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鲍勃窑迪伦的诺奖争议与其诗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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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平
201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迪伦到底该不该拿诺奖？诺奖颁给迪伦,主要是因为其歌词创作.那么歌词到底能否归于诗歌？如果可以,又如何评价他的诗歌写作？另外,迪伦的诗歌写作风格流变的原因何在,诗歌的文化意义如何？
本文首先结合诺奖评委会的颁奖词、迪伦的受奖词,以及中西文学艺术中“歌与诗”的发展历史,对关于迪伦的“诺奖争议”做出分析；其次,结合迪伦的具体文本,分析其诗歌代表作；最后,对迪伦诗歌写作的风格流变及成因做出分析,并评价其诗歌的文化价值.文中所引颁奖词与受奖词,及迪伦等人的诗歌文本,均按英文原稿转译、转述.
一、鲍勃·迪伦的“诺奖争议”
2016年10月13日,在美国歌手鲍勃·迪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舆论哗然.自然,诸多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很多人认为,文学奖应该颁给作家才对,哪怕颁给那个陪跑诺奖多年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比颁给迪伦合理,因为迪伦的职业是摇滚歌手.当然,不一定只有专职作家才可以写作,才可以获奖,只要其是文本的作者就行.这样,迪伦获奖的身份应该没有问题.那么,诺奖颁给迪伦,其实是颁给了迪伦的歌词,可是歌词又到底能否归为诗歌？对于这个质疑,其实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宗旨已有说明,也即其授奖对象不仅限于纯文学,其他类型的写作也可,只要其在文学与风格上,具有文学的价值.但是,诺奖的评委会仍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此次诺奖的颁奖词几乎就是为了回应质疑而写.一般来说,诺奖的评委会,应该是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尽管我们总是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但是民族特色,或者创作个性,也是放在世界范围内做出认真比较,才更能显现出来.所以,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具有世界眼光的诺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如何回应质疑并解释迪伦的“歌词为诗”的.
由瑞典皇家学院Horace Engdahl教授宣读的颁奖词首先指出,文学世界的巨变,往往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以前被人忽视的,或者瞧不起的文学样式,在经过演化和重新改造之后,有时候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例如,小说就是从书信和轶事演变而来,戏剧也是从最早的街头杂耍,才逐渐演变到后来的剧场演出.评委会在这里暗示,演唱艺术,无疑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它在雅俗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转换、发展.而歌词也正是在演唱艺术的进化过程中,经历着由歌到诗的演变.紧接着,颁奖词直奔主题,开始直截了当地指出：一位歌手或者音乐创作人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不应该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事情.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所有的诗,都是唱出来的,或者说是用带着变化的音调吟诵出来的.史诗的吟诵者、行吟诗人、游吟诗人,他们本来就是诗人.这里,颁奖词想要指出的是,诗歌最早本来就是和音乐结合的,是加了音乐的诗歌.因此歌词就是诗歌.颁奖词甚至还从词语演变的角度,为自己找到了有力的证据：“歌词”一词就来源于“里尔琴”,也就是说Lyrics（歌词）一词由lyre（抒情诗）演变而来.可见,歌词的早期形式就是抒情诗.这样,“歌词就是诗歌”这个命题,通过对文学艺术演进历史的回顾,得到了完美的证明.迪伦拿奖自然也就无可非议了.甚至,颁奖词在结尾还写道：如果文学界有人对迪伦获奖感到不满,那他应该记得：神并不写作,神只歌唱舞蹈.结尾这句话的涵义是,文学作为广义的艺术种类,而歌词又作为文学的一种,作为歌词的诗歌,原本就是和音乐结合的,它也应该和音乐结合,这样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文艺的最高境界.
