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司马迁的形象塑造之刘邦大骂》
本文是关于司马迁论文如何怎么撰写跟形象塑造和司马迁和刘邦大骂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高婷 张桂萍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 司马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对人物形象进行立体真实的刻画,汉朝开国君主刘邦是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司马迁在塑造刘邦这一形象的时候给予独特的视角与关注点——“大骂”,同时他敏锐地感知并分析了刘邦“骂”这一情绪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使得刘邦的“骂”起到了“统御术”的政治功用.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一系列的举动,体现出刘邦理性地掌控和处理情感问题的能力.司马迁对刘邦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他理性思辨的高度,表达了自己对刘邦这一特质的辩证性的理解,有其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 刘邦；统御术；骂；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10( 2016) 04 - 0011 -03
[基金项目]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5107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婷,女,山西晋中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至隋.
[通讯作者]张桂萍,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明代茅坤说到他读《史记》的感受时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可见司马迁对人物形象塑造的魅力及其高度的感染力.司马迁塑造人物“不虚美,不隐恶”,在《太史公自序》里也说是为了“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如此众多驳杂的材料中,之所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如此高度的感染力是因为司马迁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汉朝开国君主——刘邦就是司马迁展示其人物塑造艺术及思想魅力的典型代表,这使得众多的研究者对刘邦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的说来,诸多学者都是从大事件着眼,赞美刘邦仁而爱人、心胸宽广,具有“长者”风范,或者贬低刘邦作为一位开国君主,一些不儒雅的痞子习气.但是他们却很少关注到：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刘邦作为一位战略家,为了战胜项羽,审时度势的行为表现、独特的眼光与独到的见解.笔者在研究《史记》的过程中,发现司马迁在塑造刘邦这一形象的时候给了独特的视角与关注点——刘邦大骂,同时发现刘邦的“骂”这一情绪背后复杂的精神世界.司马迁对刘邦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出刘邦理性地掌控和处理感情的能力,还揭示了刘邦的“骂”具有“统御术”的政治功用.
一
纵观《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和汉朝建国功臣诸侯的传记,关于刘邦破口大骂之记载共有不下二十处.《汉书》与《史记》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记载中,关于刘邦的“大骂”与《史记》如出一辙,其中语言表达不同的只有三处.司马迁在写刘邦“大骂”这一特质的时候,将这一特质分散在了诸侯功臣、亲近文臣和谋士的列传中.在这些功臣和较为亲近的文臣列传中,无论是与刘邦直接的对话描写,还是亲近文臣的间接口述,《汉书》中完整地继承了司马迁的《史记》笔法.
高祖出身布衣,要想使下层百姓听从自己的指挥,只从“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仅仅从这一方面来采取措施,体现自己的大度,是远远不够的.要体现其长者风范,必须要采取其他手段.刘邦的“大骂”有时体现心胸宽大的“长者”风范.例如：
楚汉大战,楚军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攻下齐地,没有发兵救汉王,却派来使者要求封为齐假王.汉王刘邦大怒：
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日：“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日：“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日：“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击楚.
起先“大骂”是对韩信乘人之危的一种厌恶,因为当时汉还没有打败项羽,以项羽为首的楚军势力还很强大,这时候要求封地,实在是有与汉王平起平坐之嫌,同时分封一般都是在大胜之后进行,这时候要求分封,实在是不合时宜.所以第一处“大骂”,刘邦这是大怒,是真性情的一种表现.从《史记》其他建国功臣世家和列传中来看,刘邦实则是将裂地作为其统御术的一种手段来用.例如在《史记·黥布列传》中使者随何对黥布说：“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随何作为汉王的使者,提出的裂地封王的条件是代表汉王的意思的,这个事件发生在汉三年.同时高起、王陵也对刘邦有这样的评价：“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所以刘邦绝不是因为韩信所求封地而生气,更不用说真假王一个封号了.另一方面,刘邦以“长者”风范来面对众人,是有自觉意识的.例如：汉元年十月,沛公追逐秦诸侯至霸上.跟随刘邦的将领都劝说刘邦诛杀秦王子婴,沛公回答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打败项羽之后,诸侯及将相要共尊汉王为皇帝,但是刘邦在三谦让,其理由是：“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所以从始至终,刘邦都是以树立自己心胸宽大的“长者”形象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样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亦悟”,按刘邦的性格不会再破口大骂,那他“复骂”其实是针对第一处骂而言,这样就不会显示出来刘邦如此心胸狭窄怨恨不来救汉,而是以长者风范给予真齐王的称号,可谓处理的十分完美,对自己的宽容大度又有一个极好的美化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天下苦秦久矣,诛暴秦,建功业,是士人之心声.所以士人重视的是遇到一个倾听自己意见,对自己十分重视的君主,而不是“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的君主.例如：刘邦因陈平的事迹而对其品行有一定的疑问,就征求魏无知的（陈平的推荐者）意见,魏无知说：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可见,是否能进奇计,打胜仗,是当时统治者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刘邦之“大骂”实际上是迎合了当时士人恶苛礼的一种权变之术,是有一定的社会功用的.刘邦身边的谋臣郦食其在当时专门求见高祖,也是因为高祖多大言,无养礼.“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闻其将皆握鲰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日：“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可见,郦食其之所以看重了刘邦是因为刘邦多大言,少苛礼.
