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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跟跨文明视域下叶荷马史诗曳和叶左传曳的英雄品格对读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荷马史诗范文 类别:论文摘要 2024-03-26

《跨文明视域下叶荷马史诗曳和叶左传曳的英雄品格对读》

本文是荷马史诗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荷马史诗和英雄品格和文明视域有关论文范文例文。

陈 娴

摘 要:人物的塑造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常常在于其塑造的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先秦典籍《左传》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是中西方源头式的史诗文学,其中对英雄原型的塑造分别体现了古代中西方文化的精神表征.这两部经典并没有单色调地描写笔下的英雄,而都是从正面、负面、侧面等多角度描写英雄人物的品格.通过对比《荷马史诗》和《左传》中对于英雄智性品格多色调的描写塑造,我们能够探寻其共通的文学属性,并进一步揭示二者英雄原型背后所体现的中西方文明的特征.

关键词:《荷马史诗》;《左传》;英雄人物;品格;异质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7-0075-05

本文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美国犹太小说家奥兹克的礼拜式文学”(项目编号:H13JB00040)的研究成果之一.

《荷马史诗》和《左传》两书都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进行叙述,体现了文学的基本功能.《荷马史诗》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种种不同的英雄人物.《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英雄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①,开中国文学重视塑造英雄人物智性品格之先河.

一、《荷马史诗》与《左传》对英雄人物正面品格的塑造

英雄人物智性品格的魅力能唤起不同文化身份读者的审美知觉,故文学的基本职能在于塑造的人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形成令人崇敬的人格魅力,使读者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潜移默化地学习书中的英雄人物.英雄之所以受到顶礼膜拜,是因为他们具有让平凡人肃然起敬的智性品格.对英雄人物正面性格的构建,可概括为这个人物是否具有责任心、竞争心、友爱心、同情心、诚信心五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荷马史诗》和《左传》这两部文学巨著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

责任心是任何时代的英雄人物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在《伊里亚特》中,特洛伊人的统帅赫克托耳的责任心最为典型.作为男人和丈夫,赫克托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妻子被人抓走,沦为失去人身自由、被迫干苦役的奴隶.赫克托耳认为自己必须是一个有义务保护妇女儿童的男人,有义务保卫全城百姓的军事主管.《伊里亚特》的尾声,记述阿基琉斯杀向赫克托耳,赫克托耳的父母在城头看见,求他逃回城中,苦苦哀求,但没能打动赫克托耳,他仍站在原地,等待强大的阿基琉斯.“还是让我和他尽快地全力拼杀吧,好知道奥林波斯神究竟给谁胜利”②.从赫克托耳的坚定信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精神品格,看到他的责任心.《左传》中也写了大量具有责任心的英雄人物,其中典型的是楚武王及夫人邓曼.《左传》记载楚武王,“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③.在出征随国,军队誓师,即将出发之际,楚武王突然觉得自己心跳得厉害,难以支撑,便偷偷地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虽然吃惊,但仍劝武王按计划出征,只要军队没有损失,王即使牺牲于路上,也是国家的福分.楚武王完全同意,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果然在半路去世.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楚武王及夫人邓曼将楚国的利益置于生命之上,是高度责任感的表现,《左传》将其英雄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竞争心是古代英雄们的固有本能.竞争的过程即是展现英雄人物人格魅力的过程.《伊里亚特》中,希腊联军与特洛伊军两军对垒,面对赫克托耳的挑战,强烈的竞争心促使希腊联军的勇士们争相应战赫克托耳,“有九个人站起来,头一个起身的是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后面是提丢斯的儿子、强大的狄奥墨得斯,后面是两个埃阿斯、英勇顽强的战士,后面是伊多墨纽斯和伊多墨纽斯的伴侣墨里奥涅斯,强似阿瑞斯的杀敌的勇士,后面是欧埃蒙的光荣的儿子欧律皮洛斯、安德赖蒙的儿子托阿斯和奥德修斯,这些人全都乐意同神样的赫克托耳战斗.”④ 九个人互不相让,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决定由谁出战.可见竞争的心态,在希腊勇士之间是何等的激烈!这种竞争的态势,谁也不甘落后的精神,是《荷马史诗》构建英雄人格的集中体现.《左传》中的英雄人物也普遍具备这种竞争精神.《左传》记楚军欲雪城濮大败之耻,将士无不摩拳擦掌,奋勇争先.战前,三员楚将比赛谁的本领大,“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⑤ 楚将许伯說:“我们单车挑战,我能够使车跑得飞快,使敌人的旌旗倒下,安全逼近敌营,安全回来.”乐伯说:“我们单车挑战,我能够在飞驰的车上利箭射敌,然后安全回来.”摄叔说:“我们单车挑战,我能够杀进敌营,割下敌人左耳,并抓俘虏,然后回来.”结果,这三位勇士都兑现了自己的豪言而胜利归来.《左传》描写的这种竞争心无疑是英雄们建功立业的基础.

