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地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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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强
［摘 要］明清时期的乌江流域为川、黔少数民族聚集区,有一定数量涉及土司历史纪事的碑刻保存至今,对研究西南土司制度及其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些土司碑刻纪事具有早于正史记载的先前性与地方性,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与传世文献记载多可互为印证,同时又可补充正史文献记载的阙略. 其次,乌江流域土司碑刻为研究西南土司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不少实证资料,对于探讨西南民族地区政区的早期状况、政区调整变迁、汉夷畛域纠纷及其解决等有一定认知意义. 同时,乌江流域土司碑刻对黔、滇古代方国地理多有考证,其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关键词］乌江流域；土司碑刻；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 －９３９１ （ ２０１８ ） ０５ －０００１ －１０
作者简介：马强,陕西汉中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古出土石刻文献与历史地理、西南地区历史地理、蜀道文献等.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明清时期西南土司地处偏远,除了与王朝发生的朝贡、征调、册封诸事外,正史文献记载的土司资料相对匮乏,这对全面深入研究土司的政治制度、历史地理、经济形态、军事战争及其家族文化而言,都造成了史料先天不足的困难,也使得诸多问题无从详细考察. 在这一情形下,残存至今的地方碑刻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碑刻资料虽然比起正史文献来说显得较为稀少、零散、单一,缺乏系统性,但由于大多数土司碑刻是对当时发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真实记录与见证,具有早于史书记载的先前性与原始性,因此我们在研究西南土司历史问题时就不能不对碑刻类文献格外关注与重视,这也是土司碑刻在近年来日益受到学者重视的“合理原因”. 在近年学者整理的土司碑刻文献中,彭福荣、李良品等主编之《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 ［ １ ］ 、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 ［ ２ ］ 、瞿州莲、瞿宏州《历史记忆：永顺土司金石铭文整理研究》 ［ ３ ］ 、王晓宁编《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 ［ ４ ］ 都是具有一定史料学术价值的碑刻文献辑录与研究之作,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土司纪事及其历史地理问题,为明清西南土司研究提供了罕见而珍贵的地方石刻文献,其搜集整理功不可没,从当代历史文化研究史料的多元化与研究方法的多维度角度来说,其学术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在这里拟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角度就彭福荣等主编《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一书所涉西南土司的内容与价值作一粗浅探讨.
一、乌江流域所涉土司碑刻述略
乌江流域为川、黔少数民族聚集区,明清时期有不少土司分布,其中主要有播州杨氏土司、水西安氏土司、石 纉 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等多个土司政权. 在星罗棋布的西南土司地图上,乌江流域中下游地近内地汉人,呈现汉夷混杂分布状态,因此无论是与王朝的关系,还是土司内部与土司之间的纷争,现在来看都是引人注目的“民族动态”. 彭福荣、李良品等汇编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以下简称《选辑》）收罗广泛,内容宏富,既有实地考察拍摄所得,也有根据明清州、县地方志辑录而成,涉及乌江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民族、民俗等多个门类的纪事与人物,包括大量铭功纪事碑、禁谕碑、筑路修桥碑、神道碑、乡规民约碑、墓志铭等. 在汇编的 ５４０ 余方碑刻中,涉及土司者虽然只是其中少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有限的土司碑刻中读出不少西南土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选辑》涉及土司的碑刻主要有袁桷《杨公神道碑铭》 ［ ５ ］ 《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 ［ ６ ］ 《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 ［ ７ ］ 《秦宫保庙碑记》 ［ ８ ］ 《黔师平播铭》 ［ ９ ］ １５６ 《西南平播碑记》 ［ １０ ］ 《平播州颂》 ［ １１ ］ 《遵义兵巡道题名碑记》 ［ １２ ］ 《郭青螺祠碑记》 ［ １３ ］ 《大将军聂公绍江讳文启平妖奇勋碑》 ［ １４ ］ 《复正谊乡界碑记》 ［ １５ ］ 《海龙屯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 ［ １６ ］ 《黔师平播铭》 ［ ９ ］ １５６ 等,其中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后为平播之役歌功颂德的铭功纪事碑数量,反映了“平播”事件的巨大影响.为行文简便,笔者姑且把这类碑刻称之为“土司碑刻”.
碑刻作为中国石刻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土司碑刻也不例外. 乌江流域的土司碑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碑传行状类,主要是宋元时期播州杨氏土司的神道碑及其地方官员题名碑记,多追述土司家族先世显赫功名. 如南宋《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记述南宋末年播州宣抚使杨文效忠朝廷,多次领兵或派兵抗击蒙古、屡建功勋事；元代袁桷《杨公神道碑铭》则主要记述元初播州土司杨汉英受到元朝皇帝器重、委以重任,在西南边疆安民保境功德. 二是土司家庙碑记,如乾隆石 纉 县同知王萦绪所撰《秦宫保庙碑记》就属此类. 三是铭功纪事碑,多为明季平定播州土司与奢、安土司后士大夫撰写,内容主要为记录平定土司之乱起因、经过、结果,歌颂督抚的功勋与意义. 关于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碑刻及其思想价值,已有彭福荣等先生作过初步梳理与研究 ［ １７ －１８ ］ ,有筚路蓝缕之功. 笔者这里拟就乌江流域所涉土司纪事碑刻加以探讨,以期对这类碑刻所反映的土司文献史料价值与历史地理研究价值有所揭示.
