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城市众筹：英国的参和式城市营建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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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困境,城市政府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国家转移的税收收入持续下跌,财政支出却由于经济活动减缓和失业率上升引发的社会福利需要上涨而激增；另一方面,融资能力也因借贷难度和货币成本的增加而收缩,外国投资普遍减少[1].由于政府和传统公共或私人机构的财力不足,城市地区的发展普遍陷入困境[2].
同时,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基本建成,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更新为主的时期[3],城市更新、复兴、改造的任务十分艰巨.尽管公共财力吃紧,市民需求却有增无减,衰败的社区、被忽视的城市空间持续蔓延,支撑城市环境改善的融资成为重要问题[4].
1990年代初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不断渗入城市运行管理领域,广泛的社会福利被削减,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城市生活质量一定程度上成为有钱人的商品[3, 5].通过让私人开发商获取被遗弃或未充分利用的房产,以创建办公室、商业或住宅的地产导向的区段更新模式,也因未能回应社会问题而饱受批评[6].资本对城市的控制所引发的诸多城市空间问题激起了人们对保障“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即“按照人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7]——的诉求.“城市权利”概念是以列斐伏尔、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针对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问题批判性地提出的,其目标不仅指公民进入城市空间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生产过程,使得城市及其空间的变革和重塑能够反映公民的意见和要求[8].这种对社会公平和空间正义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城市规划与治理的范式,传统的注重功能理性的城市规划开始向强调社会公正、多元参与和人本性等方面转变[9].
许多新的规划理论随之诞生.如世纪之交诞生的“ 日常城市主义（Everydayurbani）”,倡导以日常邻里经济和生活为基础的实践模式,通过频繁的细微改变创造出最大程度的差异性,并主张以尊重和塑造社区的日常生活和周期循环为出发点,采用沟通协作式规划进程.“临时城市主义（Temporaryurbani）”,倡导利用城市空间搭建临时的小规模填充项目,以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10].近年出现的“DIY城市主义（DIYurbani）”也是新理论之一,DIY城市主义也被称为“策略性的”、“迸生的”或“游击队式的”城市主义,其目标是为公众提供更加用户友好的城市环境[11],过去几年西方各界对这种小规模、渐进式、“自己动手的（DIY）”城市改造理念的兴趣激增.此类城市干预是居民自发的、低预算的,且通常被设计为暂时性的,显著区别于自上而下的、资本密集且往往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官僚批准的城市变化[12-13].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思潮下,加之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社交媒体的成熟,催生了“城市众筹（Civic crowd-funding）”这样一种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创新实践模式.这一模式既有助于解决金融危机以来的城市发展资金问题,同时又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和社区发展对人本性、多元性和参与性日益强烈的诉求,在多国迅速获得广泛认可.
1 城市众筹：概念与发展
1.1 城市众筹的概念与内容
城市众筹有别于商业领域的众筹,其项目目标往往是城市导向（Civic-oriented）或社区导向（Community-oriented）,且在众筹类型上往往以捐赠众筹或奖励众筹为主（表1）.因而,城市众筹项目可以被概括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众筹项目”,项目产出一般是经济学术语中的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或公共池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14-15]（表2）.这些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可以为全体或部分社区成员不计贡献地、长久平等地共享.当然也不排除公共产品不是作为首要产品,而是作为次要收益的项目.
1.2 城市众筹在世界各地的发展
在一般性的众筹平台,如美国的Kickstarter、Indiegogo,巴西的Catarse中①,已不乏公共或社区项目的身影.最早成立的专门的城市众筹平台是2009年由一家非盈利组织成立的ioby平台.之后,更多的城市众筹或社区众筹平台相继成立.尽管都是城市众筹,各个众筹平台的运作模式各有不同（表3）.ioby,spacehive与Voor je Buurt平台的项目发布面向所有主体开放,而Citizinvestor的项目仅能由政府实体或政府的合作伙伴发布,面向已经经由政府和市民通过但缺少资金来完成的项目.Neighborly成立之初也是众筹平台,后来发展成为以发行市政债券的方式专为地方公共项目进行融资的公共金融平台.此外,除了筹资,ioby还提供资源组织（Resource-organizing）功能,调动项目支持者和社区积极分子参与项目的实施和长远的管理维护.
