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也谈教育的责任》
本文是关于教育类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也谈教育和责任和也谈相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文 | 顾明远
顾明远,1929年10月生,江苏江阴人,党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光明教育家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等.
本刊2017年10月曾刊登顾明远先生的《就教育论教育能走出教育的困境吗》一文.文章从“‘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教育”“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影响着教育”“攀比风气助长了教育的竞争”“用人的学历主义恶化了教育环境”“升学率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等八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教育的各种社会、思想根源.为了全面了解顾先生的教育思想,本刊本期特别刊发《也谈教育的责任》一文,与广大读者一起探寻中国教育改革创新的明天之路.
教育本身的问题在于屈从社会的各种压力,教育被扭曲了,被异化了,没有自己的“人格”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较弱,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可见教育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创新.
长期以来缺乏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首先对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说法质疑.他的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迅速引发全国教育界“教育本质”的讨论.有多种观点,但这些观点几乎都没有脱离教育工具沦的藩篱.1979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时,我担任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在会上提交了一篇文章《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最后有一段话：“关于教育的性质和职能问题……把教育单纯地看作上层建筑.教育理论工作者只研究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个方面,而对教育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漠不关心.”文章又说：“教育范畴有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不完全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等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生产力在起作用.”1980年,我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干部暑期学习班上又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1991年,我在《高等教育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文.但这篇文章受到严厉的批评.
其实,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也是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但是这种对教育的认识仍然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人发展的功能,忽视了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教育界“以人为本”“ 人的发展”的思想一直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的思想才逐渐被引用,为教育界所共识.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活动,是人类得以繁衍、发展的基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教育当然要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服务,社会发展了,个体才能发展.但是反过来,也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得到发展,才能为社会服务,社会才能发展.马克思、、瓦特、爱因斯坦、乔布斯,不就是他们这样的伟大人物改变了世界吗？
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更是儿童发展的权利.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宣布“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从而确立了“ 儿童第一”的原则.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很少考虑儿童的需要,而是把成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们,忘记了促进儿童自我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的.大家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谁也不认真思考一下儿童将来的前途.儿童处于被教育、被学习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症.
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该报告提出“将知识和教育视为共同利益.这意味着,知识的创造及其获取、认证和使用是所有人的事,是社会集体努力的一部分”.因此“重新界定教育和知识的概念,将其作为全球共同利益”.该报告“ 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为基础”.这些新的理念无疑使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有新的认识.
人才观、质量观、学生观的误区
教育是促进儿童发展的主要途径.儿童发展是有规律的,教育活动也是有规律的.就儿童本身来说,天赋、素质是有区别的.按照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人都有8种或者9种智能,但是智能的结构是不同的,如果用一种模式、一种标准去培养学生,很难取得圆满的效果.从教育学来说,教育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儿童的特点、特长、爱好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成功.
从儿童生活的环境来说,差别也很大.教育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的因素,因地制宜,提供不同的条件,才能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
什么叫人才？我认为,热爱祖国,诚信做人,勤奋工作,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就是人才.天才是人才中之杰出者,有重大发明创造,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者,少数人才能达到.学校要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一所学校如果能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有品德的公民,就是一所好学校.但是,许多学校校庆印制宣传纪念册子,前面总是领导的照片、题词,然后是所谓杰出校友,普通劳动者没有位置.人是有差异的.但是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曾高度统一,虽然新的课程改革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有了灵活性,有了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发的空间,但评价考试是统一的.统一的培养目标难以培养出有个性的人才.我们家长强迫孩子“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造成人为的、无序的教育竞争,最后受伤害的是儿童,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什么是教育质量？教育方针说,要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但现在从地方政府领导到学校教师、家长都认为升学率就是质量,考试成绩就是质量,这与教育方针的要求背道而驰.这种质量观其实是功利主义的产物,不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这是教育本身的病源,当然也有其社会基础.