乌江流域土司碑刻大部分并非土司自己所为,作者绝大多数是汉族文人士大夫. 虽然土司碑刻比较零散,不能完全反映西南土司制度及其历史事件的全部,但这些有限的碑刻仍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乌江流域土司的发展变迁及其涉及的诸多历史事件,也包括土司时代封建士大夫的政治伦理立场与华夷民族观念,同时对研究土司历史地理也有一定实证价值.
二、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料文献学价值
乌江流域地处偏远、封闭,正史文献中有关该流域土司的历史形成、发展变迁等往往缺乏详实的早期记载,同时因无可靠的原始奏疏、勘查等档案记录,因此正史中对该流域早期土司的状况不仅记载简略,且存在一定的讹误. 如对实力及影响最大的播州杨氏土司的起源、族属等问题,唐宋正史文献就语焉不详,使得后世学者长期聚讼不已,特别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谭其骧先生《播州杨保考》一文影响很大,使学界对传世正史文献所记载播州土司始祖来自唐末中原豪族的说法更为怀疑. 播州土司起源之所以歧疑纷出,主要原因还是早期正史文献的失载,造成学者疑惑重重. 实际一些较早的土司碑刻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石刻史料信息. 《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 １９７２年至 １９７９ 发现于遵义县北高坪广福寺杨氏家族墓,系考古挖掘所得. 虽有残泐,但大体可识读. 杨文（？ －１２６５ ）是南宋末年播州第十五代土司,播州安抚使杨价之子,著名抗蒙将领. 其父去世后,世袭其职. 杨文生于南宋末期,是时,蒙古军已经占领四川大部,兵临播州不远,直接威胁到播州土司的安全. 杨文积极配合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余等抗击蒙古军的南侵,宋理宗淳十一年（ １２５１ ）,余北伐汉中时,杨文曾派部将赵寅带精兵五千随同北上,“三战于西县（今陕西勉县）”,作战勇猛. 不久蒙古绕道迂回进攻云南,杨文请准于朝,与吕文德同往罗氏鬼国,联络酋长共同抵御,屡败蒙军,因功授中亮大夫、合州防御使等职,食邑七百户. “中亮大夫”为宋朝高阶武官 ① ,可见南宋朝对播州土司的重视. 宝六年（公元 １２５８ ）,杨文发兵增援合州,与钓鱼城军民抗击蒙古军解除钓鱼城之围. 宋度宗咸淳元年（ １２６５ ）因病去世. 据碑文,播州杨氏十一世祖曾在北宋庆历年间协助朝廷出兵邕、广,参与平定侬智高叛乱. 南宋绍定年间,杨文之父、播州安抚使杨价配合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共襄保蜀事. 也就在这一期间,杨价病,奏请理宗让杨文袭爵,杨文在后来的抗击蒙古、襄助南宋卫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曾提及“绍定间,赵公制垣彦呐建阃,蜀事正棘. 忠显奏闻于朝,欲以其子文承囗囗于土,身囗（帅）将士移阃效驰驱……转中亮大夫、御史、抚使,开国上将军. 解青原之围,剿白之水溃,多赖忠显之力”,应该指杨文父子杨价（忠显）均曾投入南宋抗蒙战争,特别是杨价可能参加过宋蒙青野原血战,并且出力不小. 史载, １２３６ 年秋 ７ 月,蒙军攻克武休关进入沔州（略阳）,利州路提刑高稼战死. 蒙古军包围秦蜀要冲青野原（今甘肃徽县东南 ７０ 里嘉陵镇通天坪）展开激战. 宋方守军将领曹友闻率兵拚力血战,终因寡不敌众,曹友闻、曹友万、曹友谅三弟兄皆战死于青野原,宋军全军覆没,而后蒙军长驱直入川 ② . 据《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播州土司杨价曾经增援蜀口青野原之战,这段史实《宋史》失载.
