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安事变后如何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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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始终把军事解决视为不得已之策,因此,得知东北军内部纷争后,他即于27日电示顾祝同转告东北军各将领称,一俟移防完毕,可保证必为张学良向政府请求,以使张能出而效力.有了蒋的这一表态,再加上27日张学良也有函电对东北军干部进行劝诫,东北军将领几乎一致赞同从潼关撤兵.
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东北军内的左派军官对可能出现的局面,还是难以接受.经过再三劝说,1月29日晚,杨虎城终于下定决心,且与东北军将领商定了从潼关撤兵的时间与步骤.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前行.
乱局底定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西安方面就有消息称,南京当局并不打算让张学良回陕.30日上午9时,周、博电告：按现时情况及杨和左派的要求,我们恐需做两手准备,战争可能难以避免.
对此,在云阳的张闻天表示异议.他提出,今天我们的基点应放在求得和平.只有在我方实行甲案之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才应当实行自卫作战.在西安的周恩来对张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他电告军委说明,如果两友军决心打,而红军不打,会冒失去朋友的危险.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当天傍晚,周恩来、博古专程赶到云阳镇,当面向张闻天、彭德怀和任弼时等介绍了西安方面的情况.与会者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同进退.
对这一主张,最初明显有些犹疑.他复电周、博称,据潘汉年观察,蒋并无战之决心,重在政治解决.但紧张思考之后,他还是以军委的名义复电,表示接受前方领导人作出的决定.
但当天下午,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直到当天晚上九、十点钟,西安几方代表依旧争执不下.故周恩来不得不电请红军各部原地集结待命,“最后决心明日电告”.
实际上,三方讨论竟夜,多数主和.第二天一早于学忠到西安,坚决反战而主和.结果,因顾祝同许诺东北军移驻甘肃前“张可回陕训话”,故2月1日午后,东北军东西两线部队已经开始撤兵了.
出人意料的是,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于1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激愤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数人.
时至午后,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左派军官的通电,而且各将领特别是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有的部队还转向西安方向警戒,并开始捕杀自己部队中的左派分子.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周恩来不得不毅然派人将几名最激进的左派军官秘密送去红军驻地暂时躲藏起来,然后报告称：“毙王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
多半是出于一年多来一直与王以哲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关系,再加上对争取东北军多数将领仍存有某种希望,对此举极不认同.2月4日,一连三电吊唁王以哲.同时,他以张、毛联名电的形式致电在云阳镇的博古,强硬提出：“杀王首犯应交出正法”,“杀王同谋犯我们亦不能收留,当送往各县为宜”.
对此,周恩来于6日下午复电,详细说明了他所以不赞同交出这几个杀王嫌犯的原因.其电称：2月2日的惨案后,少壮派溃乱,高福源被杀,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受左派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重要文件散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成员都表现恐慌.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左派处境孤立,地位极困难.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不宜再打击左派,长气焰,而更便于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化”.
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国共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继续争取和团结东北军的条件也很快不复存在了.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并得批准,但仍交军委管束,再无恢复自由之条件.
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近两个月的经历,也让领导人见识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2月11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总结党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工作情况.和张闻天都没有再讲全盘肯定西安事变的话,而是一致强调西安事变是有过两种发展前途的,一个是内战,一个是和平统一.左派（杀王）事件的发生,就说明内战的前途一度确是存在过的.
他们承认：“我们在部分的利益与整个利益的联系上,有时表现有些动摇”,“对左派（分子）没有做坚决的斗争”.现在,西安事变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正是由于方针的转变,即摆正了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从而把与南京之间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真正摆到首位来了.（完）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杨奎松文）
西安事变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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