2 英国城市众筹的特征与机制——空间蜂巢平台的分析
2.1 平台的设计: 项目导向、运动引领、多方募资
英国的城市众筹依赖其2012年成立的空间蜂巢（Spacehive）平台开展,这是一个与政府和地方社区组织建立密切合作的平台,内含两种众筹发起方式.一种是发起单个“项目（Project）”,主要面向希望实现某一具体项目的个人、公司或小型机构.而对于想要实现某一更宏大或抽象的目标的发起方而言,则可选择发起“运动（Movement）”.这是在某一共同目标框架下开展的对系列项目的征集与赞助,发起方主要是与空间蜂巢平台合作的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者大型的机构组织.它们在平台上开辟专门的版面,阐述运动的理念、目标、参与条件等.随后面向社会征集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而联合多方对项目进行支持,使系列项目得以实现.此外,平台还整合了各类公共/公益基金或政府支持计划,在平台发起项目时会自动与符合条件的资金相关联.如在曼彻斯特开展的项目会自动与曼彻斯特基金相匹配,从而提供来自专项基金方面的支持.总的来看,项目的发起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提供策划与方案,运动则引领目标、征集项目并增强项目影响力与公信度.项目或运动都借助众筹平台的信息开放性获得来自政府或慈善机构的基金、计划的资金支持以及民众的人力物力捐助（图1）.
城市众筹兴起两年即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推崇[17].2014年在伦敦创新项目计划引领下,在空间蜂巢平台上伦敦市政委员会（London Councils）发起了“伦敦蜂巢（LondonHive）”运动,鼓励伦敦居民一起参与到城市更新中,建设更加美好的伦敦.这一由政府搭建的平台一头对接合作的企业与基金会,一头对接有改变地方的意愿和想法的市民,最终成功资助了102个项目,获得了来自8 296个出资方超过200万英镑的资金,出资方平均出资额达285.5英镑.成功的典型项目包括伦敦的“艺术线（Theline）”项目,共募资14万余英镑,为伦敦打造了一条连接两大地标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和The O2娱乐区的艺术雕塑步道,成为一次成功的城市公共艺术实践.此外募资6万余英镑完成的对荒废了近30年的佩卡姆公共露天游泳池（Peckham Lido）的更新也很成功（图2）.
2.2 特点和作用: 扶小谋大、激发创意
空间蜂巢平台将项目细分成了运动与活动（Sport & Play）、公园与花园（Parks &Gardens）、文化与艺术（Arts & Culture）、建筑（Buildings）、食物与农业（Food & Farming）、街道与设施（Streets & Infrastructure）6种类型.从统计分析的数据来看,有以下特点：（1）规模上,城市众筹主要面向的是城市中的小微项目.所有成功项目平均项目资金为2万英镑左右,规模最大的项目资金为70多万英镑.平均规模最大的是建筑类,而文化与艺术类则明显呈“长尾”形态,小型项目居多.（2）类型上,发起的项目和成功的项目中,占比最多的类别是街道与设施类以及文化与艺术类（表4）,可见市民在城市街道环境与设施的改善以及文化艺术的提升方面具有较高热情.（3）募集金额上,尽管2万英镑以上的大项目数量并不多,但却占据募集总金额的较大比重（图3）.
由散点图可见,项目金额与出资人数并不成正比.尽管数量上占多数,但街道与设施类以及文化与艺术类却并不是出资人数多、“众筹”性质最明显的两类.属于设施或建筑类的高额项目普遍“众筹性”也不高.市民参与度高的项目,多为中小规模的项目（图4）,且多是与社区或地方联系更密切的小型建筑、运动与活动、食物与农业等类别（图5）.可见,对于文化与艺术、街道与设施等更偏向于城市性质的服务或建构物,更依赖基金或企业等的大额捐助,众筹平台发挥的是“项目众筹”的功能,集思广益开展立项,再帮助对接专项基金以实现.对于更偏向于社区的服务或建构物,平台则更倾向于发挥“资金众筹”的功能,支持居民自发的地方行动.
因此,英国空间蜂巢的城市众筹在城市营造和治理当中发挥多重作用.首先,为社区小微项目与活动的建设与供给提供募集资金的渠道,精准对接地方需求.这些小微项目往往是政府普适的公共服务与财政预算未能覆盖的,然而其社区性质能获得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其次,为城市层面的项目提供市民参与的平台,提出提案、共谋策略.甚至可以对既有规划方案提出替代方案.典型案例即2014年利物浦居民提出的“利物浦天桥（The Flyover Liverpool）”项目,居张以低价改造为城市公园的方式取代既有规划中斥巨资拆除的方案来更新利物浦的一座老旧高架桥.这类项目以其更高的城市性、公共性而往往能获得公共基金的支持,因而发起者在项目方案策划上的作用更突出.最后,对城市的文化与艺术创新产生明显激励和促进作用.由于众筹本身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传播获得关注度与影响力的集资方式,因此具有较高显示度和吸引力的文化与艺术类项目更易获得广泛关注并取得支持,进而导致文化与艺术类项目大量涌现.