在迪伦的受奖词中,也有对大众质疑的巧妙回应,总共有两处.首先,迪伦在文中以莎士比亚为例,他用莎翁的话剧写作及剧场演出,来类比自己的歌词写作和音乐演出.莎翁当年在写剧本的时候,他不会刻意地去想,他自己创作的到底是不是“文学”.因为莎翁的文字是为舞台而生的,它是为了言说,而不是为了阅读.迪伦的言外之意是,歌词的写作同样不是为了阅读,它是为了演唱.但是今天来看,谁能否认莎翁的剧本不是文学？不是伟大的文学？对歌词的评价应该也是如此.接下来,迪伦以莎翁的《哈姆雷特》为例.他说,莎翁在写作《哈姆雷特》时,一定在想,谁适合出演剧中角色,某段剧情如何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故事的背景真的要设在丹麦吗,……演出的资金到位了吗,赞助人都能安排到好的座位吗.……莎翁当时最不可能思考的问题就是：我这是文学吗？在此,迪伦再次委婉地指出,以剧本、脚本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新的文学艺术样式,一如戏剧表演,不需贴上“文学”的标签,从广义上来说,它就是文学,剧本和脚本更是文学,那么演唱就是文学,演唱的脚本——歌词——更是文学.
在欧美文学史上,诗歌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体裁,它比小说、散文出现得都要早.不仅如此,在欧洲的早期文明中,诗人的地位也颇高,尤其是游吟诗人：“早在公元前九世纪,人们认为游吟诗人对人和神的本质具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人们通常把有才华的诗人看作是同哲学家和政治家同等地位的人.”黄宗英：《欧美诗歌史话》,第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在西方,诗歌与音乐关系密切且复杂,简单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古希腊时期,诗歌和音乐是一体的,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诗歌的诵读韵律与音乐的节奏节拍是一致的……音乐几和诗歌相辅相承,体现为音乐的诗歌是最完美的.”黄亮等：《西方音乐与诗词——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经文通过咏唱与音乐相结合,这一时期的音乐只是歌词和经文的附庸.而在此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追求音乐与歌词的和谐,在文艺复兴的晚期,甚至出现了音乐凌驾于歌词之上的趋势.再来看中国诗歌史,早期的中国诗歌不仅离不开音乐,甚至是歌、舞、乐一体的.《尚书》中就曾说“诗言志,歌咏言”,《毛诗序》也曾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六朝以前,诗主要配乐而行,乐与诗相结合所形成的表演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决定了那一时期诗歌发展的主要方向.”②赵敏俐：《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第1、1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再反推来看,从音乐与诗歌的逐渐剥离,更能显现出,诗歌与音乐在发展史上的交融情况：“诗本来是能唱的,到后来大家渐渐不唱了,就出现了词；词最初是能唱的,到后来不大唱了,就出现了曲；可是曲到后来也不唱了.……文学脱离音乐是一个总的趋势.”②那些剥离了音乐的纯粹的诗歌,获得诺奖,理所当然.那么,一如人类的原初状态,配乐的诗词——歌词,也应该属于诗歌的范畴,授予诺奖,也就无可厚非了.那么迪伦的歌词到底如何？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二、代表作的时代性及艺术性
迪伦之所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因为其歌词的时代性,尤其是歌词对“当下”的介入.所以,要了解迪伦的歌词的特色,就要了解迪伦歌词的时代背景,歌词的创作语境.1962年3月19日,迪伦的早期专辑《鲍勃·迪伦》出版,但是反响平平.原因何在？专辑中最主要的作品还是属于“老民歌”的范畴,歌词的个性不够突出和鲜明,对当下和政治的介入也极少.例如,《说唱纽约》就是上述专辑中迪伦早期的原创文本之一：“
从荒野西部流浪到此/离开了我最爱的家乡,……肩上挑着一把旧吉他/我赶上一节地铁车厢/一路摇晃翻滚辗转后/我才踏进纽约市边上/……我上得舞台唱歌弹琴/那边那人说：改天再来吧/你的嗓子像个乡巴佬/我们要的是位民歌手/好吧,我开始吹口琴维生/吹得肺爆一天才赚一块钱/吹得我内外翻转上下颠倒……”〔美〕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I》,第5-6页,奚密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如果读过关于迪伦的传记,会发现以上歌词所叙述的内容,简直可以说,就是迪伦刚刚踏上职业歌手之路时,最真实的记录,歌词抒发的是个人情感,记录的是私人生活.当然,如果此后迪伦的歌词写作风格不改变,则永远没有后来的迪伦.