什么叫好学生？有一次我到一所小学参观,一进校门就看到学校的宣传板上贴着十佳少年的照片,其中9名是女生.他们是用什么标准评选出来的？我想无非是学习成绩优秀,恐怕最大的成分还是“ 听话”.男生比较顽皮,女生比较听话,容易受到老师的青睐.这对男生来讲极不公平,也不利于男生的发展.1986年我到哈尔滨参加黑龙江比较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黑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批评当时的教育,他说：“现在的教育埋没男孩子的天分.男孩子发育比女孩子晚,又调皮,功课不如女孩子,等到他到初中觉悟过来,已经没有可能上好学校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孙云晓不是写了一本《拯救男孩》的书吗？这就涉及教师的学生观.什么是好学生？考试成绩、听话不听话、教师个人的好恶等是标准.这种学生观埋没了大批有胆识、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我发表在《江苏教育》1981年第10期上的文章《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没想到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主张传统教育的人认为,教师要起主导作用,学生只能接受教育,不能站在主体地位.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几年.1991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文《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说明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并不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恰恰在于要启发学生的主体性.争论了十几年,这一观点现在似乎被广大教师在理论上接受了,但在教育实践中还未能真正做到.
轻视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
我国教育制度设计上一个很大的缺陷是轻视职业教育.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新学制是比较重视职业教育的.当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专门建立了职业教育体系.1951年8月10日,政务院第97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学制图.新学制中职业教育包括培养熟练工人的技工学校、培养初级技术人员的中等专业学校、培养高级技师的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培养工程师的高等专门学校和大学.这些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在农村还创建了一批农业中学,为普及农村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把农业中学、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说成是教育不平等,是对工农阶级的歧视,将其一律砍掉.“ 文化大革命”以后,职业技术教育也一直没有被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立了一批职业中学,是为一批考不上普通中学的学生准备的,因而在人们心目中,职业中学低人一等,整个职业教育的名声也被毁坏.特别是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以后,我国提出要重点发展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再一次萎缩.直到21世纪初,“ 技工荒”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我们才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缺失.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做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经过这几年努力,才使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构比例得以优化,才扭转了职业技术教育衰退的局面.但是,人们对职业学校的歧视已经根深蒂固,阻碍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统筹设计和优惠政策,再加上传统文化重学术轻技术和“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使得教育的恶性竞争依然是教育的顽症.
学校发展不均衡
当前大家诟病最多的是重点学校的建立,取消重点学校的呼声由来已久.
设立重点学校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在提出恢复高考的同时,提出要办好一批重点学校.正是这一举措,培养了一批人才,为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应该说,20世纪我国教育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必然要有一批精英学校.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所有国家教育发展的规律.今天,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的公平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公正的必然要求.
三十多年来,政府对重点学校投入大量资金,使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了家长择校问题.教育部曾明令取消小升初的考试,但是重点学校仍然以各种竞赛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于是奥数班、英语班、艺术特长班等应运而生,使得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学生学业负担越来越重.
另外,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的共建,加重了学校发展的不均衡.重点学校的资源越来越丰裕,设备越来越先进,教师待遇也较优厚,与普通学校拉大了距离.对这种现象,老百姓是极有意见的.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利用公共资源为本单位的子女谋福利,实际上也是一种腐败,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还会在学生心理、品德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教育规划纲要》已明令禁止设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但重点学校是长期形成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难以消失.这就是教育竞争的根源.现在各地政府也都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改造.杭州市在21世纪初就开始组建教育集团,由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结成集团,或者由重点学校举办分校组建教育集团,扩大优质资源,来缓解择校的竞争.近几年来北京市也在采取优质学校办分校的办法来扩大优质资源,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办分校要有实质性的措施,特别是师资的保证,不能只挂一块牌子了事,有名无实.名校不能办很多分校,否则优质教育资源也会稀释,分校也徒有虚名.为此许多学者颇为担忧.
但又出现所谓“学区房”这样新的问题,造成新的不公平.
科学的评价制度的缺失
评价制度是教育工作的指挥棒.一提到教育改革,人们首先提出的是高考、中考制度的改革.校长、教师认为考试制度不改革,素质教育难以推行.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太单一,只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要全面评价,但除考试成绩之外,学生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等都没有刚性指标.于是大家追求的只有考试成绩,新的评价考试方案已经出台,提出小学升初中一律不考试,中学要实施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升学的重要依据.但如何实施,恐怕还需认真细致研究,做到公平公正.
我国的考试制度长期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这种制度甚至不如科举考试,科举还可以多次考试,我们现在应届毕业生一次考不上高校就变成社会青年了,再考就更难了.
高校招生缺乏自主权,学生报考缺乏选择权.前几年,美国一个华裔中学毕业生巩昂寄给我一部他的书稿,介绍他在美国读书和报考大学的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把他报考大学的经历归纳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在高中阶段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或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作为入学的参考.
