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故事的他方讲述和传播以来华留学生为视角》
该文是留学生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跟华留学生和传播初探和中国故事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
马春燕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西安710029）
摘 要：日益增长的来华留学生群体,亲历一个真实发展的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故事的“他方”讲述与传播者.为此,要注重通过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文化导入与社会实践课程,培养留学生良好的中国认知；借助社交媒体,由留学生尤其是“意见领袖”在国际舞台客观讲述中国故事,借声说话,借筒传音；要积极创新中国故事传播方式,构建多元务实的话语表达.
关键词：文化交流；来华留学生;“他方”视角；中国故事；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8-0093-04
基金项目：高校基础科研项目“基于计算机的汉语通用语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191329701）；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青年基金“微信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QN2015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春燕(1979-),女,河南灵宝人,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汉语言文学系副主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引言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关于创新传播形式,总书记又有着“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的重要批示.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外宣工作者及学者在外宣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领域,都普遍重视如何将中国观点进行国际化的表达,强调外宣工作者跨文化视角与意识的创新.但这些都是从“我方”出发来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的.
“国之交,始于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声音,对迫切需要寻求国际认同与沟通空间的当代中国而言,也可以借声说话,借筒传音.在我们寻求外国人可以接受的国际化表达时,一些外国友人,特别是亲历中国的“他方”客人——来华留学生讲述的中国故事,由于借助一定国际平台,表现为个体体验式传播,更接地气,易被民众接受.实际上,借由“他方”发出我们的声音,在我们党的外宣实践中有着成功范例.抗战初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如何让世界了解,成为党的宣传工作中的迫切问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来到陕北,他经过直接采访和观察,写出了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等影响力颇大的作品,在当时国际社会客观展示了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及其领导核心的真实面貌.日本学者金子将史曾评价斯诺的陕北之行：“在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无疑是中国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1］
在世界各国交往史上,以留学生为媒增进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例子并不少见.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地理距离等因素,往往造成人们之间的疏离,民众的沟通、交流、理解常常出现信息误差.正因为如此,留学生在跨文化沟通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为人所乐道.当今在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培养着四十多万来华留学生.留学生在华接受高等教育,亲身感知真实中国.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多种传播渠道下,借助来华留学生,可以实现在国际平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鉴此,本文拟从来华留学生作为“他方”讲述者,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及可行性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实践对策.
一、“他方”讲述是消除偏见、塑造真实中国形象的重要渠道
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及文化偏见,大多数西方国家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往往采取选择性“放大”或者“失明”.对中国发展和建设成就方面的信息往往故意忽视或刻意回避,而对中国的突发性事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负面新闻的报道却戴着“放大镜”“显微镜”“有色眼镜”.正反面报道的明显失衡,传播中有意制造“噪音”“恶音”.“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一带一路是新的朝贡体系”等忧恐、威胁性话语,乃至造谣诬蔑中国的种种不实报道,造成其民众对中国社会的很大误读与误解,形成了刻板负面的中国形象.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在进行国际化传播中,又存在着“水土不服”：难以适应他国特别是西方人的理解和接受习惯,导致这些年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方面,我们虽然有所作为但始终未能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2］
美国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 ,K.E)认为,一国民众的他国国家形象形成是一系列信息输入与输出的结果,是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人们对一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形成,往往受两类信息影响：媒介提供的信息所形成的的一国刻板形象与一国民众亲身感受的他国形象.两者互相博弈,最终形成一国民众的国家形象.媒介信息环境,“个体体验传播”是中坚力量,亲身体验是消除媒介刻板印象的有效途径.具体到我国国家形象范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留学生通过亲身经历能够获取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主观认知.身临其境的感知后,形成了“自我体验图景”和中国故事的内容与素材.而且,WEB20 新媒体时代,网络拓扑的信息传播方式,为人人参与大众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条件.这些来华留学生“他方视角”下的中国故事,作为信源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将个体感知的中国故事进行传播,创造了积极的舆论环境.蝴蝶效应的传播效果可有效改变由于诸多不良或不友好媒体信息所形成的负面刻板的中国国家形象.正如张昆教授在《国家形象传播》中论述的,“外宾回国后,他会向别人发表负面谈话,也可以写文章或者作报告,这样,就像石头扔进了池塘一样,访华的外宾把友谊和了解的涟漪扩向四方.”