《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是乌江流域迄今发现最早的土司碑刻,其中蕴含着早期播州土司重要的历史信息,其中有的说法与传世文献有一定出入. 如《神道碑》两度言及播土司先祖杨端于唐宣宗末年奉诏平定南诏事,一言“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南诏,其功始著”；又说“至鼻祖端,始入囗囗囗囗囗囗囗囗于巴蜀之南鄙,接近珍、涪、南平、施、黔；远通湖北之沅、靖,及广右之邕、宜处,播乃我国家藩屏也”. 这将播州杨氏土司创建的时间提前到唐宣宗时期,与后来传统的杨端入播在僖宗乾符年间在有所不同. 揆诸唐史,晚唐时期唐朝与南诏国矛盾再次激化,唐文宗太和三年（ ８２９ ）,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蜀防边不力,南诏乘机举兵侵蜀,连袭 閔 、戎、邛三州,攻破成都大掠子女、百工及珍货而去,西川连警频传,南诏成为唐晚时期之大边患. 南诏扰边,成为唐安南边患及唐末农民起义的重要背景,因此与唐之覆亡关涉甚深. 唐宣宗大中年间,安南土人怨都护为政贪暴,引南诏军扰安南境,同时频频袭扰西川边地. 懿宗咸通年间,安南土人又两度引南诏兵攻破交趾,杀掠甚重,并再次大举入蜀,进围成都. 僖宗乾符年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加强守备,同时,乾符年山东爆发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中原动荡,北方世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太原豪族杨端于宣、懿之际率兵及族人入播是完全有可能的. 《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虽作者署名阙失,但碑文多处言蒙军统帅为“虏酋”,整体行文为宋人语气,为宋人撰于南宋末年无疑. 碑文中两度提及杨端入播纪事,早于元袁桷《杨公神道碑铭》与明初宋濂《杨氏家传》,这为播州土司先祖为来自中原豪族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杨公神道碑铭》系元代著名学者袁桷（ １２６６ － １３２７ ）为元播州土司杨汉英（ １２８１ －１３２０ ）所撰的神道碑. 史载袁氏“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杨公神道碑铭》开篇追述第十八世播州土司杨邦宪宋末审时度势归顺蒙元,受到元世祖忽必烈奖谕. 杨邦宪亡故,杨汉英尚年幼,其母携之入京觐见,世祖特允其世袭播州土司爵位,并赐名“赛因不花”. 杨汉英成年后先后授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石播军民安慰使、侍卫亲军都要指挥使、勋上护军、顺元宣抚司使等职. 杨汉英治理西南颇有方略,“其治边也,改南诏译道,罢顺元宣慰司,升安抚司为宣抚司. 公定云地以东隶播,以西隶新部. 减县之冗员若干,屯丁之粮三去其一焉”. 后来杨汉英历经平息地方土酋斡罗斯诬告、招抚叛乱之部蛮桑拓等事件,皆化险为夷.特别是在元朝取道征讨南诏之战役中,杨汉英“大发卒辇运以济军食”,立下大功. 元初虽然黔地已经在元朝控制之下,但局势动荡,边民屡叛,作为顺元宣抚司使兼播州宣慰使的杨汉英东征西讨,屡建奇功. 元大德七年,在与思州田茂忠联合平定了南蛮庐奔、黎鲁部叛乱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终年四十. 杨汉英,正史有传,见《元史》卷一六五《杨赛因不花传》. 传曰：
杨赛音不花,初名汉英,字熙载. 赛音不花,赐名也. 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 五代以来,世袭其职,五传至昭,无子,以族子贵迁嗣. 又八传至粲,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宪,皆仕宋,为播州安抚使. 至元十三年,宋亡,世祖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卒年四十三,赠推忠效顺功臣平章政事,追封播国公,谥惠敏. 汉英,邦宪子也,生五岁而父卒.二十二年,母田氏携至上都,见世祖于大安阁.帝呼至御榻前,熟视其眸子,抚其顶者,久之,乃谕宰臣曰：“杨氏母子孤寡万里来庭,朕甚悯之”. 遂命袭父职锡金虎符,因赐名赛音不花.
《元史》本传这段记载与袁桷《杨公神道碑铭》对照,除了杨汉英的卒年有较大差异外,其他记载大致雷同,只是相对详细. 《杨公神道碑铭》较之明初宋濂《杨氏家传》形成年代要早,应该是《元史》本传的原始史料来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元史·杨赛因不花传》明言“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 五代以来世袭其职”,这实际上是继《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后言播州土司始祖杨端来自唐末中原豪族之说的又一碑石记载,后来明初宋濂《杨氏家传》再次强化了这一说法. 但《杨公神道碑铭》未明确提及先祖杨端,只是提到“播州安抚使杨惠敏公邦宪袭土守边,至是十八世矣”. 所言播州杨氏土司世系较为笼统含糊,没有《元史·杨赛因不花传》具体、清楚. 由于杨汉英是播州历代土司王朝国家时期唯一进入正史列传者,其史料来源问题自然需要探求. 袁桷《杨公神道碑铭》固然应该是《元史·杨赛因不花传》的史源之一,但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元史》本传的记载仍然有不少溢出了《杨公神道碑铭》的内容,而与宋濂《杨氏家传》有更多的相合之处,因此可以肯定,明初修《元史·杨赛因不花传》,应该重点参考了袁桷《杨公神道碑铭》与宋濂《杨氏家传》.此后《杨纲墓志》也称杨纲为“唐太师端二十二代孙” ［ １９ ］ . 从史源学角度考察播州土司家世的历史文献,《杨公神道碑铭》与南宋《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相呼应,形成更加有力的史料证据链,对于研究播州土司的形成及其早期历史而言,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古代的家庙碑记一般因家族和乡绅祭祀本土先贤而作,与代表王朝国家表彰功勋卓著者所撰的神道碑有所区别. 清乾隆时期王萦绪所作《秦宫保庙碑记》先述明末“贼民群兴,四出蹂躏,中原鼎沸”,石 纉 土司夫人秦良玉“以女子身远起边陲,率师征剿,所之披靡”,因其援辽、平播、保境等丰功伟勋已“俱载《明史》”,故《庙碑记》重点在记述张献忠陷蜀后秦良玉“发兵守隘”,保境安民,“一境晏然”,拯救无数逃难百姓之功德. 后叙乾隆甲午（ １７６４ ）在石 纉 秦良玉原府第基础上建祭祀性庙宇、寝殿、塑像、配享等.《庙碑记》最后部分为颂铭,歌颂秦良玉“夫人寿终,功德不朽”,但对秦氏援辽抗清事则以“京师戒严,勤王北上,诗赐平台”寥寥数语代过,政治忌讳也显而易见 ③ .
