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拍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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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翰祥正在大陆拍片！”这条从北京传出的电讯像原子核聚变般地震撼着中外影坛.1982年9月1日,香港《东方日报》在影剧版上,以通栏标题,证实了这条传闻已久的消息.顿时,港台轰动,议论纷纷,一下子成了电影界的头条新闻.
探亲访友,畅饮故乡情
1978年10月底,我在上海锦江饭店遇见阔别已久的李翰祥.香港一别,竟在上海相会,彼此都是喜出望外,两个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李翰祥告诉我,他有冠心病,三年前发过一次,险些被阎王爷叫走.为了根治此症,过几天就到美国洛杉矶去动心脏开刀手术.他表示,这次手术,成败不知,生死未卜,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若不及早回乡一游,亲眼看看大陆的变化,将会死不瞑目……就是这个缘故,李翰祥在朋友们的巧妙安排下,进行了这次“秘密的旅游”.
李翰祥津津有味地说,他在京沪两地,主要是拜望师友,探访亲朋,会晤电影界的同行.他参观了北京电影厂、上海电影厂,见到许多影坛的老前辈、旧相识和新朋友.在与各界朋友交谈时,常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盛赞李翰祥执导的《倾国倾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在香港片场搭出北京紫禁城的布景,拍出一流水平的清宫片,真是很了不起.”
李翰祥听了十分诧异,为什么所到之处,大谈他的《倾国倾城》？原来事有凑巧,就在不久前,北京、上海刚刚在内部放映过这部影片,给大家留下十分深刻的良好印象.对于朋友们的夸奖,李翰祥总认为盛誉之下,其实难副.
通过这次探亲访友,李翰祥觉得,从到民间,对他都很友好,都很热诚.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敦促下,李翰祥发觉自己回来拍片,并非不可能的事！李翰祥告诉我,他与邵氏的合同只剩下两部片子.为了不受束缚,早已下定决心,不与邵氏续约.李翰祥说,动心脏手术,调换心脏血管,在生理上等于“除旧更新”,如果这次手术成功,效果良好,上帝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就誓要在艺术上也来个“除旧更新”,抖擞精神,勤奋不息,作出一番新的事业！
远洋电话,宏图欲大展
1979年1月某日,李翰祥从洛杉矶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心脏手术已完成,情况良好.在休养期间,他不甘寂寞,已与美国某制片家及著名演员交谈了在沪议论的拍片设想；嘱我速找上海电影厂接洽,并且约定第二天下午三时再挂电话到上影厂,听候回音.
我和上影厂副厂长齐闻韶是老相识,放下电话,立即直奔老齐家中,转达了李翰祥电话所讲的意思.上影厂厂长徐桑楚的家与老齐同楼同层,面对面,我与徐也不陌生,老齐就把老徐约来,举行了紧急的非正式的三人碰头会.徐、齐异口同声地表示：“欢迎李翰祥先生回来拍片,更欢迎与上影厂合作.不过,上影厂做不了主,要向上级报告,要听取指示.”我对徐、齐两位厂长说：“明天下午三点钟,李翰祥电话挂到上影厂,希望得到回音.”老齐不加思索地就作出了答复：“不可能——那是美国速度！”老徐则婉转地说：“明天,向上海电影局和市里汇报,我们积极办就是了.”
事有凑巧,第二天,新华社颁布了北京欢迎台湾电影界回来拍片的讲话.这对我而言,鼓舞极大,打消了我的疑虑,增强了促成此事的信心.这一天下午,我提前来到上影厂厂长室.老齐笑着对我说：“李翰祥一个电话,忙得我跑东跑西,把这两条老腿都跑痛了！”我向老齐道声辛苦之后,连忙追问回音怎么样？老齐说：“别急,先坐下来,等一会儿,会有消息的.”
我遵命坐下.屁股下面明明是柔软的沙发,却如坐针毡！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响了,老齐拿起听筒,全神贯注地听着.坐在旁边的我,听到的只是老齐“好,好,好……是,是,是”连连应诺之声,不过,从其脸上看得出带有喜色.