友爱心是古代英雄崇尚的美德.《伊里亚特》中最典型的事例是阿基琉斯对待挚友帕特罗克洛斯的生死之情.他俩不仅一起长大,而且长期同在军事,甚至亲密到同住一个营棚.帕特罗克洛斯从不掩饰作为阿基琉斯副手的自豪感,在不同的场合情真意切地表达他有幸作为阿基琉斯最亲密伙伴的感受.当得知帕特罗克洛斯已死,阿基琉斯也不愿继续活下去,阿基琉斯出于他对帕特罗克洛斯之死的自责和懊悔,放弃了罢战,不再与阿伽门农赌气,一心要复仇.“在荷马的世界里,对朋友的忠诚,一如对集体的忠诚,并非毫无意义;我想,对朋友的忠诚可以被视为一种合作的品质”⑥.《左传》记载朋友之间的友爱,最有名的莫过于管鲍之交.鲍叔牙与管仲,情深谊厚,原各事其主,辅佐各自的主人争夺齐国的王位.在鲍叔牙的主人夺得王位成为齐桓公后,派鲍叔牙率兵攻打支持其兄公子纠的鲁国,逼死管仲的主人公子纠,“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⑦ 齐桓公破格提拔管仲为上卿,鲍叔牙为大夫,甘居管仲之下.管仲推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

同情心是古代英雄都具有的高尚品质.《伊里亚特》中,当阿基琉斯杀死特洛伊主帅赫克托耳,赫克托耳年迈的父亲普里阿摩斯,苦苦哀求赎回儿子的尸体.阿基琉斯把老人搀扶起来,问询老人的意愿:“你来告诉我,要说真话,你给那神样的赫克托耳举行丧葬仪式,想花多少天?我自会停战,制止军队.”⑧ 这是荷马在描写阿基琉斯勇猛无敌、性格暴躁的同时,向读者展示其富有同情心的另一面,从而使阿基琉斯的形象更加富有立体感.《左传》中也不乏英雄人物富有同情心、尊重对手尸体的事例.楚晋邲地大战,楚军大胜.楚将潘党建议楚庄王,把晋军的尸体堆起来,在上面封土,树表木书写楚军的胜利,建立“京观”,以不忘记武功.楚庄王回答,士卒们都是尽忠为执行国君的命令而死,怎么能以他们的尸体建造京观呢?楚庄王下令,只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修建楚先君的神庙,报告战争胜利,然后回国.晋军的尸体都得到了妥善的安葬.

诚信心是古今中外英雄人物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言而无信,约定不兑现,英雄的形象便无从确立.《伊里亚特》中,希腊联军本来师出无名,有些理亏,开战之后,为有一个体面的收场,双方约定由当事人——海伦的两任丈夫墨涅拉奥斯和帕里斯举行决斗.决斗胜利者即合法拥有海伦.谁知决斗结果,特洛伊方帕里斯战败,却拒不履行约定,拒交海伦,希腊联军便有了攻打的理由,直到攻破特洛伊城为止.特洛伊人帕里斯背信弃义,终致城破人亡.《左传》中较为著名的诚信之例是晋文公“退避三舍”的故事.晋公子重耳逃难到楚国,楚成王设宴热情款待,席间楚王问,公子如果今后返回晋国,当了国君,如何报答我?重耳回答,如果托楚王的福,得以回到晋国,一旦晋楚两军在中原相遇,那晋国就后退九十里.此后数年,晋公子重耳成功回到晋国,成为晋文公,与楚国发生大战——城濮之战,晋文公与楚令尹子玉两军对垒.晋军主动后退九十里.此战楚国大败,令尹子玉自杀,坚守诚信的晋文公一战成霸,赢得各诸侯国的尊重.