乌江流域有关播州土司的碑刻,除了《海龙屯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时间较早,系明季播州土司杨应龙驻防播州军事中心的禁约碑外,其余基本上是明朝平定播州叛乱、消灭杨氏土司后地方官员撰立的纪功碑、纪事碑. 海龙囤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西北约 ２８ 公里的龙岩山巅,创建于南宋抗蒙战争期间,宋元之际遭到毁坏,明代成为播州土司最为重要的军事堡垒. 《海龙屯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中的禁约为明季播末代土司杨应龙亲自制定,系进入海龙屯城堡的严密条例. 从《严禁碑》看,为保证严格有效的城堡守卫,杨应龙首先设立了专门的守护操理官员：“守屯役总管、把总、提都、总提调、书吏各理事务”,甚至还有规定“守衙小童守仓户,打扫户总旗小旗军士苗宰并住屯医生匠作主持人等各有役次,时刻不可擅离,各给年貌号牌稽考,内无出关字样” ［ ２０ ］ . 海龙屯防守甚严,“此乃禁地,庶有稽查,以防奸细,僭妄诈伪之徒,再无混冒,违者自于后开条欤罪究,绝不轻恕”. 目的是防止奸细混入破坏,表明杨应龙对苦心经营的海龙屯安全极为看重.无论是研究播州土司制度,还是城防建设、官员设置、禁卫保密、诸官职责等都有详细的规定,从中可见龙岩囤俨然为一地方土皇帝皇宫. 由于明军剿灭杨应龙后对播州土司府衙、城池的大肆毁坏,播州土司文献档案毁灭殆尽,因此残存的《海龙屯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殊为珍贵,对于研究明季播州杨氏土司具有不可再得的文献学意义.
万历二十八年（ １６００ ）明朝调动八路大军云集播州,剿灭播州土司杨应龙逆乱,也结束了盘踞播州七百二十五年之久的杨氏土司世袭统治,为明季万历“三大征”之一,也是明清时期西南改土归流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在乌江流域一些土司碑刻中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记忆. 《黔师平播铭》系平播后次年,楚人江盈科接任贵州巡按,听闻黔中父老称颂郭子章平播之丰功,特为之撰写,一方面为镇压杨应龙主帅之一的贵州巡抚郭子章歌功颂德,同时也披露了一般士大夫对平播事件的鲜明态度：“盖出师仅六阅月,而杨氏八百年宗社荡为丘墟. 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彝风者,一旦裂为郡邑,比中原版图之域,天子藉以抒西顾之忧. 既而铭功钟鼎,纪绩太常矣”.《黔师平播铭》并没有停留在铭功颂德上,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平播战争终于取胜的地理、人事等原因. 贵州巡抚郭子章主政贵州垂十载,政绩显著,当地民众为之立生祠. 在平定播乱之役中,作为贵州巡抚的郭子章为剿灭杨应龙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子章平播战争打响前夕调任贵州巡抚,下车伊始,面对贵阳府库空虚、粮饷匮乏、城防廊陋、人心惶恐的困难局面,郭子章与巡按御史宋祖兴共商大计,接连上疏请拨兵饷,先后向朝廷要来铜银四百万两、槽粮三十万石,又简选文武僚吏,因材委用,分别募兵防守险要关隘； 以八万兵属总兵官李应祥 ［ ２１ ］ ,其黔兵作为主力之一参与了攻打海龙屯的最后战斗,攻关夺隘,功不可没. 但李化龙与郭子章有隙,上奏朝廷的《平播疏》奏报有功将臣者竟然很少提及郭子章,其《平播全书》也有意贬损郭之功劳,有藐视黔军的倾向.因此江盈科《黔师平播铭》、邹德溥《郭青螺祠碑记》都带有实录其功,为郭子章鸣不平而铭功纪实之目的. 将《黔师平播铭》与《平播全书》一同参照,可对平播之役中李、郭的作用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 只是《郭青螺祠碑记》出于官场忌讳,回避了李化龙、郭子章之间的矛盾,掩饰说“总督长垣李公（化龙）移驻重庆,请尚方剑,与公协心朋力,而军政肃然矣”. 《黔师平播铭》重在强调郭子章镇守贵州在这次平播大战中的意义,并指出楚、蜀、黔三方互为倚重的地理优势.
