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六大代表惊险穿越国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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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为保证代表的安全,并让代表准时赶到目的地,共产国际和方面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安排了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应代表过境.1928 年春,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并委托哈尔滨县委做好安排.县委指派党员、共青团北满地委书记李纪渊负责接待工作.
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的道里外四道街（又叫面包街,红专街）14 号的一座平房里,这里也是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阮节庵（又名阮昌、魏仲仁）、沈光慈夫妇的住处,党的秘密机关,比较安全.阮节庵当时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妻子沈光慈在电话局做打字员.两人都有职业,便于掩护.阮节庵和李纪渊一起负责接待工作.沈光慈和县委交通员、原在上海党做翻译、朝鲜族的小白,也参加接待工作.
此外,还派龚饮冰、何松亭和在妇委会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到哈尔滨协助完成接待工作.龚饮冰当时在上海担任会计.杨之华带着女儿独伊到哈尔滨后,被安排住在阮节庵家里,随时接待来哈尔滨的六大代表.
从1928 年4 月开始, 关内的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尔滨后便按照接头地址和暗号与小白或李纪渊会面.接头地点是设在道里大街一处卖故衣的商店里.小白在那里以店员身份作掩护,随时会见来哈尔滨接关系的代表.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由杨之华或阮节庵夫妇安排食宿.
单个来的男同志,通常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块儿活动,对外就说是“夫妻”.当时杨之华的女儿独伊只有6 岁,但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有人问就说是“爸爸”.独伊很乖,但喊过几次“爸爸”之后,她有些奇怪了,便问妈妈：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爸爸呀?
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乘火车往西去满洲里；二是乘火车往东去绥芬河.
往西走满洲里线路的,临行时由接待站交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到了满洲里后,在车站附近就会看见两辆马车在那里等候着,马车的前面挂了一个车灯,一个车上为67 号,另一个为69 号.代表手里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时,把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马车夫扬起鞭子,马车很快消逝在黑夜里,偷偷越过边境.边境那边也设立了接待站,负责安排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走绥芬河路线的,由哈尔滨乘火车,到达绥芬河后,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被安排在他家休息吃饭.到了晚上,再由这个苏联人带路过境,需要翻山涉水,走很长一条路才能过境.晚上起程,得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先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哈尔滨接待站尽量安排六大代表们走满洲里而不走绥芬河,因为从满洲里到莫斯科距离更近,但有时来的代表比较多,就得分散行走.
唐宏经（1901—2005, 又名唐韵超,时任满州省临委职运书记）是出席六大的代表,同时又承担了在哈尔滨接送六大代表的任务.他回忆说：
“1928 年5 月, 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 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过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
“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州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带着他们乘火车.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大约是5 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
“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运行到了莫斯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代表,因为有几个省的代表还没有到,会议没有马上召开.有一天,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找到我,对我说：老唐, 你怎么把团员也带来了？这时我方知朱秀春竟是个团员.我一时没了主意,问他：这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说,让朱秀春写个入党申请书吧.就这样,经过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朱秀春在莫斯科加入党组织.”
关于穿越国境线的经历,还有六大代表回忆：“我们经中长路到哈尔滨,在一个指定的招待所住下来.和我们联系的苏联同志给了我一张美钞,让我们记住上面的号码,这张美钞实际上是一张苏联境内的‘通行证’.他还告诉我过边界的联络暗号.在满洲里下火车后,我们跟着这个苏联同志坐上一辆马车,车夫扬鞭一甩,四匹剽悍的马拉着车奔驰向前.这时天还没有亮,还挂着闪烁的星星,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国境分界线,马车穿行在碉堡群中,如入无人之境.正当我们离开我国边防哨兵的最后一个碉堡时,听到‘砰’的一声响,马车夫镇静自若,快马加鞭,一股劲就冲出了国境线,安全地进入了苏联境内.”
