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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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邦良
北大名震华夏,中研院名垂史册,蔡元培是居功至伟的.没有他的当机立断、大刀阔斧,中国教育哪能挣脱锈迹斑斑的千年枷锁,焕发勃勃生机？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折冲樽俎,新文化运动哪能势如破竹,风起云涌？
陈独秀与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但如果没有蔡元培提供北大这个舞台,两人纵有百般武艺,也难以呼风唤雨,大显身手.陈、胡攻城拔寨时,当时任教于北大的周氏兄弟、钱玄同、高一涵等摇旗呐喊,也功不可没.这的因缘际会,不能不归功于蔡元培.梁漱溟的评价十分公道：“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笃厚诚挚
蔡元培的种种识见与行为,无不源自他笃厚诚挚的天性.
清代儒林中,蔡元培崇敬黄梨洲、章实斋、戴东原和俞理初四位先生.黄、章、戴赫赫有名,自不必说；俞理初为何也跻身其间？蔡元培道出自己崇敬俞理初在于两点：一、男女平权；二、时代标准.关于前者,蔡元培说：男女“种种不平,从未有出面纠正之者.俞先生从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断”.关于后者,蔡元培认为：“人类之推理与想象,无不随时代而进步；后人所认为常识而古人未之见及者,正复不少.后人以崇拜古人之故,认古人为无所不知,好以新说为古人附会,而古人之言反为隐晦.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见解与推理……”正因为有一颗善心、一双慧眼,蔡元培才会认同、理解并欣赏俞理初之高论,不盲从劣俗,不崇古非今.
蔡元培对法国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一见倾心,想必也是因了天性之醇厚.这个口号对蔡元培来说绝非空谈.20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爱国女校,执掌北大后,他又开放女禁,在中国首次实行男女同校.此举在当时影响甚巨.王世杰大加赞赏：“男女同校制普遍实行以后,所谓教育机会平等的主张,便得着了一个广大的基础.这是蔡先生所领导的一种思想革命所给予全国妇女界的一种实惠.”当时即便是日本,在教育上也未做到男女平等,一位日本女士闻知此事后,流泪感言：“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男尊女卑的观念盘踞中国多年,蔡元培敢为人先开放女禁,足见其关爱弱者的善心.蔡元培的妻子病逝后,很多人劝其续娶.蔡元培在择偶条件中特别提出一项——男死后,女可以再嫁.在整个社会都提倡女子守节的时代,此举充分可见蔡元培对女子的深切同情.
封建社会有等级森严的“三纲”论；蔡元培则认为,必须结合“五伦”来施行“三纲”,倡议“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三纲”本来是强者控制弱者、尊者驾驭卑者的法则,而蔡元培却把它施诸强者、尊者.生性狡狯者攫取名利,天性醇厚者则为弱者撑腰,替他人着想.蔡元培属于后者.
既然主张平等,有人认为,责己重者责人也可重,责己轻者责人也可轻.蔡元培却坚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的理由是,自己犯错,通过反省可找到原因,“操纵之权全在我自己”.至于他人犯错的原因,我却无法决断.所以,以平等之义,辨责己与责人之别,结论必然是“责己重而责人轻,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则迹若平而转为不平之尤矣”.如此看问题的方式,也可见蔡元培处处为他人着想之用心.
善假于物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北大的办学方针.循此方针,激进者如陈独秀、胡适,保守者如黄侃、刘师培等,均被其收至麾下.在蔡元培看来,凡教师,只要学问高深,至于观点相异、思想相左,均可被“兼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荀子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蔡元培此乃君子也.
“有聪明而不与别人比聪明,这是做领袖的智慧”.蔡元培有这样的智慧,他的智慧在于勤问与善听.当蔡元培结束在欧洲的游学,回国执掌北大时,对中国教育界并不熟悉,但他虚心求教,接受了汤尔和的建议,起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才打开了新局面,新文化运动的大幕这才徐徐拉开.