《郭青螺祠碑记》是平播后贵州当地士绅为贵州巡抚郭子章所立生祠所撰写的碑铭,主要记述在平播之役中郭子章临危受命,开赴贵州,督理黔地,筹措军费、征集粮草,调兵遣将,配合李化龙剿灭杨应龙事迹及其重要贡献. 据《郭青螺祠碑记》,在攻打杨应龙最后的军事堡垒海龙屯战役中,黔师悍将安疆臣、安尧臣捷足先登,“独冠七路”,为战役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然,剿灭播州土司叛乱的总督理毕竟是李化龙,其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土司碑刻中同样有所体现. 陶望龄《西南平播碑记》则是为平播主帅李化龙铭功纪事的碑传,此碑首先痛斥播州杨氏土司“以唐之季,蒙乱固险,世和厥地. 显袭朝号,口相君民,区裂版章,以沦夷裔. 历宋暨元,羁縻弗绝. 虽圣人继起,洗濯腥秽,包并荒远,犹取其貌恭,因而建置. ……惟播孽应龙,怙其昏嚣. 湮灭 ? 纪,祸芽帷墙”,继写皇帝“以前巡抚辽东兵部侍郎李公（化龙）往总师事,建督府成都,总统黔楚,赐剑一,得挥诛大将以下”,接着正面记述灭播战争经过：“明年春,所征秦、魏、燕、齐、滇、浙之师暨土司兵毕集,众二十万. 正月望日登坛誓师,五监六帅八道并进以伐之. 推断高折枝先以南川兵捣官坝,降真州,进据桑木. 蜀帅 ? 破楠木娄山关,再与应龙父子遇,力战,大歼其军.帅广别击斩贼大将郭通绪,夷崖门以入,再捷水牛塘. 贼栖囤上,楚帅 瞞 尽芟四牌七牌之苗,蹑于青蛇岭巅,戮数千人,进略大小三渡. 而黔师亦再涉乌江,毁关,以水西兵抵于白田坝. 夏五月,诸将士大会海龙囤下. 公命按察使悌来视师. 无何,封侍郎讣至,公饮血茹涕,责占愈厉.六月五日, ? 、应祥兵破其城二,翌日,广 瞞 攻之. 城圯,众继以入. 应龙缢,收其尸,系虏妻孥,尽槛其属献阙下. 皆论如法,斩磔于市”.其中有“恒恒虎臣,曰维李公. 惟郭暨支,佐佑厥庸”. 虽然也提及贵州巡抚郭子章与湖广巡抚支可大,但却轻描淡写,匆匆数语带过. 作者陶望龄（ １５６２ － １６０９ ）,字周望,号石篑,明代浙江绍兴府人. 万历十七年（ １５８９ ）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国史. 所以他在《碑记》中说：“望龄旧史官于职,宜有纪述,遂系由辞”. 此篇碑文写于平播之役结束不久,着力张扬平播主帅李化龙指挥若定及战役经过要略,出自曾任史官的陶望龄笔下,有“史碑”之称. 不过过分褒扬李化龙而贬低郭子章,抑或授意,也不得而知. 但《西南平播碑记》毕竟成文于平播之役甫毕,与《平播全书》可互为参照,是反映平播之役的重要石刻文献.
万历二十八年的平播战争虽然以官军的大获全胜而结束,延续七百余年之久的播州杨氏土司宣告终结,但遵义地区的社会并未从此走向安定富庶,小规模的地方作乱仍然时有发生.乌江流域的部分土司碑刻反映了平播、平奢战争后、地方对遵义地区军事政区与军事守备的调整、遵义地区的社会经济萧条及其战后恢复等状况. 孙学易所撰《遵义兵巡道题名碑记》即对战后初期黔北地区社会地情深为忧虑：“播昔为蛮夷君长,今一旦受汉官要束,妖氛初靖,反侧未安. 苗穴比邻剽掠,足虑堂奥之忧.门庭之寇庸,讵可晏然乎？ 又四方亡命,托足斯土,往往椎埋为土奸,蕞尔郡越在省会东南边徼,孤悬一隅,民生痼民生痼瘵,吏治惰窳,岂台使者耳目所能周咨？”陶望龄《西南平播碑记》曾这样形容播州杨氏土司七百多年的统治：“夫播人咸伏,榛莽沉于雾霾,不睹天地之大、日月之朗者,八百年于兹矣”. 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也说明杨氏土司播州统治影响之久远. 这些记述都表明,曾长期处于土司制度下的黔北地区在以军事强制性政策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对流官政治的新制度接受尚有一个抵制与缓慢接受的过程,潜在的危机四伏,社会并不稳定,必须在行政与军事方面双管齐下,兼而理之. 明代一省分为数道,道设“按察分司”,以按察副使、按察佥事等员任职兵巡道,主持军事镇守事务,并纠察监控府、州、县,称谓分巡道,兼兵备职者,又称兵巡道、兵备道,仍兼副使. 《遵义兵巡道题名碑记》作者孙学易即以四川按察司副使遵义兵巡道,《碑记》所言当为其亲历及其见闻.