2.3 流程与机制: 保障监管运营、调动社会资本
个人或机构发起众筹项目需要经过多个流程[18]（图6）,各个阶段都设定了相应的规则以保障对项目的内容以及发起、实施和后期运营等过程的监管,且其中地方社区的非营利组织机构发挥了重要的援助和监督作用.具体而言,各个阶段的监管和保障如下：（1）项目界定阶段.要求项目须是改变共享的、城市的或公共可达的空间的临时或永久的项目,帮助提升地方场所、团结社区,并有明确的发起和结束的时间（筹集运营资金或以慈善为目标的项目不适用）.（2）创建项目阶段.需要在平台立项系统中进行项目页面编辑并提交材料,内容包括项目介绍、项目地点、项目实施负责人、时间表、项目花费等.一些长久改变空间的项目,还需要地方政府或土地所有者的相关许可,以及空间或构筑物日后的维护安排.此阶段可同时向平台合作的基金或既有运动项目发起支持或参与申请.（3）项目审核阶段.项目创立后即进入“构思阶段”,其间项目将经过英国的非营利组织——全国社区组织网络机构“Locality”——进行审核,核查项目的想法、土地许可、项目预算可行性和可靠度等.其间任何不符要求的项目都有机会获得该组织的帮助以完善和改进项目.（4）项目集资阶段.审核通过之后,设定好众筹结束时间,即进入“募资阶段”.需要在结束时间之前完成项目的筹资.平台集资遵循“所有或没有（All or nothing）”模式,集资阶段出资人通过众筹表达的实质是出资保证（Pledge）,集资成功后才收取实质钱款.（5）项目实施阶段.平台通知所有意向出资人项目集资成功,要求他们在账户中备好资金,钱款由第三方支付平台（如Paypal）在项目实施阶段收取并交与项目实施负责人,进入实施阶段.项目实施同时可以与社区志愿组织结合,筹集人力资源或技术支持.项目实施的结果受全体出资者的公开共同监督.
内在机制层面,城市众筹得以发挥效用,主要有赖于对社会资本的有效调动[15].根据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会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19].它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纽带作用（Bonding）团结同质性成员,另一种是通过桥梁作用（Bridging）连结异质性成员[20-21].城市众筹项目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空间/实体类,关注具体的物理场所或建筑；另一类是服务/活动类,旨在提供某种服务或资源,如娱乐活动、文化教育活动或健康食品等.第一类项目的发起主要依赖于通过地缘纽带作用形成的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社区中的社会成员,往往出于社区归属感或社区互惠.而第二类项目的发起则主要依赖基于共同目标或信仰（Issuebased）的以桥梁作用形成的社群中的社会成员,往往出于兴趣、信仰或价值追求.在项目支持方面,除了调动社区和社群的群体动力,还调动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企业或组织等个体单位的动力.调动个人的能动性,往往通过发挥捐资行为的建立社会关系和认同的作用,将行善与个体价值的实现结合,如通过社交网络发布彰显善举（在Facebook分享捐资行为）或者在项目成果中设立铭牌铭刻捐资人姓名.而对于企业或组织,则借用平台自身的广告宣传效用,以及行善可赋予企业的良好形象调动其赞助积极性（图7）.
3 城市众筹的价值
城市众筹作为一种公众参与和意愿表达的途径回应了当前民众日益高涨的参与城市活动、影响城市环境的需求,也是“DIY城市主义”理念下开展实践的一种方式.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城市规划参与城市治理的新方法,体现了市民改造城市的权利的回归.结合中国当前城市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发展趋势,城市众筹于我国城市而言具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的价值.
第一,精准捕获需求,帮助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精细化与多样化.即便城市财政没有面临危机,当前由政府供给的城市服务由于标准的普适性和保底性、对诉求的理解不到位、对需求的掌握不及时等原因,管不好、管不够或管不到的情况常常出现.城市众筹客观上为各类社会组织或市民群体基于地方社区具体实情来表达需求提供了平台,为帮助城市更细致地提供精细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与活动创造了可能.
第二,联系场所与市民,帮助塑造地方感、树立市民精神.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在寻求“以规划和法规实现空间生产各个方面的正规化和合法化”[22]的同时,也面临着城市空间与个人联系淡化,地方感、社区感缺失,市民对城市事务淡漠等问题.而城市众筹为规划或政府计划以外的、以居民生活和需要为基础的自发性空间改造提供了正规化、合法化的途径.且市民的贡献得以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或建筑实体,使得场所（Place）与市民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提供了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改善城市生活的渠道,能促使更多人关注自己切实生活的场所与空间,通过集体努力为城市带来转变.