所以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慢而侮人,并且多次提到刘邦破口大骂,并不单纯是说明刘邦性格中的流氓习气,相反其笔下的刘邦依据士人的身份地位、人物心理和当时战争形势的不同,在处理方式上又有细微的差别.司马迁在表述刘邦骂人的情绪表现方面,其语言的描述,更多地揭示出刘邦内心复杂的精神世界,赋予刘邦“大骂”统御术的政治功用,体现了刘邦作为政治家的一种谋略.
(一)根据人物身份地位来施骂
对待诸如郦食其、留侯张良、叔孙通这些儒生采取一种先骂后宾的权变之术.这里的宾是一种“宾礼”,是为“座上宾”.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居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居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
当时陈胜、项梁各路豪杰并起者矣,很显然,当时的情势沛公已经了然于胸,所以才会有“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土豪俊”.刘邦这位胸怀大略的长者不可能不以大局为重,广招人才,破口大骂,一定有其深谋远虑.其次,依据刘邦“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的举动,中间并没有任何谋士向他觐见说他的行为是不合乎礼仪的,但是他主动道歉,这前后行动之巨大反差引起我们的怀疑.因此,刘邦显然以之前“大骂”为手段,一定有其自身的考虑.“竖儒”是对儒生的一种十分不尊敬的称呼.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就提出“仁、义、礼、智、信”五种君子应该遵循的法则,但是当时秦末时期,只是“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的竖儒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刘邦以“大骂”这一较为浅显的手段考察到郦生这个所谓的竖儒并没有因为“大骂”这些苛礼而罢休,忍辱负重,说明其心中必然有宏伟之计划陈述,所以刘邦的态度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反转,将其延上坐,优待,为宾礼.
陆贾“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在高祖刘邦面前说《诗》《书》,高帝对其也是破口大骂：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运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日：“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
高帝刘邦大骂陆生认为诗书无用,自己取得政权是“马上取天下”的结果,可是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的时候,是给予了张良、萧何和韩信最高的评价.这三个人中张良“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良尝学礼淮阳”的儒生身份及其贡献是得到刘邦充分认定的.在建国之前刘邦特别讨厌好用苛礼的儒生,但是张良、郦食其等儒生对其建国大业的宏伟计划功不可没,这一点刘邦不可能没有认识到,对儒生也会有重新的认识,加之陆生是在高祖建国之后出现的,在这里对陆生破口大骂,实在奇怪.仔细想一下刘邦“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陆生在其面前提醒刘邦诗书的重要性,使得刘邦觉得自己的虚荣心受到重创,本来刘邦读书甚少,在他面前说书,当然不会投其所好.自己不擅长的东西,陆生却一直在身旁提醒.刘邦当然会很不耐烦.但是刘邦作为一位“仁而爱人”的长者在建国之后一直考虑的是如何治理天下,他也不可能认识不到诗的重要性,所以做事不可能这么冲动,对待事情不考虑后果.我们明白跟随在刘邦身边的曹参、萧何、樊哙等都是依附于他身边的下层平民人物,这些人物和他本身有相同的政治血统,但是像陆生这样的士人有其天生的优越感,如何让这些有政治谋略的优秀人物俯首称臣,是刘邦需要考虑的重点.这时胸怀大略的刘邦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对这些儒生进行大骂的策略,使其产生一种惧怕的心理,怀着忠诚之心为自己服务,不能僭越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时,不可打消陆生这些士人为自己出谋划策的积极性,所以在陆生陈述之后,刘邦马上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在语言上立马软弱下来,虚心求教,耐心听大臣的意见,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使得陆生觉得自己是一位开明、耐心听取大臣意见的君主,可以实现儒生的价值,当然会效忠自己了.所以刘邦在这一方面对度的把握很到位.
而对待萧何、陈平、韩信、周勃、周昌、樊哙等与自己较为亲近并且社会身份较为低下的下层人物先骂而后给予财物,大笑,体现一种平等的观念,少了一种主客之间的距离感.