黔北地区除了杨氏土司外,还有长期世袭存在的另一安氏土司. 平播战争中安氏土司积极配合朝廷出兵助战,建有功勋. 两大土司境内主要民族构成为苗、侗等少数民族. 《郭青螺祠碑记》文末云：“播地方平,皮林复炽. 赖公余威进剿,擒斩俘获与播略相当. 未几,播、水地界,公与新城司马公议,令疆臣入苞茅代播输将,于黔西沙溪依旧. 又未几,议镇雄,公命尧臣挈妻孥还黔,代兄为宣慰,而镇雄还陇. 人言公虑远谋深,功高事苦,然哉！” 平播之役中,由于水西土司积极配合朝廷出兵参与讨伐杨应龙战事,受到朝廷嘉奖与升职. 万历三十六年（ １６０８ ）安疆臣去世,由安尧臣袭职. 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 ）安尧臣去世,由安位袭职,因安位年幼,实权才落到安邦彦手中. 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 ）安邦彦响应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公开打出叛明旗帜,很快被四川巡抚朱燮元率军镇压,但战乱平息后水西安氏土司并没有被废除,朱燮元奏请朝廷仍然让安邦彦之子安位继袭土司,这应与念及安氏土司于明有功有关. 《郭青螺祠碑记》末尾所云,是指平播不久从江县又发生皮林苗侗之乱,郭子章再次率兵镇压,平息了动乱. 同时对水西安氏土司安疆臣、安尧臣职官作了调整,很快又稳定了黔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大将军聂公绍江讳文启平妖奇勋碑》系崇祯十三年户部郎中刁化神为遵义总兵聂绍江撰写的功德碑. 碑先言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 ）永宁土司奢崇明与水西土司安邦彦叛乱被平息后,遵义一带荒凉萧条,人口离散,农桑不兴的荒凉景象：“天启元年辛酉,经西、蔺两酋交讧,人空土满,一带地方渝为兽薮,几几草昧”. 后记遵义总兵聂绍江镇守此地后,“三年招徕,三年植养,民始业耕业读,业商业贾,各就厥事而熙熙然帖席. 至若整兵伍,严训练,使狄夷不敢窥视”.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奢、安土司叛乱后贵州地区社会秩序恢复的事实.
三、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笔者近年来倡导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同时也指出由于传世土司历史地理文献史料匮乏,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先天不足之困惑,而有关土司的碑石资料与奏疏资料则值得重视与利用 ［ ２２ －２３ ］ . 研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土司碑刻,不时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地理信息. 唐宋时期,今日渝南黔北地区为汉夷交杂混居之地,既有羁縻府州,又有经制州郡,其政区建置、隶属、沿革等舆地文献记载稀疏简略,且不少语焉不详. 该地区有关唐宋出土石刻虽然寥若晨星,但也保存着一些有价值的政区信息. 幸存的《大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 ［ ２４ ］ 大约作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 ６９７ ）,是乌江流域前土司时代最早的石刻. 墓志铭载志主梁师亮先医后宦,“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别教医生”,武则天时,“授珍州荣德县丞”,武后万岁通天二年卒.其中提供了唐代珍州的政区信息. 珍州为唐初所置县,与夜郎相邻,今属地贵州省正安县,但荣德县史籍罕见记载. 此墓志题额赫然有“珍州荣德县”,但遍查唐史文献,皆无珍州有“荣德县”的记载.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珍州,下,贞观十六年置. 天宝元年改为夜郎郡,乾元元年复为珍州. 领县三, ? 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 至京师四千一百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未载具体三县县名. 《旧唐书·地理志》又谓“夜郎,汉夜郎郡之地. 贞观十七年置于旧播州城,以县界有隆珍山,因名珍州. 丽皋、乐源,并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仅仅提及珍州领有丽皋、乐源二县. 珍州也为唐流贬罪臣之地,武则天时内史邢文伟坐附宗秦客,“贬授珍州刺史”④ ；酷吏周利贞也曾流放珍州 ⑤ ,安史之乱后宗室李元平因降附李希烈,“流于珍州”⑥ . 后来卢征因坐刘晏事也曾流放珍州 ⑦ .但这些记载均只言及珍州,而未及荣德县. 但《太平寰宇记·江南道·西高州夜郎郡》条载：“唐贞观十七年,廓僻边夷,置播州镇. 后因川中有隆珍山,乃以镇为珍州,取山名郡也. 长安四年,又改为舞州. 开元十三年改为鹤州,十四年复为珍州”. 并在“西高州”条下说领有四县：“夜郎、丽皋、荣 ? 、乐源”⑧ . 