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项脊轩志》补记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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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项脊轩志》的“补记”与原志具有多方面的协同性,尤其是“补记”的双重寄情、文脉贯通很容易被无意忽略,对此,通过文本细读和互文法,可以作出合理阐释,从而更充分地认识“补记”的丰富内涵和审美艺术张力.
关键词：《项脊轩志》；补记；独特结构；双重寄情；议叙相映
归有光《项脊轩志》在通行本中都是以一个前后联属的完整篇目呈现的,并无补记和跋语等形式的切分.事实上,其正文写于作者18岁时,而“补记”的创作时间颇有争议.顾农认为“其补文部分当作于嘉靖十五年（1536）”,即归有光31岁时；姚玉光《归有光生平三考》则认为补记是归有光49岁后才写的；徐中玉、金启发主张补文作于正文写作十三年以后.“十三年以后说”大体得到学界认可,而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补记”独特形式的价值和意义,即“补记”和原记的协同性,这里的协同性是指“补记”与原记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同步和互补,并以此彰显其巨大的审美艺术张力.因此,本文拟采用文本细读法和互文法加以探讨,通过比照“补记”与原记的关系,分析“补记”与他文的相关性,从而为文本的阐释提供支持,认识“补记”的丰富内涵；这样,或许能够弥补《项脊轩志》解读的无意疏忽.
一、独特结构,前后协同
《项脊轩志》的“补记”是作者于妻子死后若干年重读旧作补写而成,就文本存在的客观事实而言,他认为没必要打破原有次序而重新整合,也就是说,归有光本人以为这种组合是恰当的,至于他的理由和用意何在,并未作出说明.但是后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清人王拯在《项脊轩志》后记中说：“按文‘余既为此志’后百十四字,历叙记文以后十余年事,语尤凄怆,与文境适相类,刻本又联属之,人因第赏其文,而遂不察其为文后跋语耳.”又说：“顾自文章言,则自元明以来,上下数百年间,莫与并者.”[1] 即使他认为补记是跋语,不能统一为一文,有些偏执,也充分认识到补记的特点、结构的特异性和地位,不能不说具有开创性的认知意义；吴小如先生也质疑道：“既是作者补写《志》文的续篇,为什么非添在‘项脊生曰’一段的后面不可呢？……其实这正是作者摹仿《史记》的地方.……这种章法,看似别扭,恰有所本.我故曰其结构‘似奇而实正’.”[2] 先生虽然指出了“补记”结构是本于《史记》的,但并未阐明这种“似奇而实正”的艺术价值和作用.对此,周先慎先生却有较多的关注,“后记不仅不是蛇足,而且一经写出,便成为与正文浑然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情形,在古今散文作品中都是很少见的.”[3] 周先生重点强调了补记的结构价值,而对思想情感方面的前后贯通涉及不多,言而不详,未能尽意,故此我们不妨“接着讲”.
在时间推移上,补记与原记相承紧密,“后五年”“其后六年”“其后二年”,概述简洁,清晰明了；空间上,延续项脊轩及其变迁内容,“室坏不修”“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并记述余与妻在轩内的活动；人物关系上,由先母、先大母到亡妻,自然补充和延伸；表现手法上,依然选取家庭生活小事、平凡场景,表现亡妻音容笑貌,寄托深情；语言风格上,充分体现了作者追求忌“饰”、忌“浮”的审美趣味,显示出“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王世贞语）的特点.这些内容都与原记处于同一平面上,前后平衡协同,显而易见,但是,“补记”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二、双重寄情,气脉贯通
关于《项脊轩志》表达的思想情感问题,文本有“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句,作为过渡句,重在言“悲”,而“悲”的内涵,人教版是这样定位的：“表现了物在人亡,三世变迁的感慨,表达了怀念祖母、母亲、妻子的深厚感情”,特别对“补记”作了解读：“补写项脊轩的变迁和逸事,主要表现作者丧妻前后的感情变化”[4],这是文本的表层思想情感,可视为一重情感寄托,其实,文本还存在着更为深远的双重寄寓.
文本所写“诸父异爨”、轩室变迁、轩内苦读、祖母持笏、“项脊生议论”诸内容,篇幅约占全文三分之二以上,说明了文本不仅仅是表达怀念亲人的深情和三世变迁的慨叹,再结合作者在科场仕途及齐家兴族的坎坷遭际,无疑还表达了作者振兴家族的责任感、壮志未酬的孤独失落感和有负长辈及妻子厚望的愧疚感.二者相比,后者反而是作品蕴含的侧重点.但是,记母亲与补记妻子似乎同这种理解并无关系,这正是文本的非协同处,更是研究情感寄寓的肯綮所在.
《项脊轩志》中没有记述母亲对自己的关爱,也没有记述母亲对自己读书的指导、督促和期望,可是为什么听老妪讲述时,老妪“语未毕,余泣”？这个疑问在《先妣事略》中得到解答,母亲去世时年仅26岁,归有光8岁,母亲“为多子苦”,干家务时“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劬劳辛苦”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母亲“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显然,母亲的辛勤操劳和对己的督促期望,恐怕才是“余泣”的根源.
