将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视为广义对称平等的行动者,消解了人文和自然因素在空间上的对立性.行动者持续转换其问题、兴趣与认同的“转译”过程即网络连接方法,需要共同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以形成共识并满足各行动者的利益,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是转译分析的四个关键环节,关键环节会交织重叠.转译与权力机制关联．行动者的行为具有程度不一的整合力量,行动者网络中各空间单元的角色功能与价值地位以彼此利益互动关系强度和权力来确定.ANT空间具有拓扑、动态、异质和相互依存的特点,是揭示空间网络形成过程和内部利益关系的可行的研究路径,适用于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格局与形成机理的解释.

ANT理论视阈下,影响红色旅游发展的行动者包括属于红色旅游空间单元的政府、市场、社区、游客等4类集体人类行动者及资源、环境、政策、资本等非人类行动者,行动者在行动联系中建构起空间利益网络.剖析区域红色旅游行动者网络,考察行动者网络在空间上的影射是本文的落脚点.（详见图1研究数据和资料采集来源于2015年4月和2015年10月先后对长沙市区、湘潭市区、韶山市、炎陵县进行的实地调研和后续访谈.）

三、区域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网

(一)行动者构成

政府、旅游经营者、社区、新闻媒体、社会组织、资源、环境、政策、资本、规划共同影响利益空间格局.行动者可抽象归类为：政治行动者（各级政府、政策、财政投入、规划）、市场行动者（旅游经营者、社会资本、旅游者）、社会行动者（社区、新闻媒体、社会组织）、资源行动者（旅游资源、土地）等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元素的四类行动者.红色旅游是一项兼具旅游产业特点的事业,其性质决定了政治行动者在区域红色旅游发展中的核心行动者地位.行动者在红色旅游场域中遇到的问题（障碍）聚集于必经之点(OPP)（详见图2）,OPP帮助行动者形成共识,在解决问题和排除障碍中获取发展与利益.

(二)行动者转译

1．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

通过问题呈现来汇聚各类行动者的问题.政府是红色旅游区域四类空间单元的利益表达与实现的代言人,在问题呈现中起到关键作用.关键行动者重点考量区域红色旅游发展历程和利益关系.如湘潭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借助韶山红色资源优势,借力政策和智库力量,成功申报国家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与全国红色旅游国际合作创建区.找准各行动者利益诉求与目标的联结,提出以大韶山融合发展示范带动长株潭红色旅游,实现区域利益共生蓝图.运用行政资源的权力与关系,策略诱导所有行动者认同和接受其建构的蓝图,形成利益联盟的必经之点(OPP).利益赋予是行动者间的利益协调和制衡机制：OPP符合核心行动者的政治行动者的利益,能调动市场行动者的红色,缓解环境行动者资源保护和土地利用的问题,也能满足社会行动者老区发展和民生需求.

2．征兆与动员

行动者联系着所在区域空间单元利益,必然在征兆和动员的“转译”核心环节中,确立其地位与作用.在关键行动者核心征召带动下,行动者间采取多元的征兆与被征兆方式,征兆的类别与表现形式主要分为行政征兆、市场征兆、资源征兆和社会征兆.行政征兆表现为关键行动者上行可向争取行政资源与财政支持,下行可利用规划、行政区划调整、扶持红色旅游特色县等行政资源和手段引导下辖政府、旅游经营者和社区经营和参与红色旅游.市场征兆方面,红色旅游是共产主义遗产旅游的创新形式,主导机关单位市场,激发市场需求.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带来生机.资源征兆的核心在于红色文化遗产维系着政治情感,红色文化遗产价值高（如伟人符号）的空间单元自然能征兆高层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社区文化与社区精英也会对外形成征兆,社区能人涌现,吸纳城市智慧,推动红色景区——社区共建.动员环节,关键行动者上升为整个利益共生空间网络的代言人,以政策和权力机制为支撑,主导利益共生空间格局即过程,更多的行动者在征兆与被征兆的过程中并人行动者网络.

3．行动者网络

征召和动员线路用单向箭头虚线表示,关键行动者的征召和动员能最大化覆盖和影响行动者网络.主要转译下嵌套着次一级的转译,征兆与动员存在双向互动,征兆与动员过程中契合的联结关系维系着网络的稳定,抵触的联结关系称为“异议”,用双向箭头虚线表示.利益交织的转译过程,建构出区域利益共生网络,行动者与行动的强弱联系,程度不均地影射在区域空间,勾画出联系繁密程度分异的子区域空间,资源优势区与资源优良区聚集了大量的行动者资源及其行动,而资源潜力区与资源劣势区则成为部分行动者不愿或无力顾及的区域空间（详见图3）.

