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新突破评宋剑华新著《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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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成为显学,学术成果相当丰硕.孟悦、戴锦华、刘思谦、刘慧英、乔以钢、林丹娅、盛英等一批学人站在女性主义批评立场,一方面批判男性文学传统（“弑父”）,一方面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推进了女性文学学科的建设.但以往的女性文学研究,大都以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为先导,从捍卫女性权利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话语和女性声音的自由表达.有学者甚至直接套用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理论,解析中国女性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个案,此种研究风向曾风行一时.且不说用西方理论去硬性框套中国文学现象是否恰当,仅就以西方“现代性”作为文学评判的唯一标准,却忽略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经验的纵向联系,其“学术”价值的合理性和创新性就相当可疑.
宋剑华教授的新著《“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以下简称“宋著”）,从批判理性的视角切入,设立了一个理论研究的全新体系：以微观文本解读和文学史内在发展规律为基点,从男性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揭开现代女性解放话语的虚构神话,并从中寻找男性言说女性与女性自我言说的本质差异,进而恢复中国现代女性叙事的历史原貌,以及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内在关系.作者摒弃了“西化”概念先入为主的研究路线,以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对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流行的“概念”、“范畴”和主观“臆说”,做了重新梳理和重点辨析,并在还原现代女性生命叙事与传统文学历史关联性的努力之中,实现了女性文学研究原点的多处突破.
第一,话语意义的突破.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从中国女性解放话语由谁言说、怎样言说,以及这种言说的社会效果来看,现代女性言说具有明显的“代言”色彩和“被动”性质.晚清至民国,首倡女性解放者都是男性启蒙精英,他们不是在强调女性的自我权利,而是强调女性社会参与的历史责任,故女权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性别意义.从本质上来说,男性话语言说中的“女性解放”,寻求的并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模式”,而是旧有的“统治关系模式”.“宋著”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启蒙”“利用”女性却并没有“解放”女性；男性笔下的女性叙事,让女性继续处于被言说的尴尬地位,她们基本丧失了自我言说的可能性.20世纪初以群体姿态出现的女性文学创作,与陈独秀、胡适等极力称道的西方“娜拉言说”是否一致？中国的“娜拉”从文学想象蔓延到社会现实的荒诞乱象,是否源于启蒙精英的主观误读？这是“宋著”一开始就抛出的重磅问题.从秋瑾到何震,从《海滨故人》到《青春之歌》,新文学女性作家的自我言说,无不发出“被革命”“被拯救”“被解放”的哀怨叹息.现代女性从“父家”出走去寻找“夫家”,这与西方“娜拉”从家庭走向社会去做一个“独立的人”,无论是文化语境、出走方式和最终归宿,都大不相同.因此“宋著”断言,中国并没有“娜拉”式的新女性；如果有,那也只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想象和文学虚构.男性启蒙精英的自我解放尚未完成,那么他们所倡导的“女性解放”,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宋著”对鲁迅、巴金、钱钟书、柯灵、茅盾、瞿秋白等为代表的男性作家的女性启蒙话语所暴露出的矛盾背反和自我嘲讽,进行了冷静理性的批评；对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丁玲、萧红、张爱玲、梅娘等女作家在男性“解放”话语蛊惑之下,叛逆出走后的伤痛哀怨和绝望反思,也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这种对于女性文学的重新解读,无疑是“宋著”最大的思想亮点.
第二,思想体系的突破.“宋著”认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叙事,不应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传声筒,或者阐释西化思想文化的辅助性材料；而是要尊重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历史传统,并通过勾勒文学叙事模式的人文轨迹,去深入探寻民族文化与文学自我更新的内在规律.故“宋著”不再把女性解放定义为是“西化”的必然结果,而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合理延续；西方意识只有通过汉语思维的诠释和解读,才能转变成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有效因素.比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将娜拉的离家“出走”演绎成古典文学的“私奔”叙事,进而实现了新文学与“传统”而非“西方”的文化对接.又如,鲁迅《伤逝》、曹禺《原野》、李劼人《死水微澜》、巴金《寒夜》以及庐隐《女人的心》、冯沅君《旅行》、沉樱《某少女》等等,其“旧瓶装新酒”式的“情奔”出走,也都没有背离中国古典文学“思春”“闺怨”“红娘”“私奔”的叙事模式.客观而言,启蒙精英将延续了千年的家庭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并赋予其反封建与反传统的现代性意义,这恰恰说明现代启蒙精英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同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同时,“宋著”还尖锐地指出,男性启蒙者以传统的男性视角,去揣测神秘复杂的女性世界,由于性别本身存在不可逾越的客观差异性,男性言说女性难免呈现出一种“偷窥”心态——即：女性成为了男性的对象,男性才是婚恋自由的受益主体；而现代女作家则对男性作家的化女性言说强烈不满.
第三,审美范式的突破.青春期女性的自然情感萌动,爱情的人性本能,具有千年稳定的生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背景,亘古不变的爱情叙事也是中外文学的共同母题.“宋著”把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性别意识融入到文本细读和模式比对之中,不着痕迹地借鉴了文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精神分析、叙事学、神话原型、互文性等多种批评方法,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研究现代女性叙事,建立起文学史视野下古今对照、对照、宏观微观共同支撑的多层次全方位文本关系模式.例如,“宋著”认为现代婚恋自由的各种言说,都是传统“私奔”叙事的现代演绎.从“淫奔”到“情奔”,从“闺奔”到“妇奔”,从古代“牙婆”到现代“公媒”,从叙事到个性解放,在叙事模式和人物形象的渐变拓展中,呈现出不同时代的道德伦理、礼仪规范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宋著”对于具体文本的分析解读,闪耀着智慧之光,令人拍案叫绝之处,不一而足.又如,通过古今叙事文本的分析比对,“宋著”对于男性和女性作家笔下的“私奔”叙事,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则是：男性作家多描写“人奔”,而女性作家多描写“魂奔”——“魂奔”属于中国女性作家的终极理想,它剔除肉欲色彩而凸显情感意义,不仅更具虚构想象的审美特性,也更符合女性自身的情感和心理.像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笔下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戒指》和《湖畔》等,她们都拒绝认同男性作家对于女性性心理的想象和描写,从而有意回避“爱情”的生理因素,并一再强调“灵”与“肉”的界限分离.“宋著”认为,男性作家把“女性”塑造成了“性女”,而女性作家则执着地去证明自己是“女性”.这种艺术上的巨大分歧,实际上反映的正是男性话语的霸权意识.
女性文学研究需要回到语言叙事、情感心灵和审美愉悦本身,而不是停留于图解社会运动或附和“西化”理论的表层,才能真正绽放出独特的历史风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话语思想体系和文本解析范式,不啻为一部极具价值和分量的学术著作.这部书集前瞻性、知识性、审美性于一体,饱含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思想洞见,充分标明了作者一贯超前的学术探索精神、宽广独到的学术批判视野和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研究立场.它既展示出了男性研究者把握女性叙事现象的灵魂拷问和学术良知,也展示出了将复杂深邃的思想理论与通俗易懂的现象剖析有效融合的学术智慧和现实观照能力.我个人认为,这部分量厚重的学术著作,对于专业学者的教学研究和普通读者的启发拓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周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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