第三,为发展城市“公共艺术”与提升城市文化艺术氛围提供激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发达城市逐渐步入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对空间品质、艺术与审美以及文化经营的要求更高.城市众筹使得个人的创新想法与创作得以通过项目与城乡环境紧密结合,且具有项目吸睛度与筹资成功率密切相关的特征,将激励艺术性项目的开展,从而为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土壤.公共艺术“促使艺术超越其常规功能转而融入普通市民的生活环境”[23],不仅有利于营建更加精致美观的城市公共空间,也有利于营造城市独特的文化艺术氛围、培育城市文创群体与产业.
第四,为城市更新与地方社区营建提供新方式.传统的政府作用下的城市更新通常采取拆除重建或借用资本力量进行商业改造的形式,往往带来城市历史磨灭、原住民流失、城市空间快速“绅士化”等社会问题.当前这一单纯通过政府力量实现城市老旧地区或者衰败社区更新改造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城市众筹面向广大市民和社会组织机构开辟征集更新或营建方案与策略的新渠道,并通过对更广泛社会资本和援助资金的调动,为当地居民基于自身诉求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自主更新提供了可能.
4 总结与讨论
城市与规划专家长久以来面临一个问题：“当公众与城市空间相关时,他们的权利、期望与责任是什么？”[24]联合国人居三大会发布的《新城市议程》中对城市权利的关注和共享城市（City for all）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全球对城市运营中的公众参与的要求更高.在此背景下,城市众筹或许给出了一种可能的响应方案.本文通过对英国城市众筹实践经验的阐述,探讨了城市众筹的作用、过程、机制与价值.从英国的实践来看,城市众筹实质是借用信息技术设计了一个多方对接平台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机制,一方面开辟项目征集渠道来准确捕获市民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与公益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利用商业赞助以及调动社会资本来获得资金支持,并通过社区组织和政府加以可行性监督并赋予公信力,最终实现社会多方参与城市空间改造、补充服务供给,是一种参与式的城市营建治理方式.
基于英国的实践,思考城市众筹在中国开展的可行性,作者认为需要关注以下4个方面.第一,精细的制度设计.城市众筹是面向城市地方营建的平台,区别于其他类型众筹项目,城市营建项目的外部影响是公共性的,因而在制度设计上必须精细而慎重.制度需要确立严密的项目申报与审查评估的规则,在规避任何不当行动或可能的风险的同时,保障流程的简洁和高效以免磨灭参与积极性.在制定框架加以限制的同时,尽量包容市民在项目设计和开展上的自由发挥度和想象力.
第二,政府的合作支持.城市众筹作为城市营建治理的行动,需要作为城市治理和服务方的政府的对接、支持并获得合法性.如政府需要通过适度放权到地方,构建一定的地方自主审批、自我监督负责的机制以降低行政成本和参与门槛；对涉及建设或更新改造的项目在法定规划层面进行弹性设计以实现灵活对接等.此外,由于中国市民当前对公共事务参与度普遍不高,还需进行适度激励.可以参考英国设立专项市民建设或活动基金的做法,支持和鼓励社会参与项目的发起和开展.
第三,明确的社区工作主体.城市众筹项目的重要特点就是规模小,类型多样,面向的是个性、灵活的城市或社区的营建,区别于传统的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城市建设行动,因此相当依赖根植地方的力量.由于中国基层社区公共事务组织发育不健全,行动主体多元复杂,相对缺乏较为明确的社区工作主体,因此,城市众筹的各个阶段系列运作工作如何开展、由谁开展,需要进行权责划分与制度创新.英国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其重要的社区工作主体是社区NGO组织.它参与了协助市民策划、项目申报审批、后续监管运营等各个阶段,与政府分工明晰,为专业者走进社区走近群众提供了平台,促进了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降低了行政成本.作为第三方,NGO受民众和政府双方监督,避免了以往政府主导社区治理时常常出现的自己监管自己这种“球员当裁判”的情况,也减少了社区工作者不作为的现象.
城市众筹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关注.比如,中国大部分居住区都是门禁小区,这意味着一些地方营造将不能成为城市的公共品而只是小区的“俱乐部产品”.高档小区的居民无疑在各种资源实力上更为雄厚,城市众筹的绩效可能会更加明显,而老旧城区中低收入者聚居的区域效果可能就不太理想.因此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城市众筹需要认真思考其在为城市带来多样性与地方性的同时如何营造更包容的城市,而非造成空间的进一步分化.此外,众筹看似,但用钱只能“赞”不能“踩”,募资成功的项目未必反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心声,而且众筹本身通过互联网传播所具有的“冲动性”和“运动性”,在作用于城市营建时也可能出现反作用.项目一旦发布将受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监督,项目一旦募资成功也将承担更多社会期待,这些都将对项目的影响评估、可行性核查和风险管控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众筹作为一种城市治理的新模式,需要更多立足国情的机制设计与实践方法层面的研究探索.
城市论文参考资料：
总结，上文是关于城市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营建和英国和治理相关城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