《太平寰宇记》虽成书于北宋初,但学者公认其所载政区大多属于中晚唐政区地理建置实际状况,因此唐代珍州有“荣德县”确实是存在的,并非无文献依据,而《大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则表明,至迟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仍有荣德县存在,为珍州辖县,这为研究唐代西南政区地理提供了一条珍贵的石刻资料. 虽然《大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属于一件前土司时代的石刻,但因珍州地处后来的播州土司区,昭示了从唐宋羁縻府州向元明清土司州县制度过渡期间某些“边地”区域行政区隶属的复杂性.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考察,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土司碑刻折射了不少元明清时期西南政区地理的信息. 元朝范汇《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记至正三年（ １３４３ ）顺元宣慰都元帅“完泽公”谕立府台题名碑,“纪纲立、法度行”,“属余次序而著名题之,将镌刻以俟来者”. 值得注意的是,《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以蒙元人立场对贵州收入元帝国版图有这样的表达：“八番顺元,相传为夜郎、柯之表,殆古鬼方之境欤.蛮獠种落杂处,叛服不常. 入我国家,军徇其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使,都元帅府总戎以镇之. 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领万户府一,镇抚司一,安抚司十,长官司五. 而顺元、思、播三宣抚地,皆听抚镇,其任重矣”. 元朝一统寰宇,贵州结束有史以来孤悬高原、封闭割据的局面,开始归入王朝的统辖之下,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 而元在贵州设立万户府、镇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行政机构,开创了以军事监控与土司制度双重体制治理贵州,也为后来的明清王朝在贵州的行政治理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意义. 《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撰于黔地初归元朝、政局尚未稳定之时,其意义不言而喻. 另外,此碑记也透露了宋元之际贵州城市形成的一些信息,既言“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则说明南宋贵阳已有“贵州城”,元朝降附黔地后,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
云贵地区偏居西南,孤悬高原,舆地史志对其早期政区建置沿革大多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播州土司碑刻一般皆言及播州地区的历史沿革,以示自古属于“禹贡”版图. 《宋中亮大夫抚使御史杨文神道碑》开篇即谓：“余尝考《禹贡》,播州乃荆州之域,在春秋则隶巴子国,为翼轸分野”. 这段看似“例行”的开篇语实际上旨意宏远,暗示播州本属华夏之域,如此则杨氏土司来源正统,自然与西南蛮夷早有分异. 陶望龄《西南平播碑记》落笔即作如是叙述：“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隶极于西南. 赕濮洛乌蛮白夷荒忽么,历前世所弗设,莫不囗使缠驭,咸在职贡.维播,古之郡县”. 对于云贵历史地理也是如数家珍. 明朝继承元对云贵高原的统治,重视西南控制与治理,王化所及,更加深远. 所以《西南平播碑记》言本朝“所隶极于西南”,也是事实.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清人姚柬之《重修大定府署碑记》,这篇碑记与其说是为复修的贵州大定府题写的“厅壁记”,倒不如说是一篇颇具考证意味的西南古国探究的学术论文. 《碑记》除了文末对复修大定府署的时间与工役有简略说明外,其余大部分几乎都是对战国秦汉夜郎、且兰、江、犍为郡地望及其楚威王时将军庄 ?入滇、唐蒙使南粤路线的考证,并且不盲从前哲时贤的权威说法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指出《汉书·地理志》所载之夜郎国不临近江、言楚庄 ? 入滇“必由大江溯铜杜滩至涪州东北玛乌江,“乌江以上舟楫不通,故 船于此处,盖且兰国也”；“且兰去夜郎尚远,帮必舍舟步战. 然则古夜郎之国,其在今修文以东,普安以西,奄有大定,北至叙州乎？ 故曰最大也”；“大定接壤云南,遵义距云南中隔大定郡,然则遵义以南之为且兰,叙记以南之为夜郎,亦无可疑矣”. 对《汉书》与《水经注》所载之“温水”,清儒郭子章、黄宗羲、田雯、洪亮吉等均有考证,然各持一端,莫衷一是. 姚柬之在《碑记》中则旁征博引,力证“温水”即江之别名. 姚柬之《重修大定府署碑记》对滇、黔古方国的考证逻辑严密,判断有据,虽为一家之言,但颇得乾嘉考据学之要领,有重要学术史价值,值得当代治西南史地者重视.
