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宁波社会张如安《南宋宁波文化史》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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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如安《南宋宁波文化史》以多样化的视角,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南宋时期宁波的文化面貌,以“精细、宏大、独到”有别于前人之作.本文拟从丰富的著作内容、新文献的发掘和应用、多角度科学性的综合研究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四方面对这部著作做一评介.
【关键词】海纳百川 南宋宁波文化史 评介
地域文化作为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下形成的具有特色、影响深远的文化,不仅是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早在魏晋时期,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就提出了地域气质论的观点,其后一段历史时期地域文学的观念时隐时显,直到宋代江西诗派的出现,虽然“诗江西也,人非江西也”,但以“江西”这一实际行政区划冠诗派之首使得地域性的特点逐渐明朗,至明清有吴派、越派、派、竟陵派、桐城派、阳湖派等众多地域流派.地域意识渗透在文学领域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其同样表现在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中［1］.
浙东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中的重要一支,从不乏大家学者的研究,其中包括张如安教授,而出于对桑梓文献的热爱,在怀着因博致精、追慕前贤的心绪下,作为宁波地域文化代表作品的《南宋宁波文化史》应运而生.全书海纳百川,内容翔实,蔚为大观,这是他继《北宋宁波文化史》后的又一部力作.地方性文化的研究能够颠覆从前大一统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并对传统一元论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解构作用［2］,因此在当今提倡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学术成果对宁波文化史的建构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该书是迄今为止研究南宋时期宁波文化全貌相关成果中最为全面深入的一部.纵览这部巨著,特点鲜明.
一、内容丰富,论述范围之广为同类作品所罕见
文化是众多文化要素共同组成的整合体,既有独立发展的体系又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而发生重组,因此,研究地域文化史既需要有纵深演进发展的观照视野,也需要结合其他地域文化趋同或趋异的内容.为此,作者专门研读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其中包括南宋四明学者的著作、四部文献,参考地方志、谱牒、今人论著等.书中有关南宋宁波文化的发展阶段、不同种类、不同个体等方面,作者都进行了精心梳理和筛选,慎重考量之后才落笔成文.为更好地反映和突出不同文化类型的全貌,作者多列分标题,如第八章图书事业将其细分为藏书、编书、刻书、图书学、阅读活动等五方面加以叙述,层次清晰；并以“评述”的方式进行专业化的文化分析和讲解,既述发展史,又予以归纳总结,体现了学者究治文化史的特色.
文化史总是和一些著名人物的活动及思想内容紧密相连的,故作者不吝笔墨,对每个发展阶段重要或较为重要的文人学者都专门进行了详细论说,如在第五章第四节词的创作中,对史浩、吴文英、翁元龙、吴潜、陈允平的词用鉴赏性的语言尽力为读者展现这一时期词创作的总体面貌,这一点在儒学思想、史学成就等其他章节中也一以贯之.对于个体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论述对象的内容,又因前者《宁波通史》字数限制的缘故难以尽述,因此在本书中原始资料的积累得到了释放,从学统之分合、经书之醇漓、诗文之源流到教育之盛衰、科技之传承,全方位地描述了南宋宁波地区大文化的总体概貌,其多样性、丰富性通过作者的妙笔在文中尽显独特魅力.
