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回流、断指和社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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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的涌入和外资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催促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
但是,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越来越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从1997年起,国有企业职工人数连续5年大幅下降,从10766万人降到6924万人.依此推算,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总人数达3842万人.
与此同时,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也大幅下降,从1997年的2817万人降到2000年后的1000多万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下岗潮”,为进一步拓宽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通道,国家对使用外来农民工进行行政干预,以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农民工“回流潮”.
第一次出现在1994年,当时并没有全国性的宏观数据记载,但已经作为一个宏观社会现象引起广泛关注.第二次出现在19 9 7年至2 0 0 0年.据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的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返回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0.546%,由城市返回农村的劳动力占返回劳动力的71%,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在城市就业空间持续缩小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仍显尴尬.1999年3月31日,《工人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报道《深圳部分外来劳务工安全状况堪忧》,这是当时的主流媒体率先为伤残农民工发出的呼吁.
报道指称,深圳外来劳务工的劳动安全状况令人忧虑.深圳市7个法医室1998年鉴定的12189例工伤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深圳市劳动局官员同时透露,1998年深圳市工伤死亡达80多人.综上调查,1998年深圳有这样两个数字：每天有31人因工致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因工伤死亡.
记者调查发现,出工伤事故的多是外来劳务工,这部分人群具有年龄小、流动性大、文化层次偏低的特点.工伤事故大多发生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里.
这篇报道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关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强调“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来换取外资引进和经济增长”,深圳等地关停了上千家安全不达标的私企及“三来一补”企业.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由于地方上政策执行的偏好以及政策的执行力问题,地方干部唯GDP论和劳动监管机制不健全,农民工在工作岗位的伤残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农民工的流动从一开始就非制度安排,而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在城市对农民工就业限制众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流向发生了变化,民营矿区变成了农民工争相赶赴的淘金“圣地”.在煤炭大省山西,300多万名农民工散落在全省的采煤一线.虽然井下采掘工作苦、脏、累、险、重,但每个月400～500元的收入对农民工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据199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国煤炭业排名第二的河南省,全省煤炭行业有70万名职工,其中,农民工总数为33.57万人,主要分布在井下采掘一线岗位,少部分在井下辅助岗位工作.
然而,采掘业并非都是农民工就业的“天堂”.在采掘业就业的农民工,大多要经受社会歧视、奴役式管理和矿难的三重考验.
1997年,全国总工会对34岁的井下采煤农民工周树春的个案访谈相当典型—我在亲属的介绍下,来到了矿山（河南省鹤壁煤矿五矿采煤二队）,当了一名协议工.煤矿上是很苦的,自然环境让人难忍受,可自己上有老人下有儿子,要忍.`在城市里,我们到郊区租房,被问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正式工,还是协议工？”话语虽不多,却让我们受到了人格侮辱.`我们在矿山的工作时间特长,打疲劳仗,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敢怒不敢言.矿向队要任务,队向班要任务,为“任务”二字不讲协议工的死活.哪一个敢言,轻者当班不记工,重者停止工作,罚款开除,我们只有忍.`这种歧视,在乡镇企业尤其是个体和民营企业更加普遍.`在山西省太谷县任村乡东卜砖厂 ,中江民工全部被安排在制砖、晒砖、装窑等粗笨工序岗位.每天凌晨4点就得上班,晚上一般要到12点左右才能下班.遇上停电,民工们可以休息,但来电后,他们必须通宵工作.东卜砖厂对民工的吃饭时间也作严格限制,超过时限,下一顿就没饭吃.民工们不能打电话、不能发短信.有一人给家乡人打过一回电话,在三四人的监视监听之下,电话内容是“这里很好”.
如果说社会歧视、奴役式管理已经给农民工造成了巨大伤害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多发的矿难带给农民工的则是生命之虞.
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01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5965人,基本上全是农民工.
2001年7月17日凌晨3时许,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81名矿工遇难.
直到当天傍晚17时,南丹龙泉矿冶总厂负责人黎东明才第一次向分管南丹矿业的县委副书记莫壮龙回报,请求县里不要上报,由龙泉自己处理.第二天晚上,县委书记万瑞忠、南丹县县长唐毓盛等人碰头.万瑞忠最后“拍板”：一是事故由龙泉自己处理,县里不往上报；二是防止消息泄露,同时密切关注社会上的议论；三是如果上级机关知道了,就说龙泉从没有正式的事故书面报告,把责任全推给龙泉.7月27日,龙山矿里抽水时发现两具死难矿工尸体浮出水面.龙泉有关人员及两名民工悄悄将尸体连夜拉到外地火化,事后给每个民工360元,交代他们不要泄露.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起结.官员提供保护伞,矿主们输送利益,矿工们的生命仅仅被视为普通的“生产资料”.
频发的矿难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震怒.南丹矿难事故中,原县委书记被判处死刑,并先后对128名责任者进行了刑事追究或党纪、政纪处理.南丹特大矿难以牺牲81位农民工的生命为代价,直接催生了《安全生产法》,成为中国农民工历史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与《劳动法》的产生背景相一致,农民工进城的历史、农民工流动中的重大事件,成为劳动法治建设的直接推手和动因.而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范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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