关于滇、黔历史地理,土司碑刻往往会追溯久远. 《郭青螺祠碑记》述及水西安氏来历时就指出：“贵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罗施之地. 汉武侯擒孟获、济火从之,以从征功表于罗甸,则今安氏远祖也. 安氏立武侯庙为大方,前为关侯庙,巍然两峙. 水西隔乌江,一衣带便是播州”.遵义在明代虽属蜀地,但地处荒偏,时人地域评价为差：“遵义,原播土也,郡县后界在遐荒,囗全蜀为最僻” ［ １４ ］ １４５ . 贵州境内战国秦汉时有夜郎国,宋代有罗施鬼国,但三国时诸葛亮曾南征南中,深入黔地,以宽仁之心收降土酋孟获、济火 ⑨ ,影响深远,表明黔西的安氏土司先祖很早就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密切.邹德溥作《郭青螺祠碑记》时,尚未发生奢、安土司叛乱,且安氏土司曾经参与平播战争,建有战功,因此《碑记》借水西（黔西北）历史地理的铺陈以表彰郭子章争取安氏参与平播的合理性.据《郭青螺祠碑记》,平播战后,郭子章奏报朝廷对原播州政区作了新调整：“新设遵义、平越二府,贞安、黄平二州,遵义、桐梓、绥阳、仁怀、湄潭、龙泉、、余庆八县,改置安化、贵定二县”. 杨应龙土司覆灭后,如何对原播州地区进行安抚、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碑记》记载表明,郭子章不仅善于领军,且深谋远虑,长于理政,这些政区调整措施有利于平播后消除原播州土司的影响,对原播州土司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而这些对云南、贵州前代历史地理的追述,表明这些土司碑刻具有强烈的以夏制夷、华夏一统的国家地理观念.
从理论上说,土司与汉地之间本来各有畛域,互不侵犯,但实际上这方面的“侵界”纠纷很难避免.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 ［ １ ］中有数方碑刻涉及这一问题,如黔江《复正谊乡界碑记》记述明朝官军在渝东南黔江县驻军屯田,久而久之,与酉阳土司发生土地争端. 酉阳冉氏族土司因元末降附明玉珍,明初曾经因之获罪遭贬罚,“酉阳司在元时降明玉珍,获罪于明,曾贬其爵位,罚其兵米,协济湖广大田所,酉人以为苦,牵连吾黔,遂起争端,以至讦至御前.成化时委张巡道临勘,断以泉门口、小河为界,大堆坝、穿厂、高碛口、两河口断给土人,其谢家坝、官村、上下庙溪、小江、鱼滩、龙桥断归黔人,止令帮麦粮数石转解大田所,前朝已久分晰之矣……上官冉奇镳乘变,供串解麦粮之说,捏详妄争. 蒙上宪,委黔、武、彭三邑会勘,袒黔、袒酉者持议不一. 朱郡守、陈刑厅审详,杨、贾两守道、李制军、佟、刘两抚军勘定,正赋归之库,土地复之黔,勒石永遵. 酉酋慑服,黔自今安枕矣” ［ １ ］ ２１３ . 这一纠纷历时长久而未解决,最后惊动黔江、武隆、彭水三县官府,联合勘查地界,通过与土司、屯兵、地方协商解决,“正赋归之库,土地复之黔”. 最后成功解决了这一积时已久的讼案. 《贵定仰望地界碑》同样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石刻文献,反映出苗民、驻军与土司等围绕山林薪柴常常发生纠纷. 该碑记载嘉庆十年苗民王青苗、雷阿豆赴府控告生员郑士品越界入山砍薪案件,官府勘查后给出判文,土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较好,与推行土司制度中的林木保护规定也是有关的,“囗官山（除）四至外,官山亦带同（该）处土司勘明,何处系官山,何处系属民地,定立界址出示晓谕,嗣后,设有砍伐柴薪,毋得越占苗寨地土,致启事端. 其苗、民等赶场贸易时,该营民兵如敢欺凌滋扰,立即严办勿纵,仍将遵缘由,于三日内具文报府备查,等因奉此. 今本县于七月二十四日带同书一办徐玉卿,差土弁宋开勋等登山勘查雷阿豆所呈之契.除乾隆十一年二月内雷阿沟（豆）、阿若得买土司宋经贵仰王山场,上抵牛坡沟,下抵母猪冲,左抵高寨丫口,右抵深河坡并无争竞外……” .在汉地官民与土司发生林产侵夺纠纷时,地方官府出于地方稳定,一般都对有争议地区的林泽海渊薮发布禁令、采取保护政策. 《贵定仰望地界碑》记述王青苗、雷阿豆赴府控告生员案后,贵定官府判文公告还特别指出：“今察看石门之北,云雾山之下,五道河之上四五里之内一带官山,应付平伐营兵民护蓄砍伐,禁私买,并苗民等私买. 如有擅行买卖者,除追价入官,将其地土仍归公外,并将私行买卖之人严行治罪” ［ ２５ ］ . 李世愉先生在演讲中曾经指出,云南景东县至今还保留着一块保护森林的石碑,上面提到为保护林木,专门设立了“林官”. 其中提及“康熙时还有一个谕旨提醒地方官,如进入土司地区砍伐林木,要得到土司的认可” ［ ２６ ］ .这些碑刻资料对于探讨土司与汉界的地界纠纷、解决途经及其土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中值得特别重视.
地学论文参考资料：
总而言之：此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碑刻和土司和乌江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地学本科毕业论文地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