老齐放下电话,喜滋滋地告诉我：“上海市很欢迎,赞成上影厂与李翰祥先生合作.”
“今天新华社的北京消息大概起了作用？”我兴奋地插了一句.
“对,有关系,很有关系.”老齐毫不掩饰地同意这个看法,接着,他又说：“不过,这种事,地方无权决定,上海不能做主,要问,要找.”
当天晚上,李翰祥又打来了电话.李翰祥激动地说：“我爱故乡,我爱国家,我爱同胞,我爱电影艺术,我愿意为国产片进军世界影坛尽些绵薄之力！”齐闻韶一再表示完全理解,并且向李重申,对其回来拍片,国内是欢迎的、诚恳的、积极的,只因国内体制不同,办事程序不同,不免需要多些时间.最后,李同意以最快速度将书面资料寄到北京,要求北京尽快作出决定.
从《茶馆》《我的前半生》到《垂帘听政》
李翰祥从美国飞回香港,报纸争相报道的只是他在洛杉矶手术安然无恙的消息.
这时,李翰祥是人在香港,心在北京,继续策划着有关周恩来题材的拍片事宜.为了避人耳目,李翰祥佯称动过心脏大手术后不宜工作,尚需静养.其实,他根本“静”不下来,他正不知疲倦地在幕后进行一件很有意义的新活动！
就在这个期间,香港-上海、香港-北京、上海-北京、香港-美国之间的电话不断.李翰祥雄心勃勃,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准备大举进军北京,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在此期间,我采纳友好人士的高见,曾不揣冒昧给当时主持工作的部长寄去一封专函,如实汇报了几个月来的种种情况,恳请在万忙当中过问此事,早日给予批复.
过了两个多月,北京传来了信息：关于周恩来的题材已有国内电影厂列入选题计划,建议李翰祥放弃这一设想,邀请李翰祥拨冗北上,当面洽商,另选其他题材,国内一定热烈欢迎,积极促成,密切合作.
不久,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李翰祥再次应邀赴京,我则应李翰祥之邀从上海赶至北京.
这时,有人推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茶馆》.李翰祥对北京人艺也不生疏,几位《茶馆》中的主要演员曾是李翰祥的同学.李翰祥在北京土生土长,富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他对老舍先生的作品特别欣赏推崇,像脍炙人口的《驼骆祥子》《四世同堂》等早就在他头脑里生了根,多次想让它们在银幕上开出光辉灿烂的花朵.
选拍《茶馆》在朋友中间有着不同看法.李翰祥的要好同学、著名画家侯一民就是一位“反对派”.侯一民认为,《茶馆》是一出成功的话剧,但由于对话太多,很难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因为编、导、演在舞台上展示给观众的许多精彩内容,在银幕上往往得不到同样良好的效果.很明显,侯一民对李翰祥拍《茶馆》并不乐观.
李翰祥觉得侯一民言之有理.但是,李翰祥从小热爱老舍先生的作品,羡慕话剧大师们精湛圆熟的表演,欣赏北京人艺特有的艺术风格,故对《茶馆》依依不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题材之前,有人建议先把《茶馆》“开”起来,李翰祥欣然接受了.
李翰祥返回香港,张罗《茶馆》的“开张”,我回到上海等候消息.
一天,听到日本的长途电话,是李翰祥的声音.他告诉我,各地片商对《茶馆》都不看好,朋友们也认为地方色彩太浓,对白多,动作少,估计有较大的局限性,很难吸引中外观众的兴趣.李翰祥表示,他回来拍片,希望有声有势,一炮打响,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定要拍出既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来,故需慎重考虑片商和朋友们的反应.李翰祥嘱咐我马上和北京联系,征询主管方面的态度.
此时,主管此事的电影局副局长丁峤正在上海,住于衡山饭店.我立即赶往衡山饭店,拜望了丁峤局长.丁峤平易近人,诚恳朴实.他听了李翰祥的电话内容之后,亲切地对我说：“这个问题应该重视,李翰祥先生的反映很重要,必须慎重考虑.李先生首次回来拍片,国内一定积极配合,力争拍出‘双叫’影片.”接着,丁峤希望李翰祥提出替代的题材,再行具体磋商.