二、《荷马史诗》与《左传》对英雄人物负面品格的描述

这两部经典并没有单色调地描写笔下的英雄,而是分别展现了他们“不完美”的一面,即负面(或侧面)的智性品格.这亦是两书的独特和高明之处.

虚荣心.《伊里亚特》中,希腊大军征战特洛伊,很大程度是出于“面子”,由虚荣心引发.而在战场上,虚荣心的集中表现就是希腊联军将领喜欢自吹自擂.在希腊联军失利,士气低落之际,阿伽门农用激将法讽刺他们:“你们多么可耻,只是外表惊人.你们的夸口哪里去了?你们曾自命勇敢,你们在利姆诺斯大吃直角牛的肉,酌饮满杯的葡萄酒,大言夸口,说你们每个人能在战斗当中对付一百来个、二百来个特洛亚人.现在你们却不能对付赫克托耳一个人,他会放出火焰,焚毁我们的船只.”⑨ 从阿伽门农的抱怨中可以看出,英雄的吹擂决非个别事件,而是带有普遍性的行为.宴会上的他们个个豪情满怀,借着酒兴放胆吹擂,扬言自己如何了得,全然不把特洛伊人放在眼里.阿伽门农不认为足显英雄气概的吹擂本身有什么不对.只是英雄们不应忘记自己说过的豪言壮语,应该在战斗的紧要关头里履行自己的承诺,不可食言.《荷马史诗》中,“英雄不仅只在酒足饭饱时吹擂.奥德修斯抵达家乡伊萨卡时没有喝酒,却当着雅典娜的面,声称只要得到女神的帮助,他便可以对打三百个凡人.我们知道,即便在特洛伊战场上,奥德修斯也从未有过只身斗打三百个人的经历,而伊萨卡的求婚人,即便尽数由他个人全部杀除,也只有一百零八人.”⑩ 《左传》中,有一位由虚荣心强最后导致兵败身亡的典型——楚国的令尹子玉.楚晋城濮之战,楚国军队由令尹子玉率领.令尹相当于宰相,握有兵权.令尹子玉平时目中无人,虚荣心极强,同僚评论他“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他举办军事演习,“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11},以博得“从严治军”的虚名.在未知晋军实力的情况下,“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馋慝之口’”,出言不逊,激怒了楚成王,“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与强敌晋国进行大战之前,“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仗尚未打,他却想到胜利后凯旋回国时,人们如何夹道欢呼,一睹自己的风采,竟然预先给自己的战马制作了镶玉的马冠马鞅.“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12}.最后子玉自杀,是过分的虚荣心葬送了他.

偏执心.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是英雄人物常犯的毛病.《伊里亚特》中,希腊联军主帅阿伽门农强行夺走阿基琉斯心爱的女奴,侮辱了阿基琉斯,阿基琉斯对此耿耿于怀,拒不出战.当希腊联军战事不利,急需他挽回败局时,他仍怒气不消.大家纷纷劝说,希望阿基琉斯能平息愤怒,至少当阿伽门农道歉并提供与之相当的补偿时,“然而,巨大的忿怒使他听不进这些良言.尽管在战场上他威猛无比,所向披靡,而今却只能徒然坐在战船前,成为大地的负担”{13}.在《奥德赛》第9卷里,当一行人好不容易逃出波鲁菲摩斯的洞穴后,奥德修斯本该率领部众迅速离去,避免再次激怒魔怪,更不应该大声喊叫,暴露自己的位置,客观上为已被他们捅瞎眼睛的对手指示攻击的方向,伙伴们也再三劝阻,劝他不要再次惹发对手的怒火,然而,一意孤行的奥德修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听劝告,放声辱骂.结果可想而知.“波鲁菲摩斯投掷巨石,虽然没有直接命中,却也差点让整船的人死于非命.更为要命的是波塞冬听到了奥德修斯的叫喊,由此知道他捅瞎了儿子的眼睛,怀恨在心,日后实施报复,致使他违心背意,长期滞留海外,不得返回亲爱的故乡”{14}.看来,《荷马史诗》中的两位大英雄都有不听劝告、个性偏执的大毛病.《左传》中有宋襄公不听劝告而兵败的故事,也是偏执心使然.宋襄公军事实力弱于楚,却一心想当霸主,不听臣下劝阻,组织结盟活动,以制约楚国.被楚国识破,在会上埋伏兵士抓住宋襄公随后释放.虽遭楚侮辱,宋襄公依然不死心,数年后,见郑国倒向楚国,贸然伐郑,“大司马固谏……弗听.”楚救郑,宋楚发生战争.“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15} 这个宋襄公,就败在迂腐而偏执.