四、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

(一)区域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格局

行动者的强弱联系与利益交织的转译过程,影射在区域空间,形成“点线链面网”等不同层级的利益共生空间群落.区域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的区域整体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二是中观的四类资源空间单元各自的红色旅游利益空间.

1．长株潭区域整体利益共生空间

宏观层面,韶山与岳麓山橘子洲为双核的资源优势区与资源优良区互动,潜力区边缘化与劣势区孤立的利益共生空间格局,构建出“链一面一网层级利益空间群落”.优势资源区坐拥伟人故里韶山和伟人成长足迹的资源,岳麓山橘子洲景区资源复合共生,兼具区位优势,公益化运行,推进景区周边休闲消费,景区与周边产业融合发展.长沙一韶山红色旅游专列等交通因素进一步强化了长沙市区和韶山的旅游经济联系.以韶山与岳麓山橘子洲为双核,与花明楼景区共组织经典线路,串联起彭德怀故居、雷锋纪念馆、杨开慧纪念馆、故居、谭嗣同故居及秋收起义旧址等红色旅游资源.红色元素与长沙世界之窗、省博物馆、浏阳大围山等资源及线路组合,资源优势区带动资源优良区的空间融合共生态势强劲,形成高关联度的红色旅游经济联系带.资源潜力区的“工农运动热土”资源零散分布在革命老区县域及乡镇,属于大井冈山的边缘地,处于“一方面受制于行政区经济,与江西红色旅游合作停留于口号,另一方面又被伟人故里旅游主题遮蔽”的两难境地.资源劣势区的茶陵和攸县以及株洲县和株洲市区的红色旅游景点孤立,红色经济发展式微,处于边缘化和孤立发展状态.

2．子区域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

资源优势区的核心景区与周边社区及中心城镇利益共生,行动者形成紧密利益联系,全域发展中旅游要素在空间层面扩散,利益共生空间呈现出“面一网层级利益空间群落”态势.韶山核心空间单元、核心景区内的居民、景区周边、景区边缘区域形成了利益递减的空间分布带.资源良好区依附于资源优势区,内部尚未形成红色资源与产业的利益共生空间网络,其利益共生空间处于“线一链层级利益空间群落”.资源潜力区和劣势区的红色旅游景点所得财政专项资金目前只能支持红色场馆建设,红色旅游场馆未形成旅游消费节点.与其他旅游利益联系疏松,呈现出场馆高端化、周围环境杂乱化的不和谐场景,红色旅游景区（点）孤立,利益共生效力低,内部利益共生空间呈现出“点”层级和“线”层级利益空间群落的特点.

(二)区域红色旅游利益共生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

1．资源品级与融合发展能力

区域旅游利益共生的基础是共生资源,长株潭红色旅游区域四类空间单元区域的资源禀赋及分布差异较大,利益共生空间格局资源导向特征明显.长株潭冠以伟人红三角、红太阳旅游主题,资源优势区、优良区所在地的湘潭和长沙红色经济互动共生,对资源潜力区所在的株洲革命老区炎陵及劣势区的茶陵等地工农红军热土旅游资源产生遮蔽.红色旅游空间商品化是一个渐进化过程,政治、市场和社会行动者对资源价值的掌握和融合发展策略的能力影响到区域红色旅游结构,并导致利益收益差距,影响利益共生效度.

2．科层制治理与路径依赖

政府主导的科层制治理模式,是中国红色旅游治理的根本特征.红色资本与政治权力对区域红色旅游发展、利益分配加以规制.伟人故里历来是高层政府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的焦点区域,政策和重大项目形成外生增量资源,对长株潭红色旅游产生溢出价值.关键行动者追求政治利益导向的综合利益最大化,基于路径依赖效应,将红色资本和资源配置在经济优势明显的长沙市区和红色资源突出的韶山.革命老区被边缘化,红色旅游扶贫难以落地.地方权力机制和路径依赖效应将政策和投入的溢出价值非均质化消化,加剧区域红色旅游的“马太效应”.

