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提倡每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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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旗
（四川省南充广播电视大学 副教授 637000）
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曾经提出过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比如作文,他曾经说：“现在中学生至少一星期做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通.我主张每学期至多三篇作文.每一篇让他充分的预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每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中学生每学期写几篇作文比较合适,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梁启超“每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多年来,中小学语文教学一直强调“多读多写”.“多读”是应该的,毋庸置疑.但“多写”是指写的“篇数”多还是“遍数”多？相当多的老师的观点是指写的篇数多.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每个学期,学生要写大作文五、六篇,小作文或周记等二三十篇.具体地讲,一个单元学完了要写一篇,一种文体学完了要写一篇,一种写作手法学完了要写一篇……大凡课本上有的文体和写法,都要求学生在学了范文之后模仿性地写一篇.这样一算下来,从小学到中学十几年的时间里,各种体裁、各种题材、各种写法的作文,大大小小地加起来,学生们写了几百篇之多！写了那么多,是不是水涨船高,写作能力也提高了呢？没有！这是人所共知的客观事实.用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的话讲是“大多数不过关”！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十几年的时间,写了那么多的作文,为什么会“广种薄收”低效益呢？
《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等煌煌文学名著不用说,无一不是作者历经数载呕心沥血、数易其稿才完成的,就是报刊上那些三五百字的“豆腐块”,也绝非一气呵成之作,也少不了作者和编辑的多次修改、不断打磨.在修改文章方面,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炼字炼句的佳话故事流传至今.王安石《泊船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绿”字；贾岛《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敲”字；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首句“环滁皆山也”……绝非作者妙手偶得、下笔即成的,而是再三吟哦、反复比较后才最终选定的.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明·胡震亨“诗不改不工”,宋·吕本忠《吕氏童蒙训》“文字频改,功夫自出.近世欧（阳修）公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清·李沂《秋星阁诗话·八字诀》“若作而不改,尤为不可.作诗安能落笔便好？能改则瑕可为瑜,瓦砾可为珠玉”,都是作者的切身体会和经验之谈.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三《谴兴》讲得更为形象：“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把修改文章比喻为打扮新婚,“头未梳成不许看”,再恰当不过了.
美国作家海明威写作时,每一页稿纸只写90个字,为的是留出更多地方用来修改和加工,因而他以文笔简洁清新著称于世.朱光潜《谈文学》讲到法国作家福楼拜时说：“他认为一句话只有一个最恰当的说法,一个字的更动就可以影响全局,所以常不惜花几个钟头去找一个恰当的字,或是斟酌一个逗点的位置.”鲁迅先生告诉文学青年：“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并现身说法：“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同志《七律·到韶山》写于1959年6月26至27日,直到1962年12月才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词》,相隔近三年半之久.这期间,他除了自行琢磨推敲之外,还将诗作送请他人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才博采高见定稿刊发.比如原题是《无题·归故乡》,后改为现题.首联原为“梦里依稀别经年”,后改为“别梦依稀哭逝川”,最后采纳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的建议,改“哭”为“咒”（因此笑称梅白为“半字师”）.原诗句“红旗飘起农奴戟”,后改“飘”为“卷”.全诗末句原写作“始使人民百万年”,先改为“人物峥嵘胜昔年”,最后又改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写完草稿之后,总要煞费苦心、再三斟酌、揣摩修改若干遍之后才定稿的事例,古今中外实在太多了,不必再加引述赘言——作家尚如此,何况学生？
知识靠学习、能力靠锻炼、经验靠积累.吕叔湘先生讲：“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修改文章正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写作知识、锻炼写作能力、积累写作经验的实践.文章不厌百回改,千磨万砺始成金.只有通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和实践,学生的语言文字感知能力、写作应用能力以及更高层次的审美能力、辨析能力和创造能力才能得到培养.正如清水房和精装房虽然都谓之“房”,但品质却相差甚远一样,一篇作文的初稿草稿与经反复修改打磨后的定稿相比,水平质量也是相差甚远的.好的文章不是一次就写成的,而是很多次“改”来的.因此某种意义上讲,改文章其实就是写文章！少了修改、缺乏打磨,文章一定毛毛糙糙、疙疙瘩瘩,字词句也好,语（法）修（辞）逻（辑）也好,难免拿捏失当、粗疏欠缺.修改的过程,就是去粗取精、加工完善的过程,就是熟能生巧、培养语感的过程,就是循序渐进、“做通”文章的过程.可见,文章能否“做通”,取决于修改的“遍数”多少而不取决于写的“篇数”多少.写的篇数多而改的遍数少甚至没有,要想“每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是不可能的.有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下笔如有神”的写作高手可以一气呵成一篇文章,但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这之前曾经若干次、若干遍修改文章的训练与实践.
而且,一学期让学生写那么多不同体裁、题材和写作手法的作文,老师也必然因此跟着受累.要在几个小时内阅读批改几十、上百篇参差不齐的学生作文,老师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于是只好圈几个错别字,划几处病句,然后写几句“中心思想不够突出”“语言欠通顺”“选材不够典型”之类大而不当、粗疏简单的评语了事.而到底怎样写才能突出中心,究竟如何改才能语句通顺,选取哪些材料才具有典型性、说服力等等针对性强、切实管用的作文指导和写作评析,就无暇顾及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学生虽写得多,却篇篇都是草率急就之作,质量一般；老师虽改得勤,却次次只能大而划之粗放式地批改,缺乏对精准而具体的指导.最终的结果便是,十几年过去了,学生的作文犹如“头未梳成”的阿婆,还是只能示人以瑕.
梁启超先生“每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的观点,必然要求学生每写一篇作文都认真构思、仔细推敲、反复斟酌、精心打磨,一次不成来两次,两次不成来三次……哪怕只是增删一个字、更换一个词、调整一下语序,也要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的“工匠精神”.如此费心劳神地精耕细作、反复“折腾”,虽然只是一篇作文,但由于用足了心思,字斟句酌修改的次数多、遍数多,因而学生就能够每改一次就进步一次、就提高一点,从而体悟到字句的选择、篇章的组织、音韵的调控、文气的贯通这些“做通”文章的门道.
“玉不琢,不成器”.作文也如此.一篇作文写或者改数遍,惨淡经营,“不做通”不罢休,好比在一个地方挖井,挖一锄,再挖一锄,再挖一锄,毎一锄都向目标更进了一步.只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停地挖,反复地挖,最后必然能挖出水來.而一篇作文写一遍就了事,然后就写另一篇,则情况正好相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无异于“猴子搬苞谷——搬一包丢一包”,看似面面俱到,到处是坑,却因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最终却无一处能见到水——这只是一个比喻,但道理就这样简单.
总之,梁启超先生“每做一次必将一种文做通”的观点主张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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