羞耻心.英雄人物由于虚荣心过强,一旦小有挫折,便觉名誉受损,羞耻感顿生.《伊里亚特》中,特洛伊人攻势凌厉,一度把希腊联军逼退到船边,希腊人知道情势危急,耻辱和畏惧抵消了逃命的念头.老英雄奈斯托耳抓住时机,恳求大家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把耻辱记在心田,别让同伴们耻笑”;裂地之神波塞冬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督促顶住,“可耻啊,你们这些阿耳吉维人”;埃阿斯在战场上高声啸喊,激发他们的战斗豪情:“可耻,你等阿耳吉维军汉!成败在此一博,要么死去,要么存活,将毁灭打离船边.想一想吧,若让头盔锃亮的赫克托耳夺去海船,你们难道能徒步归去,回返故园?”羞辱意识激励着希腊人在逆境之中奋发起来,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尊严而战.他们知道耻辱,所以最终避免了遭受奇耻大辱,经受住了最艰苦的护船之战的考验. “勇士如果战败,他会感到羞耻并遭受耻辱,人们会因此谴责他.故此可以说,荷马时代的文化既是一种‘耻感文化’,也是一种‘结果文化’”{16}.因此,“不少西方学者在其论著中把荷马时代的社会,亦即‘荷马史诗中描绘的那个社会’,概括为一种‘耻感文化’”{17}.《左传》记载人物耻辱感较突出之例是楚左司马戌宁死不做吴国俘虏.吴楚柏举大战,楚国的“左司马戌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伤.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18}.楚左司马戌抵抗吴师,到达息地往回退兵,在雍澨打败吴军,负了伤.起初,左司马耻于被吴军俘虏,对其部下说,谁能够不让吴人得到我的头颅?吴句卑说,下臣卑贱,行吗?左司马说,行啊.这是《左传》关于羞耻心的记载之一.

恐惧心.一般我们很难想象,把英雄行为与懦夫心理联系在一起,更难以把英雄看成懦夫或者把懦夫视为英雄.事实上,“英雄”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具有一个平常人的心态,也会有胆怯、懦弱、孤独和恐惧的一瞬间,其实合于常理.《伊里亚特》中,有关希腊英雄恐惧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潘达罗斯把弓按在地上,上好弦,墨涅拉奥斯啊,你的漂亮的大腿、小腿、美好的脚脖子就是这样染上鲜血的.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看见黑血从伤口涓涓流出,惊恐得浑身发颤”;“英武的墨涅拉奥斯也这样吓得发抖.在他看见筋带和倒刺没有陷入,他的勇气又回到他的胸膛里面”.《奥德赛》中,奥德修斯面对独眼巨人吞吃同伴时,“两眼噙泪”;在成功刺瞎独眼巨人时,“巨人一声惨叫,四壁岩石回应,吓得我们慌颤颤立即萧瑟退避”;当诛杀求婚人时看到“叛徒”墨兰提奥斯“进入奥德修斯的库房.他取出十二面大盾、同样数目的长和同样数目饰有马鬃的铜质头盔,迅速返回,把搬来的武器交给求婚人.奥德修斯的双膝和心灵即刻发软”.《左传》用写梦境表达恐惧心.《左传》记梦,共计有27个,绝大部分都具有预言性质,其中也有借梦表达恐惧心情.楚晋城濮大战之前,“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晋文公梦见与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自己的身上咀嚼自己的脑子,因而非常害怕.晋大臣子犯解释说,这是吉利的梦啊,表明我晋国得到上天的支持,楚王已经低头伏罪.我们已经收服他们了.饱经沧桑的晋文公做的这梦,不管其臣下如何圆场,完全是其对楚国恐惧心理的体现.《左传》以梦表达人物的恐惧心理,十分高明.而且,对读者来说,英雄人物遇到危险而感到恐惧,这并不影响其英雄的形象.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荷马史诗》和《左传》所塑造的英雄并不是高高大大,完美无缺,而是让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互为依存、互为驱动.《荷马史诗》和《左传》精心塑造的英雄人物,除了正面品格之外,尚有不那么正面的“虚荣心”、“偏执心”、“羞耻心”、“恐惧心”,正是这些非英雄化因素抑或说是负面(或侧面)性格,才使英雄人物有血有肉,丰富饱满,客观全面,真实可信,这也是二者作为经典文学名著的精髓所在.