六大代表黄平的回忆录记载：1928 年5 月,我奉之命带着三个香港海员同志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六大.我们是乘日本船到大连.同船去的有杨殷（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时为南方局委员）,但是我们装着不认识.我们坐的是统舱.船到大连时日本盘问杨殷,杨殷说他是做药材生意的,并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些药材样品给他们看,就走开了.我们从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接上了关系,并得知在满洲里怎样过境的办法.之后辗转到赤塔,苏联的有关部门来査我们是否带有私货,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住了约一个星期,我们乘火车到了莫斯科.
1928 年4 月1 日,福建代表罗明和许土淼离开厦门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很久,然后取道大连到哈尔滨,到哈尔滨住了20 多天,才由交通员带着乘车去满洲里.下了火车后,改乘马车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山地.他们是晚上爬山过边界的.事先,交通员提醒他们不要咳嗽,而当时许土淼患肺病,咳得很厉害,过边界时,只好捂住嘴.到达苏联境内的火车站,他们看到了蔡和森等人,大家一起乘火车于6 月初抵达莫斯科.
当时在妇委会工作的杨之华、李文宜带着杨之华的女儿独伊是从上海动的身.据李文宜回忆,她们先乘船到大连.这是艘货船,她们住在底层的货舱里,空气污浊.李文宜又晕船,一动就吐,只好躺着不动.关键是李文宜的心情不好.她1928 年元旦刚结婚,爱人罗亦农,时任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李文宜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从事营救工作,但没有成功.1928年4 月15 日,罗亦农英勇牺牲,年仅26 岁.
李文宜当时的名字叫哲时.罗亦农在给她留下的遗嘱中深情地写道：“哲时,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如有知,将永远拥抱你.”大难之后,痛定思痛.想到罗亦农,李文宜不禁泪如泉涌.想到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同志被逮捕牺牲,罗亦农如果活着,也是要去参加党的六大的.现在却只找到罗亦农的遗体,并暂时厝放在安徽会馆.
想来想去,李文宜不免终日以泪洗面.茫茫大海,一望无际,水天一色,变化无穷,李文宜无心观赏.杨之华看她三天不吃不喝,尽力劝慰照顾.李文宜在货舱里恨不能放声大哭,以泄多日来隐忍着、压抑着的悲痛.杨之华劝说：“你这样不坚强,万一弄病了,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该怎么办呢.”船到大连后,李文宜才进了点饭食.
下了船,她们买,经过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继续北上.车到哈尔滨、满洲里,都有组织负责人来接头,要李文宜和杨之华分开,各自与人配成假夫妻,而且不能说话,免得暴露南方口音.还要她们脱下旗袍,穿上东北农村妇女穿的衣服,箱子里所带的物品,只要是南方的东西,一律留下.李文宜和杨之华时分时合,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到达了国境线.
过国境线时,杨之华和李文宜乘一辆马车.杨之华带了20 美元,放在女儿独伊的一条裤子里,以免被人察觉.不料,下马车时,她们把裤子忘在车上了.杨之华悔恨不已,对她们来说,那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李文宜回忆,她们5 个人一起,住进了一个居民家里,等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女主人很殷勤地接待她们.午饭时没有筷子,也没有刀叉,只有木制的一柄汤勺.先来一碗罗宋汤,再就是几片黑面包和香肠.每人一根酸黄瓜,吃起来香甜可口.男同志们边吃边谈.李文宜细听,他们谈的都是湖南农民革命以及反革命摧残革命的情况.晚上,男士们睡在一间卧室里,杨之华和李文宜被安排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过了两三天,火车来了,大家才上了车.
火车经过贝加尔湖时,正遇上倾盆大雨.一望无际的湖水,更显得烟雾迷蒙.李文宜在车上写了一首感怀的诗,其中两句是“雨打车窗人共泪,水天浩淼心与惊”.一行人都对李文宜十分同情.
据哈尔滨党史大事记载,经哈尔滨接待的六大代表共40 多位.他们都安全到达了莫斯科,从而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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