蔡元培从不自以为是,也不固执己见,相反,他习惯不耻下问,博采众长.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和老友沈尹默有过一次长谈.谈话中,沈尹默提醒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否则一旦反复,情况会更糟；并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蔡元培最终完全采纳了建议,让北大的发展步入正轨.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顾颉刚正在北大读书.作为一名学生,他向校长提出：北大的“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元培没有因为对方的学生身份而置之不理,而是从善如流接受建议,北大从此成立了“哲学系”,讲授各国哲学.
的国民政府对蔡元培颇为倚重,让他承担多种公职.身兼数职的蔡元培一度左支右绌,顾此失彼.胡适便劝他对工作要有通盘筹划,把精力放在“性之所近而力之所勉”的教育事业中,全力以赴,然后才会有所作为.蔡元培听从了胡适的建议,即向南京政府递上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及其它各项.蔡元培有虚心听取意见的宽广胸怀,因而即使偶入误区,也能幡然醒悟.
充分用人
蔡元培不仅“善假于物”,还能“充分用人”.胡适尤其佩服蔡元培这两点,认为这是“做领袖的本领”.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胡适倡言以蔡元培之长处补之不足.在胡适看来,“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而蔡元培“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翁文灏的一段话也可佐证：“蔡先生主持研究院的主要办法,是挑选纯正有为的学者做各研究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并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延聘科学人才,推进研究工作.他自身则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不过他只总持大体,不务琐屑干涉,所以总干事、各所长以及干部人员,均各能行其应有职权,发挥所长.对于学术研究,蔡先生更充分尊重各学者的意见,使其自行发扬,以寻求真理.”
蔡元培逝世后,胡适在日记里对其评价话语中,“能充分用人”依旧不变：“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无所不容
没有“无所不容”的胸怀与勇气,就很难做到“兼容并包”.就连胡适对蔡元培的“无所不容”也不以为然,曾抱怨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而耐人寻味的是,一向比胡适激烈的陈独秀,对此的态度却温和得多：“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展；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知道蔡氏“兼收并蓄”的要义是自由,陈独秀比胡适领会得更深更透.
当时胡适年轻气盛,一心提倡白话文,把文言文视作“死文字”,对林纾、黄侃等旧派文人不屑一顾,必欲推倒之而后快.但蔡元培却认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白话文言各有所长,新派旧派也并不相妨.显然,胡适早期还没有蔡元培的胸襟和雅量；晚年一再倡导“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该是认识到蔡先生当年不凡的包容气度.
梁漱溟认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出自天性,而不是把它当作手段或策略：如果意识到这是办大学的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而“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基于此,梁漱溟没有大学文凭,思想上不属于新派,也无旧学根底,又不属于旧派,但因为出版过一本佛学著作,蔡元培便以一书之名聘他为北大讲师.梁漱溟认为自己被破格录用,应归功于蔡元培的气度：“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进而断言：“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有的.”
“无所不容”的蔡元培,不仅有容忍的雅量,也有担当的勇气.本来,汤尔和、沈尹默二人举荐了陈独秀,而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陈、胡一拍即合,联袂发起新文化运动,利用北大这个得天独厚的平台,大力抨击旧思想旧学术.一时间,两位巨头在中国思想界独领、一呼百应,新文化运动也风生水起.以汤、沈为首的守旧派这时慌了手脚、乱了方寸,就找蔡元培诉苦告状,但蔡元培不为所动,依旧重用陈、胡二位得力干将.
蔡元培逝世后,傅斯年曾回忆了一件事：在“五四”前若干时候,北京的空气已被北大师生的作品所震动.北洋政府觉得不安,于是对蔡元培大施压力与恫吓,甚至派出侦探跟随.一天晚上,蔡元培在他当时的一个“老谋客”家中谈及此事,与另一位谋客一起商量如何应付北洋政府.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蔡元培一直不发一言,直到听了他们几个小时的谈话后,才站起身来：“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傅斯年所提及的这个“老谋客”,即为汤尔和.