根据国家教育部国际司网站上的统计数据,2016年来华留学生生源国别日益多元,范围已覆盖全球205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来华留学人数增长较快,已有逾四十四万名留学生在华学习,“留学中国热”正在形成.原来被动接受信息的个体受众可以变为主动参与并创造舆论的代言人.借助留学生之声,将他们来华的所见所闻传播出去,构建多元的话语表达,十分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消除西方国家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报道以及种种偏见和不良影响.因此,来华留学生“他方”镜像里的中国故事,在一定国际平台传播,是塑造我国客观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
二、来华留学生讲述及传播中国故事的可行性分析
留学生通过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接触到热情友善的中国人,感受到一个开放包容和谐发展的中国社会.这些经历与认知都可以有效消除其原有的对华的误解与偏见.
1. “他方”讲述的中国故事更接地气,更易被接受.留学生在高校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我国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过程.政治学家李普曼的议程设置理论强调通过安排信息与相关议题,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可以有效影响民众的意见与某些问题的关注,进而建立共识和实现对话.根据教育部的课程规定,中国概况是接受学历教育的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教师在留学生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设置讨论话题,并为其提供中国政策问题方面正确、及时的信息,从而使这些留学生做出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决策判断；［3］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各高校都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强调留学生在华的社会实践及文化体验.这些精神营养的补给,丰富了留学生对中国正面的“他者镜像”.而研究已经表明,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分更高.对中国的了解有利于提升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如果教育部门和外宣部门予以重视,综合各方力量做工作,届时就会有近50万帮助中国进行对外传播的“民间大使”.［4］而且,系统全面的课堂教学,目标明确的文化实践,能大大丰富留学生“他者镜像”中的中国形象素材.自媒体时代,人人是故事的讲述人、也是故事里的主角.国际传播经验表明,民间传播的非性往往更易被接受.“外国的受众容易接受来自民间的、具体的、渐进的交流；排斥自上而下的、抽象的、突兀的宣传.”［5］留学生熟悉住在国民众思维模式、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用其所认可的“理之矛”,来攻域外一些人对中国不了解甚至仇视的“心之盾”往往会事半功倍.［6］留学生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境内,以普通民众身份的“他方”视角,不具色彩地讲述与传播中国故事,其可信度与接受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留学生中“意见领袖”具有不容忽视的传播力.“意见领袖”是四十年代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进行总统选举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概念,在有关研究中,他发现大多数选民获取信息并接受影响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大众传播媒介,而是其他一些选民.这些选民往往熟悉事态发展及缘由,他们的分析方向与思考角度易主导公众,这一部分选民就被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称为“意见领袖(舆论领袖)”.“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有学者研究已经发现活跃在网络社区平台上的意见领袖群体对特定事件所持观点在促成舆论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7］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是意见领袖积极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重要场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摆脱了话语交流的时空限制,增强了话语传递的时效性,意见领袖通过提供与分享有价值的信息并借助有影响力的媒体及时发布和传播,吸引读者关注、评论、转发,引导信息发酵,使得信息迅速扩散.
因此,在争夺世界主流话语的语境下,世界不同国家的青年意见领袖都踊跃地参与国家事务,青年意见领袖及其所影响着的青年群体成为各国政府社会管理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8］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2013年,同志在俄访问期间再次明确提出：“要面向未来,培养青年一代的友谊.要让青年人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在,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心灵的沟通.只有多交流、多接触,认识才能更全面、更深刻.”来我国留学的学生可大致分为学历生与非学历生.目前进入本科、硕士及博士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历生人数已接近来华留学生总数的一半.（根据2016年来华留学生大数据显示,该年在华学历生人数达21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474%.)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以青年人为主体,在可见的未来多半会成为其国家的社会精英,有着一定的话语权与辐射圈.我国来华奖学金生大都经过层层选拔与考核,其对华好感度、文化认同度都有着较好的认知基础.是潜在的“意见领袖”的人才资源库.通过在华教育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就当前中国的热点问题答疑解惑,提高意见领袖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水平,指导他们的价值判断,对他们给予经常性、正面的讯息传递,对树立良好中国形象非常有益可行.事实上,在来华留学生中,我们会发现一些社交能力强,见多识广博学多才的留学生在班级事务中,其自身人格魅力与知识涵养极易获取其他学生的认可和尊重.无论在课堂讨论交流中,还是在活动组织中,他们的人气与影响力都有着意见领袖的潜力.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归国后,其活跃的社会活动能力及贯通中外的独特经历,在社交平台谈论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将个人表达的意见转换为信息符号传递给其受众群体,更易形成舆论扩散与传播.