二、新文献的发掘和应用
以往有关南宋四明地区的综合性著作《宁波通史》（宋代卷）多参考史料（如《宋史》）、地方志（如《宝庆四明志》）等主要的易寻得的文献资料,而本书的写作不只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和方志的基础上,对于南宋四明籍人士著作的关注使得许多散落在别集、经解、笔记、家谱等文献中的零珠碎玉得到开采和发掘,许多为学人所遗落的内容如史浩《周礼天官地官讲义》、沈焕《礼记》解、王应麟《小学箴》佚文等首次在书中得到引用而不致埋没,既保存了先贤宝贵的文字,又提供了横向研究南宋时期宁波文化的一手资料.而且,新文献资料的运用,大大拓宽了南宋宁波文化研究的视域,使读者很自然地将南宋宁波文化发展的理路置于南宋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加以审视,看出宁波文化和南宋整体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在第九章中提到郑清之的《太上感应篇赞》,其内容无非是劝告道俗奉行诸善,而它将善恶和神仙修养相结合,又提出善恶标准是义理,这样将儒、道、释结合在一起,这与北宋以来三教合流的大趋势相一致.本书的“文化”概念为大文化的概念,其内部构成必然错落不齐,观照那些传平庸无奇的部分,整合那些支离破碎的内容,把它放到更大的视野里,或许新文献在这个层面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三、多角度、科学性的综合研究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新文化史被嫁接在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传统之上,更为重视所谓的‘日常生活史’”［3］,在政治、军事等传统主题之外,当今文化史的研究越来越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扩大,更多地从“是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在《南宋宁波文化史》一书中,日常生活史始终贯穿整个文化史的研究,无论经济、文学、学术、科技、教育等无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将社会史、经济史、外交史等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文化史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从另一方面看,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又表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展上,内容的扩展同时对文化史研究有着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对于史料的多维挖掘使之结构宏大,阐述充分,就第十章社会生活而言,内容涵盖乡风、社群、饮食、花卉、旅游、婚丧、信仰等诸多方面,比之《宁波通史》（宋代卷）的观察视野更加开阔.
文化史的撰写不是文献资料的简单堆积,需要具有一种通识,要做到超出个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而通识非全才极难做到,因此科学性是撰写文化史的一个难点.部分研究者依据零散的资料进行“猜想式”的推理,甚至沉迷于自己预设的观点,使得研究成果缺乏客观性、科学性,而作者对这点的强调主要体现在对文献的考辨上,如对于上虞县的窑寺是否为严格意义上的窑神庙,作者参考《上虞县志》,并结合史浩《祭窑神祝文》等文献后对于当地人的叫法提出质疑,至于窑神是谁、形象如何等方面因没有具体资料,结尾写道“尚有待学者的进一步调查和考证”,不妄下定论,治学谨严.这种学术上的求真作风实在是一种值得弘扬的品德.
四、独到的学术见解
作者在研究南宋宁波文化的过程中,虽然广泛地吸收学界的既有成果,但很不愿意仅仅照搬他人用过的材料,更在意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尽可能地传递给读者,在不失客观性的同时自成一家之言.作者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判断,如对许多学者喜欢引用的陆游诗《石堰村》中的“石堰”表示质疑,认为其属会稽县而非余姚县,按当代行政区域划分不予采辑.
现今社会对于古代女性的看法多存在偏曲,作者在阅读《王夫人墓志》、《戴夫人墓志铭》等大量墓志、行状后提出新论点,仅就“女士”一词论,引用袁燮意可看出宋代儒家学者希望将女子塑造成“有贤士之行”的“女士”,而这类女性更易受到族人和社会的尊重,这一学术观点与固有观念的反差无疑能让读者重新审视对古代女性的原来印象.此外,“夸尚乡土”之情人人有之,对于其尺度的把握作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第五章文学艺术中宋人楼钥称郑若容“才大屈宋,笔擅雕龙,调高吐风,妙年驰声”,作者认为郑氏虽是文学人才,但这么高的评价为免夸张.“莺花处处三春好,苦引窗灯探奥玄”,作者敢为天下先的学术精神令人钦佩,将自我见解传递给读者以求沟通对话也显示了谦逊的学风.
南宋宁波的整体文化面貌,在张如安教授苦心建构的笔下,终于将其独有的魅力精彩呈露在读者面前,使人仿佛置身在南宋宁波空前繁荣的文化盛况中,从中领略到海港甬城的社会风土画卷.张如安教授既重视文化史实的阐述总结,又重视针对文化现象的理论升华；精于考证,善辨真伪,敢于自立,对于埋没的事实和讹传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辨析,正如他在前言中写道：“不忘勘探开采,以发掘其华彩,或还原被遮蔽了的一些事实……即便是一些经常被人引用的材料,我也有自己的独立判断”［4］.作为一部文化史著作,尽管文学、儒学思想章节笔墨较多,而经济、科技等方面相对着笔较少,这与张如安教授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但他“筚路褴褛、以启山林”之功,对宁波文化的研究裨益良多,这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文化史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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