3．旅游需求与资本逐利

区域红色旅游发展由政府和市场双系统推动,旅游者获取红色旅游消费机会和消费力同样来自政府和市场.政府驱动的政治导向的旅游者愿意花时间主动接受红色教育,红色涉人和体验更全面.市场驱动的体验导向的旅游者往往趋向于等级高、质量好的红色旅游景点,对瞻仰型旅游涉人浅尝辄止.利益共生空间的大小取决于红色旅游与地方产业价值链之间的协作广度与深度.市场资本主要投向旅游基础好、市场效益好的资源优势区的实景演出、红色交通和红色旅游线路等产业领域,红色旅游潜力区和劣势区的红色旅游景区点无缘社会资本投入,发展举步维艰.

五、政策启示与讨论

(一)政策启示

1．充实区域红色旅游生态位

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景区的同质化程度较高,景区竞争激烈,必然要充分思量旅游者的出游意愿和资本需求,减少生态位重叠,拓展区域生态位.鉴于资源劣势区所在的红色旅游主题与长株潭整体红色旅游主题不契合的客观劣势,必须重视区域内部网络连接力量,增强旅游线路吸引力,探索实践红色与绿色旅游、文物古迹旅游、工业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促进旅游业态融合与创新,提升共生潜力,拓宽区域利益共生空间.

2．示范带动与空间融合

长株潭红色旅游区域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这就要求各区域单元之间能够更加开放地融合资源,扎实推进大韶山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兴的红色旅游需求与资本逐利的逻辑事实下,优先从易融合的资源优良区渐进到资源潜力区展开空间合作,培育利益共生机制,形成认知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巩固利益共生空间网络,再逐步扩大合作领域,推进红色旅游资源、产业、业态、空间全方位融合.

3．加大革命老区政策与财政支持

红色事业与融合发展的产业化是两个层面的逻辑理性,革命老区红色事业和红色产业是有现实冲突的.革命老区炎陵和茶陵红色旅游处于依附迷失的尴尬境地,以红色旅游融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易实现.红色旅游利益空间演进中,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加大对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财政转移支付和精准扶贫开发力度,避免红色旅游消费者利益遮蔽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的现象.

4．创新机制体制,增强发展活力

红色旅游景区大多数都是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岳麓山三权分立的先锋探索有助于解决机制不活、动力不足等问题.建议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出面协调韶山管理局与湘潭市、韶山市的关系,在湘潭市成立湘潭（韶山）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将韶山管理局提升为长株潭红色旅游办公室,汇聚与整合资源、权力和利益,实现资源最优化利用与共生利益最大化及空间利益联系紧密化的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格局.

(二)讨论

以长株潭为案例区域,以利益共生为主线,从参与者视角微观动态的跟踪四类空间单元间的行动者及其行动联结,系统、直观地展现政治、市场、社会和资源等四大类行动者要素围绕大韶山融合发展示范带动长株潭红色旅游发展、实现区域利益共生(OPP)的目标,在空间单元间展开行动联结,建构m韶山与岳麓山橘子洲为双核的资源优势区与资源优良区互动共生、资源潜力边缘化、资源劣势区孤立的区域利益共生空间格局,说明红色旅游地空间融合的发展过程中,会体现出一种共生性的空间边界特征.

资源分布及融合发展能力,科层制治理与路径依赖,旅游需求与资本逐利等三大主要作用机制下各子区域内部利益共生空间分异明显.多元利益行动者及其复杂行动中的商业逻辑与政治逻辑塑造了利益共生空间,利益共生空间的优化重构同样是一个隐喻了特定的操作逻辑的持续互动的过程.通过充实区域红色旅游生态位、示范带动与空间融合、加大老区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创新机制体制与增强发展活力等路径,促进红色旅游利益效度的发挥和优化利益共生空间格局.

【参考文献】

【1】杨洪,邹家红,朱湖英湖南省红色旅游优化升级研究【J】经济地理,2010( 12)

【2】文连阳,许春晓我国红色旅游产业梯度与空间结构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3】陈雄根湖南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J】经济地理,2007(6)

【4】王晖,邹冬生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红色旅游联动发展模式探析——以湖南长株潭地区为倒【J】学术论坛,2012 (12)

【5】龙凌长株潭城市群红色旅游最优化共生发展研究【J】财务与金融,2013 (1)

【6】许春晓,黎巧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J】旅游科学,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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