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音乐史中的少数民族音乐史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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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颖
摘 要：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悠久的音乐历史.少数民族音乐早在夏朝便和中原音乐相互融合,主要出现在宫廷中,是中国音乐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随着时代不断演变,中国音乐史中的少数民族音乐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占据关键性地位,对后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少数民族音乐史； 地位
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居住在辽阔富饶的华夏大地上,各族人民辛勤劳作,发展经济,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音乐文化也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各族音乐文化相互融合、吸收乃至促进.纵观中国音乐史,如果某时代各族间音乐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其音乐文化也会迅速发展,这是中国音乐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国音乐史上,少数民族同胞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也就是说,在中国音乐史上,少数民族音乐史处于重要地位,也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人研究整个中国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有利于促进新时期中国音乐事业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音乐史上的少数民族音乐史与地位
(一)乐器方面
纵观中国音乐史,早在夏朝,少数民族音乐便逐渐和中原音乐相互交流.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朝已把某些周边少数民族乐舞列入宫廷中.之后,周朝的传统设四夷乐部被历代很多皇帝沿袭.在宫廷中,汉代四夷乐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关键性位置,班固是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在《东都赋》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所表演的四夷舞,比如,东夷《矛舞》、西夷《羽舞》、北夷《干舞》.“巴渝舞”属于古代巴人歌舞,周朝初期传入中原,主要作为军队乐舞,在汉初流行起来,并逐渐传入宫中,其重要性日渐显现.在西汉武帝之前,华夏古乐器经常被宫廷乐队使用.随后,在和西域交流、沟通过程中,水陆“丝绸之路”开放,中原和西部少数民族、中亚各国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乃至乐器纷纷传入中原地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音乐文化.在隋唐时期,很多音乐都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其中的九部乐、疏勒乐、高昌乐,龟兹乐最为杰出,《大唐西域记》中也有关于龟兹乐的详细记载.公元561年,在周武帝的时候,突厥皇后来到中原地区,访问了音乐家——苏抵婆.关于“五旦七声”理论,郑译将其作为七调,他是隋朝的音乐家,对我国音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朝时期,音乐仍然占据重要位置,被应用到不同方面,比如,祭祀、朝会,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参与其中,和唐朝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唐朝时期,李世民特别重视音乐,还会演奏被称之为“八音之领袖”的少数民族乐器.清朝时期,西洋乐器被传教士带到中国,康熙特别喜欢,并让传教士教自己西洋乐理并演奏西洋乐器.乾隆在位的时候,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西洋管弦乐队.纵观民族音乐发展史,少数民族乐舞、外国音乐主要呈于宫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保护、发展民族音乐,进一步促进国内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人们可以借助乐器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奏乐自娱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少数民族乐器特别多.由于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加上经济文化落后,他们创造的很多极具特色的乐器在相关书籍中并没有记载,20世纪80年代才被记录成书.瑶族的竹筒鼓是我国最早的打击乐器之一,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乐器本身,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乐器发展史的活化石.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中国音乐史上少数民族乐器的历史特别悠久,特别是葫芦笙、铜鼓.1957年,在云南古墓中发掘的铜葫芦笙经过鉴定,属于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遗物,距今超过2500年历史.铜鼓属于击奏乐器,在云南、广西、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所发掘的铜鼓至今已有2600年以上的历史.在新时期的乐器研究领域中,铜鼓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学科之一.铜鼓还出现在广西花山崖壁画中,这是我国历史上相关题材规模最大的崖壁画,绘制于2000多年以前,由此可知,铜鼓在广西地区广为流传,且历史久远.
号角又被称之为角,经常被使用到古代军旅中,少数民族地区是其出现的最早地区.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唐代的《管弦记》等都有明确记载.今天,南方很多少数民族仍然在使用这一乐器.在我国古代,笳、“吹叶”也是重要的乐器,很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就“吹叶”而言,出现于先秦,盛行于唐朝,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被称之为“永恒”的艺术,至今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仍然盛行,著名诗人李白曾在其诗作中提到“吹叶”.
(二)乐种方面
乐种出现于西汉鼓吹乐,其产生和北方少数民族紧密相连,在《汉书》、《旧唐书·音乐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土家族等很多少数民族喜欢使用体鸣乐器组建乐队,采用多样化的演奏手法去呈现动物形态以及人们的劳作状态.该乐器合奏之后便被叫做“打溜子”,和汉族的某些乐器相似,如大锣、马锣.土家族艺人可以灵活运用不同类型的演奏技巧,所打出的乐曲内容各不相同.“乌日图道”属于蒙古族民歌,被译为长调,主要是因为它有着悠长的音调,是蒙古族少数民族民歌的重要体裁之一,有着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民族音乐,但官修之后的“正史”中记载得并不多,导致很多宝贵遗产的流失,比如蒙古族的“呼麦”.此外,在我国音乐史中,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也占据重要地位,远远优于西方传统的多声部音乐,是人类音乐发展史上宝贵的财富,但相关的音乐书籍却很少提及.《侗族大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提到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的书籍.而新疆的维吾尔木卡姆已成为新时期国际音乐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并核心课题之一.
(三)史诗方面
就史诗而言,汉族特别少,但少数民族却特别多.史诗同属于文学、音乐,是建立在说唱基础上、被世代传承下来的.主要的史诗有：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它们三个一起被称之为“国宝”的中国三大史诗.
二、中国音乐史中
少数民族音乐史的重要性与编撰
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音乐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就中国音乐史学来说,研究时间并不长,但短短几十年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1992年,《中国音乐史》出版,这是系统梳理中国音乐发展史的第一部重要文献.随后,出版了大约二十部音乐史专著,但大都是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并不多,很多都是汉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并不多.中国音乐文化是汉族、各少数民族共同努力创造的.为此,在深入研究中国音乐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音乐史的重要性,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编写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艺术史,使其更加完整、客观,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还要从不同角度客观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整个音乐发展史,准确把握其发展现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我国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遗产展现在世人面前,必须组织音乐研究领域的专家,全方位分析、总结各个少数民族音乐,编撰少数民族音乐专著《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促使世人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整个发展历程,对各少数民族音乐有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新形势下,民族大学文艺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协会共同编撰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编纂工作开始于1991年,是一项极具开拓意义的工作,相关部门、专家对此高度重视.民族大学还召开了座谈会,很多重要研究人员也参与其中,对所编撰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肯定了编写该书的重要意义.1991年5月,《人民音乐》发表了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相关纪要.1993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写工作初步开始.这已成为少数民族音乐学会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而少数民族音乐史专题研究已成为几届音乐学术年会探讨的重要话题.1996年,20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史顺利完成,但想要完成55个少数民族音乐史编写工作难度较大,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在经过相关人员同意之后,关于22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史出版,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这样可以让社会广大读者对少数民族音乐史有初步的认识.另外,还需投入更大的时间和精力编写后面部分,使其更加完整.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少数民族音乐史占据重要位置,是中国音乐史中不可割舍的组成元素,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各少数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但这些极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在相关书籍中的记载并不多,我国音乐史学研究者必须引起注意,要通过不同途径编著更多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书籍,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音乐史,将悠久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下去,也为新时期我国音乐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音乐史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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