有所不为
蔡元培的“无所不容”并非没有底线,正如毛子水所说,无所不容的蔡先生“是有是非的择别的”.蔡元培拒绝聘用林纾后,在答复林的信中强调,教师本人的思想、立场可听其便,但授课内容必须“与政治无涉”.蔡元培一方面十分宽容,主张学术研究无禁区；另一方面又坚决不允许假借学术的名义宣传政治主张.如罗家伦在文章中所说：“经学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大师,而刘教的是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他教的是英诗,也从来不曾讲过一声复辟.”
北大学生出于爱国的激愤而走上街头,蔡元培表示理解并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学生,但同时不允许学生出狱后再次罢课.当学生们在时事的刺激下再次冲出校园,蔡元培则毅然提出辞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蔡元培经常以辞职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有所不为”.
为国民政府干涉司法、蹂躏权利,蔡元培愤而辞职,之后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剖明心迹：校长一职“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天的堕落：议员的,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随即在各大报纸登了启事,称“为保持人格起见”,呈请辞去北大校长之职.
胡适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这则启事作了阐释,提醒人们注意,辞职不是“消极”而是“牺牲”：“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
没有“有所不为”的坚守,“无所不容”就等同毫无原则；没有“无所不容”的气度,“有所不为”就趋于故步自封.黄炎培是蔡元培的学生,他说,蔡元培以“有所不为”律己,用“无所不容”教人,所以“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为,其大也”.
徳垂后世
蔡元培执掌北大与中研院期间,罗致了一大批人才.这些虽身怀利器却性格各异的人才,何以能自觉自愿汇聚在蔡元培的麾下？梁漱溟认为,蔡元培为部属拥戴,是因为他有真好恶,所以一言一动,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便能打动人.朱熹说过,“是真虎乃有风”,在梁漱溟眼中,蔡元培就是这样的人.
各路人才之所以像溪流汇聚大海一样集合在蔡的旗下,在于其人格的巨大感召力.论品性的纯良、人格的高尚,在民国史上,蔡元培即便不是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
蔡元培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虽性近学术不宜政治,但在政界仍颇负声望.很多人找他谋事,对于学有专长的学生,蔡元培总设法为他们谋一份用其所长的职业；对于亲戚,却只介绍他们去做杂役.夫人曾劝他,在亲戚中物色一位品学兼优的年轻人,为其找一份体面职业,使其独当一面,以后有人请托就由他负责.蔡元培不听,夫人生气地质问：“难道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其实,只要是为升官发财而找蔡元培帮忙,他都会一口回绝.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同学请蔡元培把他推荐给,蔡元培立即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用“出淤泥而不染”来形容蔡元培决不为过.做官几十年,古稀之年的蔡元培竟还没有一幢自己的寓所,全家只能租房子住,藏书也分散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出于关心和爱戴,胡适、蒋梦麟等人决定集资买一幢房子,送给蔡元培作70岁贺礼.在联名函中,胡适等人写道：“这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蔡元培知道这幢房子蕴含着深情厚谊,原打算接受这份厚礼.然而由于战火的蔓延,胡适等人的美意未能实现.直至蔡元培在香港病死时,依旧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不仅没有任何遗产,还欠医院一千元.
蔡元培一直想静心读书做学问,但身兼数职,百事缠身,等到暮年退出官场已是身心俱疲.他感慨自己在著述方面没有取得成就,是因为读书不得法.其实,如此自责实在是苛求.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三不朽,即便立言方面稍嫌逊色,在立功、立德方面,蔡元培的成就罕有其匹.如许地山认为,“他的人格便是他的著作,他的教诲便是他的著作”.
蔡元培去世后,蒋梦麟写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诚哉斯言.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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