当天晚上,李翰祥又来电话,我把拜访丁峤的情形说了一遍.李对丁峤局长的谅解与支持非常感谢.至于选择什么题材,李翰祥提出了《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溥仪所写）,拟请国内考虑决定.
次日中午,丁峤应邀去其老战友严励、张瑞芳家中.我闻风而至,在严励家与丁峤谈了半个多小时,一方面转达了李翰祥对他的谢意,一方面漫谈了“末代皇帝”的改编与拍摄的问题.丁峤表示,他日内返京,回去以后就与有关方面研讨此事,有了消息当即通知.
原来以为《我的前半生》将可紧锣密鼓地动起来.岂料北京方面表示,《我的前半生》出现的某些人有的今天还在,尚未盖棺定论,影片不易准确处理,建议暂不考虑《我的前半生》,另选其他题材.
另选什么呢？这下子可大伤脑筋！选拍什么题材呢？李翰祥在找,北京在找,上海在找……
李翰祥拍过不少历史片,对清史尤有比较扎实的基础.他很想系统而深刻地通过慈禧这个人物,揭示中国这段惨痛的近代史.李翰祥阅读了大量资料,深钻苦研,如许笑天的《满清十三朝》、忽庵的《西太后》、蔡东藩的《清宫历史演义》、德龄的《御香缥缈录》、李慈铭的《越漫草堂笔记》《清史》……他因为忙于拍片,特托上海电影厂编剧沈寂先生与我合作,帮他编写《垂帘听政》的电影剧本.
沈寂和我很快写出《垂帘听政》剧本的第一稿.接着,又参照李翰祥的意见加以修改,完成了《垂帘听政》剧本的第二稿.这时,传来了北京的信息——同意合拍《垂帘听政》.
1979年7月,北京成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电影演员兼导演姜南先生受李翰祥之托曾北上联系,不久,李翰祥又应邀飞京.在李翰祥抵京之前,我已先期而至.合作公司的滕洪升先生把我接到北京饭店,合作公司的史宽先生与我交换了情况,为落实《垂帘听政》的合拍事宜举行了预备会议.
根据的安排,由长春电影厂与李翰祥合作.在合作公司的赵伟、史宽两位先生主持下,李翰祥与长春电影厂座谈两次.在友好互利的气氛中,顺利达成合作摄制《垂帘听政》的协议,双方签署了正式合约,并且初步规定了李与邵氏合约一满,即进行筹备工作的具体日程.
意外变化,拍片又搁浅
李翰祥一回到香港,马上积极筹划资金,挑选演员,洽购器材.未满一个月,李翰祥再次飞到北京,为的是与长影厂进一步磋商合拍的有关细节.这次,我另外有事,未去北京不知其详.后来,李翰祥由京飞沪,只见他神情沮丧很不愉快.一问之下,才知道长影厂由于经济核算关系,无法抽出大量资金拍摄历史巨片.不过合作公司已经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负责把《垂帘听政》推上去！原来,李翰祥执导的这部影片,主管部门于1979年11月就正式批准了.
李翰祥告诉我,他在邵氏的未了影片还在拍,没时间在北京久留.合拍的事究竟能不能搞？怎么搞法？只得委托我代劳,再去北京走一趟.
功败垂成,自然心有不甘,我愿意竭尽绵力,继续奔走.那是个春寒季节,我肩负着重托,只身入京.合作公司的史宽先生出面接待,他对于长影厂的意外变化深表遗憾和歉意.史宽嘱我转告李翰祥先生放心,合作公司一定负责到底,另想办法促成此事.
合作公司与长影厂的交涉毫无进展.合作公司决定放弃努力,改与电影学院的青年电影厂接洽.
我把这些情况以长途电话告诉了李翰祥.他听了很高兴很欢迎.他说,他很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共事,希望合作公司朝着这个方向加快步伐.
为了从旁促进,我每天都找史宽,一天数次催问,真是不厌其烦.