(二)根据战争情势来施骂
英布“秦时为布衣”,“布已轮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英布为群盗之首,淮南王投降刘邦,至刘邦帐中：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
英布能否背叛项羽帮助刘邦,这对刘邦打败项羽十分重要,作为以大势为重,不重珍宝的刘邦来说,接见英布时,坐在床上洗脚,实在是不明智之举.这么“仁而爱人”的长者刘邦采取这样的手段实在不是令人匪夷所思.英布早年“亡之江中为群盗”有无赖之习气,项籍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人,至咸阳.”英布是何等骁勇,细想英布之性格特征作为刘邦之降将,要如何管理使其服从自己的安排,是摆在刘邦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英布投靠刘邦显然是希望刘邦重视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时这个心思就被刘邦所探知,所以刘邦先无礼,后礼遇,利用这样一个巨大的落差来使英布觉得刘邦是十分看重自己的,给予英布为刘邦效力的巨大信心.刘邦“大骂”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权变思想.
(三)根据人物心理来施骂
刘邦亲力平陈豨,问周昌赵之降将有没有可以为自己所用的：
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
刘邦在十分简短的对话中,就直接下结论封赵将四人为千户,看来刘邦并不是不相信周昌的话；其次,当时正处于楚汉战争的关键时期,正是要大力笼络人心,招揽人才之际,一向有“长者”风范的刘邦不可能这么鲁莽地谩骂投降他的人,这实在令人费解.笔者仔细斟酌之后,发现看似一个情绪表现的背后,蕴藏着难以言说的深意.其中运用到了一种心理战术.降将凡是有一点本领的,在投降之后都会有一点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负面情绪.赵之降将为了在刘邦面前表示出自己的英武,一定会有一点傲气、不服气刘邦的表现.所以刘邦谩骂一声,问道：“你们能成为将领吗？”这时,赵之降将刚打完败仗,情绪本来就会很失落,刘邦这一反问更增加了他们的自卑情绪,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本领来得到领导者的重用,所以“四人惭伏”.当自卑的负面情绪到了一定的极限的时候,刘邦在他们还没有丝毫立功的前提下,就封他们为千户侯,这说明即将要效力的人很看重自己,这时赵之降将重新燃起了为刘邦效力的信念.这一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赵国的投降将领更加忠心地对自己的新主人效力,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来得更要珍贵一些.这一例证,足可显示出高祖刘邦“大骂作为一种权变之术,有其独特的政治功用.
总的说来,高祖刘邦的“大骂”虽是其表面的情绪,实际上也是统御术的一种政治手段,内心世界考虑的复杂程度赋予了“骂”独特的政治功用.这就是神威布衣身份的刘邦的不平凡之处.
二
在以上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笔下的刘邦的“大骂”特质,在其政治领域中起到的独特作用.见微知著,可以窥探出司马迁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思想高度.司马迁所处的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汉武帝时代的前后,思想世界屡屡掀起波澜.在大一统之理想真正实现的前夕,各种思想流派竞相提出宏观的方案——或者企图延续黄老式之因循的思想范式,或者主张以儒家的思想为中心来进行统治……事实上,应对于融合一统的时代趋势,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真正保持自身的纯粹性.即使是汉武帝时期成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内部也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其他的成分；在坚持其核心主张的基础上,鲜明地表现出兼容并包的性格.”事实确实如此,虽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在其作品《春秋繁露》中却鲜明地表现出了“天”与“人”的因循沟通关系,以及在汉中期思想的影响下汉大赋的出现,都是“天人”关系思想碰撞与贯通的结果.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由于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史记》的创作宗旨也就不足为奇.太史公以其理性的高度审视历史的事件及其变化,即使是刘邦的情感表现——大骂,在其简洁的语言对话描写的背后,有其独特的思考.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刘邦的深刻思考,显示了他看待历史人物思想的深邃,以此来寻求历史的真理.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形象是顺应天人的典型代表,司马迁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到：刘邦之所以成就了“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的宏大伟业,是因为顺应了“天人”的关系.“天”是指当时“天下苦秦久矣,诛暴秦”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人”是探究刘邦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原因所在.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情绪表现——大骂,看似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可能会带来追随者的反感,这是矛盾的一方面而已,另一方面,将这一负面的情绪进行转化,升级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统御术来使用,并且收到了应有的成效,有战略家的谋略.司马迁认识到了这一点,“王迹所兴,原始察终”,窥探到了刘邦取得政权不是偶然,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司马迁在对刘邦的形象刻画中,作为普通人来进行描述.《史记·高祖本纪》中讲：“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塞,故救塞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在写《史记·高祖本纪》将重点放在刘邦如何顺应时势,承敝易变,建立了汉朝,进一步来深入探究刘邦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战胜项羽的原因.所以刘邦有战略家的谋略,而司马迁有史学家的高度.
司马迁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形象塑造和司马迁和刘邦大骂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司马迁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司马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