因为迪伦后来出名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大雨将至》《时代在变》等都是政治化了的民歌,它们对“时事”高度介入,应时而生,因此有人将其称为“时事歌曲”,其实将它们称为“歌曲（protest-songs）”则更为合适.《答案在风中飘》的写作背景是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1961年的柏林墙事件,以及后来导致古巴导弹危机的“猪湾事件”.而《大雨将至》的写作语境,则是全美国人——包括迪伦——都以为,“古巴导弹危机”导致的核大战即将爆发,人类即将毁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而《时代在变》这首歌,同样是对时代和当下的回应,它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和将来,都将是年轻人的天下.当然,迪伦上述的这些“歌曲”,如果仅仅是对时代进行关注,对当下进行介入,它们也不可能成为经典.因为作为诗歌的歌词,其主题确实重要,但是其艺术性可能更为重要,并且不可忽视.那么迪伦歌词的艺术性到底如何？我们从外界对迪伦的具有调侃性质的评价就可以看出：“迪伦是平庸的歌手,不错的吉它手,出色的口琴家,优秀的作曲家,天才的词作者”.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上）,第159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天才的词作者”,这个评价是对迪伦歌词写作的肯定.其实,其歌词的艺术性从迪伦早期的写作就能看出.例如在《说唱纽约》中,前面是一大段“流水账”式的个人生活的记录.但是,在结尾,诗人却以一番抒情性的感慨作结.我们下面所引《说唱纽约》结尾的这段抒情性的文字,尽管我们看到的是由英文翻译成汉语的,而且这段文字涵义的解读,有着中西不同的文化语境,但是它对一个人最终能够走出生活困境的乐观情绪的表达方式,却仍然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因为这种情绪又是人类所共通的：“一个很伟大的人曾经说过/有些人抢劫只用一支钢笔/要不了多久我就明白了/他这句话的意思何在/很多人餐桌上没有丰盛的食物/他们却拥有很多刀与叉/那些刀叉总会派上用场.”②〔美〕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I）,第6-7、143页,奚密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这段文字跟前面的“流水账”式的单调的叙述,形成了强烈对比,产生了很大的张力,文本的艺术性以及作者歌词写作的能力在此也都得到了彰显.
《说唱纽约》之后,迪伦诗歌写作的艺术风格也开始转变,虽然写作的是“歌曲”,但是从诗词表面很少能看出对现实的批评,更多的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表达.作者在用一种诗意的手法,对现实、当下及政治进行回应.例如《答案在风中飘》,作者写作的本意针对的是当时美国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文本采用了问答的形式,以及诸多充满诗意的意象：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你才会称他是人？是啊,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洋/它才能安眠于沙滩？/是啊,加农炮弹要飞多少回/才会永远被禁止？/答案啊,朋友,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②
以上是诗歌文本汉译的第一节,除了从“加农炮弹要飞多少回,才会被永远禁止”,可以看出对战争的“”,对和平的渴望,其他的诗句完全是诗意的、含蓄的,诗歌剩下的几节亦是如此.从而造成的艺术效果就是：诗歌“跳出了就事论事的框框,提出了一个不止是美国的民权运动可以提出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里所有爱思考的人都可以提出的问题,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这首歌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开始思考,这就足够了.因为那答案并不难找,它就在风中飘着”.④ ⑤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上）,第197-198、199、220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歌词《大雨将至》写作的语境针对的是“古巴导弹危机”,是面对可能到来的世界末日而创作的,但是诗歌通过一系列诗意的意象,例如“迷路”“连滚带爬”“悲伤森林”“坟墓”“死亡之海”等来进行烘托,最终表达这种“大雨将至”的情绪：
“喂,你到哪儿去了,我的蓝眼晴的儿子？/喂,你到哪儿去了,我亲爱的年轻人？/我在那十二座烟雨迷蒙的山脚下迷了路/我连滚带爬地走过六条高速公路/我走进一片悲伤的森林/我走出森林又遇到一打死亡之海/我走过一万里路,却总是走不出坟墓/那猛烈的、呼啸的、急骤的、疯狂的/那瓢泼般的大雨将要来临.”
