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地名更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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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1951年政务院发文要求清理更名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更改,却很值得商榷.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因推广汉字简化更名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较为典型者,如“瑗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瑗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瑗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混乱.如“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鬱林”更名为“玉林”（“鬱江” “鬱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 “郁南”,独独“鬱林”更名为“玉林”）……
“”时“路名大革命”
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
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的起源地,改为‘区’……”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
北京不是个案,各地都出现了“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以“发展经济”为动机的更名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1980年代末开始.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年)或许可以算作成功者之一.
然而,大多数地名的更改,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
任何一个地名的更改都会产生巨大成本.2010年“襄樊”更名为“襄阳”,即有学者预估“修改各种地图、公章、、招牌等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至于民众要承受多少成本,则还未考虑在内.
（摘自《百姓生活》）□
更改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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