史宽也频频进行活动.青年厂的答复是：愿意与李翰祥先生合作,愿意向经验丰富的李导演学习.但是,青年厂本身是电影学院的教学厂,人力有限、资金缺乏,挑不起古装巨片的担子,所以……
触礁了！我心急如焚,李翰祥更是急不可待！这时,李翰祥面临着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邵氏再三催其续约,李翰祥总是设法推诿,如今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局面：要么回到大陆拍片；要么就与邵氏续约.何去何从,二者必居其一.
我把这个火急的信息,连夜转告史宽、赵伟,企盼切莫功亏一篑！
然而,尽管各有关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合拍的具体问题仍旧迟迟未能落实.
李翰祥等得好心焦！苦心经营了一年有余,实在不能继续久等了.他为了生活,不能不工作,要工作,就不能不与邵氏续约……
1980年4月28日,李翰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与邵氏公司续签了推脱多次的导演合约.
李翰祥以长途电话讲起这个遗憾时表示：来日方长,但愿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一美好的夙愿！
柳暗花明,出现新局面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没有由于李翰祥续约邵氏而停止《垂帘听政》的推进.赵伟、史宽两位先生还在动脑筋,想办法,开掘新的合作途径.每有一些进展,赵、史两位,或直接告诉李翰祥,或通过我来传递信息.总之,依然保持着友好密切的接触.事情正在逐步地向前推进……
李翰祥觉得,既然合拍的事不是一蹴而就,时间还很宽裕,正好利用这些日子把《垂帘听政》的剧本搞得好上加好.为此,李翰祥建议约请老剧作家杨村彬先生重写一稿.合作公司支持李的建议,由史宽和我向杨村彬表达了此意.我把某些材料以及沈寂与我合写的电影剧本都交给杨村彬供作改写的参考.经过半年多,杨村彬搞成一个改编提纲,想请李翰祥回来面谈.当时,李翰祥人在邵氏,有片在身跑不开.
1980年10月底11月初,李翰祥应邀赴京,参加荣宝斋三十周年纪念,有机会详读了杨村彬先生的改编提纲.李翰祥通过合作公司,向杨村彬先生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想法,希望把剧本改得更精炼、更生动、更电影化,把他的故事大纲写成适合拍摄的电影剧本.1981年底,李翰祥趁拍片空隙应邀飞京,与合作公司的赵伟先生经过坦率恳切的交谈,签署了新的协议书.
1982年春节,李翰祥去澳门拜会何贤先生,面陈拟返大陆拍摄《垂帘听政》的宏伟计划.三年前,何贤先生在北京故宫巧遇李翰祥时早已承诺在先.所以,不待李翰祥多表,何贤先生就立即说出：“毫无条件,全力支持！”不久之后,李翰祥以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合作公司的赵伟经理签订了合作拍片的新合约.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李翰祥深知剧本优劣决定着影片的成败.为此,李翰祥在北京饭店闭门谢客翻阅资料,根据历史事实,参照沈、苏、杨先后所写的剧本重新构思,亲自动笔日夜奋战.
李翰祥思潮泉涌,落笔如飞,兴之所至,把慈禧入宫之前的大量材料也编入剧本之中.由于内容丰富多彩,越写越多,结果发展成了两部——《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据说,这两部共有七万字的剧本,李翰祥仅仅用了十四天就大功告成了.
李翰祥亲自动笔重新改写的本子送给各有关方面审阅,得到一致的肯定和普遍的好评.
有关李翰祥秘密返回大陆洽谈拍片的事,港台记者争相刺探真情,妄图破坏作梗者也不乏其人.在常被追踪、屡受盘问的情况下,李翰祥一直稳如泰山、守口如瓶,坚决不向报界发表任何消息.
剧本确定了,资金备足了,由全国六十多个单位组成的庞大摄制组动起来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片,在上下关怀、八方支援的热潮中开机.
1982年8月10日,李翰祥带领全组人马在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以无限兴奋的语调,喊出第一声“预备,预备,开始！”
（摘自《三十年细说从头》,本文作者苏诚寿,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圆明园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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