第二步是参加课外活动,这是备考的必然要素.大学会考察他在中学参加课外活动的情况.该生参加了学校网球队、数学俱乐部、多元化俱乐部和国家优秀学生协会.第三步是在十二年级前的夏天思考报考什么学校.了解历届毕业生考入大学的信息,从网上了解大学招生的信息,听取父母和教师的建议.之后,他决定选择10所大学为报考对象.
第四步是分别向十所大学提交大约500字的申请书,介绍自己在中学的学习情况、参加的课外活动、个人的爱好和抱负等.申请书很重要,大学往往根据申请书来初步录取.
第五步是到大学实地考察.他接到9所大学的初步录取通知书.于是他选择了三所他最想去的大学进行实地考察,最后选定哈佛大学.
第六步是由当地一位哈佛大学的校友对他面试,面试就是在校友办公室里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校友比较满意,推荐学校正式录取他.
美国大学这样一个录取过程,既体现了大学招生的自主权,又体现了学生的选择权.但这种办法在我国行得通吗？首先,我国高校招生只凭一纸成绩,无需别的要求；其次,我国中学生没有养成自主选择的能力；最后,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建立,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情况、申请书的撰写、校友的面试等都可能弄虚作假,不能令人相信.现在我国新的评价考试改革方案已经出台,正在上海和浙江两地试点,而全国实施还需时日.
传统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
正如《教育规划纲要》所说,我国教育还存在观念落后、方法陈旧的问题.前面讲到的陈旧的人才观、质量观,必然会导致教学方法的陈旧、人才培养模式的僵化,这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
我国现代教育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搬过来的,清末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源自日本,而日本是师从德国的.因此,我国的现代教育一开始就打上了传统教育学派的烙印.虽然,1922年改用美国的学制,而且美国著名教育家、现代教育学派的鼻祖杜威自1919年到1921年层在中国讲学两年有余,竭力宣传他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主张,但没有动摇我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因为传统教育比较适合长期处于封建时代并具有科举文化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对我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教育.早在1948年秋,我国的大连旅顺中学就开始和苏联一所中学建立联系,着手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1949年以后,我国确立了“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一方面,翻译出版大量苏联教育理论著作,最著名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教师几乎人手一册；另一方面,聘请苏联专家来到教育部、高等学校当顾问和讲学,传播教育经验.苏联教育学强调以下几方面：（1）教学是教育的基础；（2）系统知识的传授（因而在中国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3）教师的主导作用（ 凯洛夫认为“ 教师本身是决定教学的培养效果之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 教学的内容、方法、组织之实施,除了经过教师,别无他法”,因而确定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性、主导性）.以上几乎都符合中国传统教育,所以,被我国教育工作者牢牢地掌握.
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所谓“红领巾”教学法.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子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一课.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上好一堂课的要求,推荐了苏联课堂教学的“五段教学法”.《人民教育》杂志七月号为此发表短评,认为普希金在评议会上的总结发言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从此“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对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以至于整个中小学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教学法规范了课堂教学的要求,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它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即把课堂教学程式化,不利于教师发挥创造性、学生发挥主动性,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地位.
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实际上没有摆脱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理论的影响,它强调的是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虽然1958年以后我国对凯洛夫教育学就开始批判,但并未涉及他的教育思想体系,只是从宏观上给它扣上“智育第一”“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帽子,并未触及他的教学体系.客观地说,凯洛夫教育学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教育现象的,它强调学生要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在那个时代也是正确的.但其教学过程过于僵化,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造性、批判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我到苏联学习教育专业,当时我们用的教材并非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56年回国以后,我发现国内学界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研究得十分精细,教材也完全照搬它的体系,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西方有学者调侃说,一个15世纪的人今天醒过来,发现世界什么都变了,唯有教堂和学校没有变,他还认识.这说明学校的变革很慢,培养人才的方法依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经验,重新注重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做优质中学等思想,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探究式教学、参与式教学方法.但大部分教师还是习惯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应试教育”仍然干扰着教育改革,学生始终处于“ 被教育”“被学习”的状态,学生鲜有兴趣,鲜有爱好,鲜有选择权.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教育论文参考资料：
评论：该文是关于教育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也谈教育和责任和也谈相关教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