再看“补记”中回忆亡妻魏氏,有四个细节：“从余问古事”、“凭几学书”、“述诸妹语”和“枇杷树”,且不说时过境迁,“语尤凄怆”,单说这几层的言外意就十分深远,诚如清代考据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序》中所说：“震川之文,弦外有声,酸咸外有味者也.是故言在此而意在彼,节愈短而趣愈长.”王锡爵也说：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唐时升代王锡爵撰《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从余问古事”“凭几学书”不只是表现伉俪情深,还暗含妻子对归有光的敬重,“述诸小妹语”流露出夸耀、自豪的情态.这在归有光《请敕命事略》中表述的再清楚不过了：
先妻少长富贵家,及来归,甘淡薄,亲自操作.……常谓有光曰：“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魏氏生时,有光方年少,为诸生,及王氏,方乡举,家益贫,历岁岁北上办装,及下第之穷愁.（《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知,亡妻对归有光怀着怎样的敬重、期待和激励,可是,十三年后,自己仍然是举业未成,仕途蹭蹬,穷困潦倒,家道不兴,其间所包含的失意、愧意、悲意是何等的深刻.所以,朱静老师评道：“令有光最难释怀的愧疚来自于妻子对于他学识的器重和对他举业能成的期盼.而现在连续六次的失败已经让他再难有成就向亡妻证明.”[5]
和上文所列细节的言外意相比,写“枇杷树”的寄寓有过而无不及,此句取意于《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补记”中妻子“手植”“枇杷树”,对应的正是桓公“前为琅琊时种柳”,如今“亭亭如盖”,对应的是柳“皆已十围”,桓公北征时,再见前柳,感叹时光流逝,催人衰老,功业未成,令人怆然泪下；显然暗合归有光此时人生之境和睹物思人之情,虽未言“泫然流泪”,但悲悼之情溢于言表,而且时光流逝、举业未成、家道不振的愧疚失意之情则深寓其中.
《请敕命事略》还有一处写到先妣周氏时的话,也可类推此意,“有光独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无穷之感也.常默默自愧其姊云.”虽然此处“墓木”不能直接证明写枇杷树的用意,但写法一致,悲叹愧意也是统一协同的.
总之,把“补记”同原志比照,所形成的情感气脉前后贯通,有机相属.不论是写祖母对归有光的疼爱、期待、激励,还是写母亲、妻子都是沿着“悲”的两重寄情而展开的,尤其是补记的愧疚、失落之情更是这一气脉的补充和拓展.
三、议叙相映,形成反差
文本中“项脊生曰”一节议论文字,是以蜀清和孔明自喻,以“丹穴”“陇中”来比项脊轩.归有光虽处于“区区败屋”之中,又安知他日不能像“昧昧于一隅”的蜀清和诸葛亮一样名扬天下呢？因此,即使别人把自己看成“埳井之蛙”,年青的归有光也认为轩陋而有“奇景”,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和希望.《家谱记》写道：“有光学圣人之道,通于六经之大指,虽居穷守约,不录于有司,而窃观于天下之治乱,生民之利病,每有隐成于心.”他9岁即文章,10岁洋洋洒洒挥就数千言,十一二岁便“慨然有古人志”,14岁应童子试,20岁得补生员,这些经历证明了他参加科举的远大志向.正源于此,他才肩负着亲人的殷切期望和振兴家族的使命.明末昆山人张大复说：“归先生居项脊轩,辄扃其户,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当时人知之,谓之埳井蛙耳.乃不知有丹穴陇中之想,如先生真功名富贵人也.”（《居息庵·梅花堂笔谈》卷五）可见,少年归有光的远大抱负和坚定信心,这段议论恰恰正面揭示了《项脊轩志》的主旨和重心.
“补记”部分以平淡叙述的方式映射出进入而立之年后归有光的心情和境况.他乡试6次,连连落第,仕途多舛,心力交瘁,
（下转第91页）
（上接第75页）又加亲人相继去世,振兴家族的希冀旁落；当他再次面对旧阁子和亭亭如盖的枇杷树,时光蹉跎,失意、颓唐、孤寂、悲哀、愧疚之情交织在一起,黯然伤悼的心境可想而知.只不过“补记”的表达方式比原记含蓄、隐忍和老练罢了,正所谓“人事变迁,家道坎壈,皆归入此轩,作睹物怀人写法”（林纾《春觉斋论文》）.从寄情角度看,一议一叙,议为直接表达,叙为寄情托意,议叙相映,形成反差,既凸显作品的形式的灵活多变、相得益彰,又使悲情加剧、复杂深邃,从而构建了一个“明文第一”的独特文本.
参考文献：
[1] 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80-281页.
[2] 吴小如：《古文精读举隅》,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3] 周先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4] 教师教学用书：《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0页.
[5] 朱静：《从踔厉风发到平淡隐忍》,《语文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单位：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责编 张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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