④
《时代在变》的歌词跟前面两首相比较,则略显直白,但仍然通过意象来烘托这种情绪,例如,第一节就以“洪水已经来了,赶紧游起来”来作比：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如果不行动就要落后于时代,老人尤其如此,而且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
“无论你们在哪里闲逛/大家一起来听我讲/你不会没有看见/周围的洪水正在暴涨/很快你的骨髓都会被浸透/不管你想还是不想/你最好赶紧游起泳来/如果你还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否则你就会像个石头一样沉下去/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变了样.”
⑤
因此迪伦代表作的特色我们可以总结为：紧贴时代、诗意表达.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获得成功,备受追捧,一度立于歌词写作的时代潮头.
三、写作风格的流变及其成因
对迪伦的歌词写作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其创作风格经历了这样一种流变：首先是早期的“老民歌”时期；其次是“歌曲”时期；再次是逐渐放弃此前写作中的宏大叙事,开始回归内心,皈依宗教,注重自身情绪的抒发这一时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了八卷本的迪伦诗集（歌词集）,在第一卷的《鲍勃·迪伦》中收集的主要是迪伦作为“北漂”期间写作的文本,除了前文提到的《说唱纽约》之外,还有《纽约城里的苦日子》《站在公路边》《穷小孩蓝调》《沿路走下去》《明天很长》等共计26首.从这些标题,就可看出作者写作的内容,是刚刚出道之初的心情和生活的记录.而触发迪伦写作转型的,首先是当时的文化语境.当时的世界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各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也风起云涌,例如黑人的人权运动.同时,意识形态上各种主义在美国流行,冷战时期的中西方尖锐的对峙引起的各种事件,也经常牵动着人们的神经.这些事件和情绪经常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也经常成为文艺创作的素材和源头.1960年代初,迪伦住在距离纽约只有60公里的格林威治小镇.在这里,有一种专门刊登歌词的《小字报》（broadside）,当时刊登了很多年轻歌手写的歌词,其中不少就是反映和关心时事的“歌曲”.迪伦最早的歌曲《埃米特·蒂尔之死》（The Death of Emmett Till）就刊登于此.这首歌的歌词还是完全属于叙事型的,与此后他众多的以抒情为主的“歌曲”差别很大.触发迪伦写作此文本最初的原因,还是当时的.一个名叫埃米特·蒂尔的黑人青年向一位白人女性吹声口哨,后来年仅14岁的埃米特被白人打死,而白人最终无罪释放：“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以前的密西西比州/……这个男孩凄惨的悲剧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皮肤是黑的他名字是埃米特·蒂尔/有人把他拖到谷仓里将他毒打了一顿/……他们对他施暴的细节太邪恶了我不忍重复/谷仓里在惨叫,外面街上却有笑声/然后在血红的雨中他们把他滚下河湾路/然后把他扔进大河淹没了他痛苦的尖叫/他们之所以在那儿杀他,我可以确定不虚/只是为了杀他而且看着他慢慢死去的乐趣……/但是陪审团员是两兄弟可怕罪行的帮凶/这首歌只是给所有同胞的一个警醒/……/但是如果我们大伙同心,竭尽一切所能/我们可以让我们伟大的家国更伟大.”〔美〕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I）,第45页,奚密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在此之后的第二个阶段,迪伦的诗歌写作在主题上,还是一以贯之地对现实和政治予以关注.创作了《答案在风中飘》等一系列著名的代表性文本.但是此阶段写作的艺术也明显不同于最初的“叙事型”“记事型”风格,而是通过一系列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不再就事论事,也因为自身天才的词作水平,从而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他此后的歌词写作中,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迪伦自身思想的渐趋成熟,迪伦对当代政治和社会现实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反思,他对自己此前一度作为社会和时代的代言人的角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正如他所言：“我不会再为了别人去写歌,不会再去当什么‘时代的代言人’,从今天开始,我要写我的内心世界,就像我在十岁时写东西那样,一切发自内心.写歌应该就像走路吃饭一样自然.”