3.留学生名人讲述中国故事,其引领示范作用可以形成国际效应.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被媒介“授予地位”的名人具有价值导向、引起注意并扩大影响的效应,其示范引领作用易为人们普遍认同.据不完全统计,从我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中,共计有四十多人在本国担任了副部长级以上职务；少数人担任了国家领导人,如哈萨克斯坦总理卡西姆-马西莫夫曾留学北语,埃塞俄比亚现任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沃图曾先后在北语学习汉语,在北大攻读本科、硕士直至博士学位.泰国公主诗琳通、约旦公主拉娅,诸多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和记者,以及数千名从事对华文化经贸交流合作的人士也都有着留学中国的经历.泰国公主诗琳通留学北大时,北大为名人学生做了精心安排.学汉语、学文化；拜访名人学者,参观名胜古迹体验文化.“这不仅使我的汉语突飞猛进,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的了解.”为了纪念这段时光,她回国后写了一本书《我当留学生》,并在中泰间的教育交流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自2009年始在诗琳通的关注和支持下,泰国王宫官员、泰移民局官员先后在北大留学.还有一些留学生明星,利用其自身的名人身份和广泛的知名度,在两国文化交流间做着诸多桥梁与纽带工作.如毕业于北语、活跃于中国影视界的日本籍明星矢野浩二,在从事演艺事业之余,在中日交流博览会频频露面.在中国出名之后,日本娱乐节目曾专门采访他,主题就叫“如何跟中国人打成一片”.日媒还专门拍摄过他的纪录片,称其“轻松跨过了中国和日本的鸿沟”.在参加日本颇具影响力的访谈节目《彻子的房间》（主持人黑柳彻子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NHK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时,他也毫无保留地大声说“我爱中国”.其在微博里常常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我的糗事,成为了让日本人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契机！”“ 我成为了观察中国、思考中国的滤网.人们通过这层滤网,能从新的视角去看中国,而且还是从正面视角去看”“今后我还想抱着‘日中的滤网’的自觉性,过好接下来的人生！” （摘自矢野浩二2017年2月20日发表的博文《两国的滤网》）由于其对中日友好关系所作出的突出贡献,2015年获得由日本外务省颁发的2015年度“外务大臣表彰奖”.
由此可见,留学中国的经历,对中国深厚的感情,使得这些留学名人们往往会推动自己国家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这批知华、亲华、友华的力量,为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他们独特的留华经历成为两国交往的紧密纽带.
三、让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建言
要将留学生这个“他方”的利剑使用得当,在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留学生培养是关键.通过第一课堂向来华留学生讲清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绩；通过第二课堂的社会实践文化体验感知良好中国.在充分的文化信息积累和有效的文化实践基础上积淀中国故事的内容,培养“意见领袖”,搭建事半功倍的传播平台,对于讲好中国故事都至关重要.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言：
1.从源头考核上选好关键人,多纬度测评挖掘潜在的“意见领袖”.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将文化和教育交流,视为增强其全球影响力和实现国家政治利益的有效途径,并将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作为其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9］“亲美派”“知日派”的实践已经证明,留学生在他们长期受资助的过程中,容易建立起对留学国的好感.近年来我国政府奖学金生正在逐步扩大,可考虑从源头上,在奖学金选拔的考核阶段,通过选取“关键人”,特别是那些具有良好汉语水平、沟通能力与学习能力的优秀学生,通过多维度的测评去挖掘合格的青年意见领袖.对关键学生的留学过程进行重点培养,并在学生毕业回国之后,建立一种追踪服务体系,通过海外校友会、驻地孔子学院的纽带作用,连接一批知华、友华、亲华的外国人士.