三、两种文明视域下的英雄对比

上文通过对比《荷马史诗》和《左传》中对于英雄智性品格多色调的描写塑造,揭示了二者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共通的文学属性——“性格即文学”.曹顺庆先生在论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时说:“由于中国与西方分属完全不同质的文明,这种跨异质文明的比较,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从未认真对待过的问题,但却是中国比较文学实践从一开始就必须切切实实面对的问题.”{19} 因此,我们更应该对两部著作及其英雄塑造所体现的两种文明特征进行思考.

《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公元前13至12世纪迈锡尼文明时期,而《左传》起自公元前722年,终于公元前454年,比《荷马史诗》要晚.两书所反映的时代表明,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的春秋时期,都按照各自运行的经济规律,分别进入了文明时代,只是各有其时代特点,可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

李守智先生指出:“古代中国在金石并用时期步入文明时代,而古希腊迈入文明的大门则是在铁器时代.”{20}古希腊地区经营农业的自然条件很差.希腊地区多山,平原很少,不超过整个面积的20%.《剑桥古代史》称,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谷物的种植面积,大概从来没有超过乡村面积的五分之一”,并且土地贫瘠,其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古希腊人只有借助于坚硬、锋利的铁制工具,才能生产出剩余产品,迈入文明的大门.由于农产品生产艰难,古希腊濒海,航运便利,出海掠夺和贸易比农业生产来得容易,故古希腊经济与蓝色的大海紧密相连,可以称之为“蓝色文明”,或者称之为“掠夺文明”.相比之下,中国现已出土的铁器,最早的属于春秋时期,铁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战国时代.中国在迈入文明时代的夏代是没有铁器的,这时主要的农具还是木石器和一部分骨器、蚌器.因为上古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黄土地,土质疏松肥沃,气候温和湿润,为华夏先民从事农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从而创造了进入文明时代的物质条件,因此,中国的古代文明,可以称之为“文明”,或者称之为“农耕文明”.

植根于不同文明之中的两部文学作品体现的自然是异质文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是蓝色文明的产物,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大规模的的海上掠夺,战争的目的就是财富和女人,具有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左传》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是文明的产物,各诸侯国以争夺名义上的霸权为主,土地财富次之,上面尚有一层温情脉脉的“尊王攘夷”的面纱,比荷马时代要进步得多.

海洋文明崇尚的英雄与文明崇尚的英雄不可能完全相同.《荷马史诗》以大诗人情怀,娓娓讲述古代希腊英雄豪杰们的业绩和人格魅力.通过英雄的塑造宣讲、传递了一种“古老、质朴的信念”{21}:这种信念就是英雄们对名声、荣誉的追求.诗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形象,并通过他们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的英雄主义理想:英雄应该追求卓越、荣誉、名声,而不能贪生怕死、安于平庸.“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是《荷马史诗》所反映的英雄精神,其表达的英雄精神的核心思想,影响到后来乃至整个希腊甚至整个西方文化.而《左传》涉及中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历史如何演变,“以武立国”、“以德服人”都是英雄的首要标识.

人物的塑造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常常在于其塑造的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艺术表现的正是这种复杂性,文学批评揭示的也应该是这种复杂性”{22}.复杂的性格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荷马史诗》和《左传》中均是如此.

《荷马史诗》和《左传》中塑造的两个不同时代的英雄人物,尽管性格上有若干一致,但前者属于掠夺者式的英雄,后者属于争霸场上的英雄,统言之,属于异质文明的英雄,不可同日而语,等同对待.

注释: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②④⑧⑨ 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9、175、648、198页.

③⑤⑦{11}{12}{15}{18} 《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5、587、147、365、376、326、1629页.

⑥{13}{16}{17} 刘小枫、陈少明:《荷马笔下的伦理》,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122、114、112页.

⑩{14} 陈中梅:《荷马史诗研究》,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579—580页.

{19} 常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科建设问题——曹顺庆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20} 李守智:《先秦中国与古代雅典的两点比较》,《历史教学》1997年第2期.

{21} 程志敏:《荷马史诗导 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22} 赵光慧:《叙事作品人物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探析——从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与文化身份的关系谈起》,《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陈娴,女,1980年生,广东汕头人,文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44.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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