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上）,第248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同时在1964年出版的《迪伦的另一面》专辑中,所收的《我的往昔岁月》（my back pages）也经常被看作迪伦向自己“歌曲”的告别,对往日那个“自我”的怀疑,他认为当年自己的歌词充满了说教,充满了布道,充满了毋庸置疑：“……半死不活的偏见向前跳跃/‘撕下所有的仇恨’/我尖叫/生活是黑白分明的/这个谎言从我的骨头中说出/……自命为教授的舌头/正经得不能开玩笑/喋喋不休的说自由/只是学校里的平等/……以士兵的手势/我用手瞄准/那些教育人的狗/并不惧怕我会成为我的敌人/在我宣讲的时刻/我的道路有骚乱的船指引/从船头到船尾都全都背叛/啊,但我那时更加苍老/现在我比那时更为年轻……”②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上）,第248、367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
在放弃了“代言”和“说教”之后,迪伦的文本显得较以前随性.例如这首《和孟非布鲁斯一起塞进车厢》：“流浪汉一边划着圆圈/一边围着街区转/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虽然我知道让他说话很难/女士们对我很好/送给我胶布条/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已经无处可逃/噢,妈妈,这怪事是否能很快结束/我又一次被塞进了汽车车箱/和孟菲斯布鲁斯一道/莎士比亚,他就出现在这街上/他穿着一双尖头皮鞋,手里还拿着一个小铃铛/他正在和一个法国姑娘讲话/她说她跟我是老相好/我想给她写封信/看看她是否在撒谎/但是邮局被偷走了、邮箱也被别人锁上……”
②从这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出与迪伦此前的“宏大叙事”差别很大.迪伦文本写作转型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很多,例如：他从肯尼迪遇刺,看出了美国政治的黑暗和荒谬性；同时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影响也使其产生了消极避世的思想,也使其文本不如以前那样题旨明确并具有针对性,上面这首《和孟非布鲁斯一起塞进车厢》就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同时,迪伦的有些文本还明显带有宗教影响的痕迹,又带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堆砌意象的特征,从而导致诗歌的意旨变得不知所云,如《伊甸园之门》《十字架上的名号》等.我们来看第一个文本的第一节：“真理在战争与和平中扭曲/其宵禁的鸥鸟滑翔/牛仔天使骑在/四条腿的森林云朵上/他的蜡烛被点燃成太阳/阳光被涂上了黑蜡/除了当它在伊甸园的树下/街灯柱袖手站立/它的铁爪紧贴在/婴儿号哭的洞穴下的路边/虽然它荫蔽着金属徽章”.〔美〕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Ⅱ）,第222页,陈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这节诗句中的意象有：鸥鸟、牛仔、四条腿的森林云、蜡烛、太阳、婴儿洞穴、徽章等等.但是这些是意象堆砌起来的,却联系不起来,因此诗歌也就没有了主题.这些意象之间基本互不关联,同时意象之间过于跳跃、空白、省略.这一时期迪伦此类的文本很多.
迪伦从“歌曲”转型以后,曾经一度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反对崇高,反对理性.1970年代以后,其文本创作产量也曾经一度锐减,数量和质量都令人失望.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迪伦,应该是奖掖他作为一位音乐人,能够同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不凡的意义和表现.尤其是在1960年代,其对时代和政治的关注、介入,他通过“歌曲”,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他在精神上对年轻人一代的引领,最终使迪伦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这应该是诺奖评委所看重的,也是诺奖授给他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王桂平,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张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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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总结,该文是适合鲍勃窑迪伦和诺奖争议和诗歌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诗歌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诗歌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