2.注重课堂内的议题设置与课堂外的体验实践,塑造留学生良好的中国感知与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学家奥波特 (Allport)于1954年提出的“群际接触”理论指出,刻板印象和态度的形成源于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接触情境为获得新的信息、澄清感知错误、以及再学习提供了机会.［10］高校应注重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认知教育,为其提供中国政策问题方面正确、及时的信息.负责培养留学生的各高校要更多地从中国文化导入和文化认同方面进行课程设置、课外活动、学校管理的衔接.可根据留学生来源国进行有针对性的中国认知与文化传播,对于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来华留学生,应侧重于介绍中国的和平崛起理念,消除“国强必霸”等西方媒介所塑造的不良印象；而对于欧美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要引导他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人生活的变化.这些信息直接对接有助于缩短与留学生的情感距离,增强文化认同.除了校园教学,还可以实施目标明确、内容丰富、充满人情味的社会实践与实习活动,使得社会实践成为留学生接触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第二课堂”.我们的政府机构,学校、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团体也应在政策许可范围内提供给留学生一些实习实践的机会,鼓励留学生做义工或者志愿者服务.高校与各社会团体可合作创建一批留学生实践基地,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实践机制.以笔者所在高校组织的学生赴延安社会实践为例,在这样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地方,通过安排学生Home-Stay,借宿在当地普通民众家庭,与中国民众面对面地交流访谈,实际感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留学生在访谈交流中获得当地民众对于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肯定与拥戴的第一手信息,面对面强化了留学生的正面中国故事的认知.
3.协助留学生尤其是“意见领袖”搭建对外传播平台. 在选取了讲述者,有了中国故事的内容素材基础上,帮助留学生搭建一定的信息传播平台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信息化时代,建立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基础上的各类新媒体成为传播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新阵地.留学生自身贯通中外的留学经历,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与视角与本国受众有着零缝隙全衔接的信息接受优势.社交平台上“意见领袖”的平民化身份,容易在网络中建立起话语与话语之间平等交流的关系,形成强大的力量和声音.高校教师及相关组织可以协助留学生建立一定的传播平台和渠道,例如,国内“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与客户端）,国外GTFA（即谷歌、推特、脸书和亚马逊）的传播渠道,引导留学生特别是“意见领袖”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国外媒体对中国突发事件进行负面报道时,可以借助留学生身处中国,有着掌握事件来龙去脉资料搜集的第一线优势,通过提供给留学生更多的资料信息,解读线索,还原事件真相,消除域外国家媒介片面报道塑造的不良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进而消除误解,达到理流沟通.
结语
总之,在当今这样一个各种思想和信息碰撞、冲突、交融日趋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要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平台发出中国声音,除了利用好我们国内的主流媒体的主传播渠道,很有必要让更多斯诺式的外国朋友加入到中国故事的“合唱团”,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语言唱响中国.而日益增长的来华留学生群体独特的“他方视角”,留学生名人的影响力和“意见领袖”的传播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来华留学生在国际舞台成为中国故事讲述者的外交价值和政治潜力.
参考文献：
［1］金子将史.公共外交［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42.
［2］沈正赋.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照与路径选择——写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开播之际［J］.中国广播,2017,（2）.
［3］曹永森.青年意见领袖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1,（9）.
［4］宋黎磊,程妤.培养“知华派”：对高校留学生群体的公共外交［J］.公共外交,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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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东芹.中国侨务公共外交［J］.国际论坛,2016,（3）.
［7］郭超.高校共青团凝聚和培养青年意见领袖的困境及建构路径与平台构建 ［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11）.
［8］梁莹.20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青年意见领袖的梳理和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2011,（9）.
［9］陈强,潘慧斌,郑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刍议［J］.中国高教研究,2006,（8）.
［10］哈嘉莹.语言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国家形象［J］.山东社会科学,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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