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邓子恢和中南区城市接管探究》
本文是城市方面毕业论文范文与邓子恢和接管和城市相关开题报告范文。
〔作者简介〕吴强（1985-）,男,江西婺源人,历史学博士,龙岩学院苏区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苏区史和党史.
〔摘 要〕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中国人面临着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艰巨任务.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六大行政区之一,人口最多的中南区实际领导人,邓子恢以其杰出的理论水平和稳健的行事风格在遵循大政方针的前提之下,根据中南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先农村,后城市"的正确工作思路,以实现城乡之间的平稳过渡,从而顺利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城市接管工作,为继之而来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尽快恢复工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邓子恢多管齐下,以精简节约,大力发展商业为切入点,密切城乡物资交流和贸易流通,广开财路税源,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资本,规范市场秩序,为城市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他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是新主义经济思想的生动反映,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接管工作的"样板".
〔关键词〕邓子恢；中南区；城市接管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2-0087-05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邓子恢既是闽西苏区的创建者,也是党内卓越的农动和农村工作专家.然而,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学界现有研究大多围绕邓子恢在苏区和建国后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这两个时期来展开,相对欠缺邓子恢在其他时期的专门研究,即便偶有涉及,也多是在研究某一方面思想时按照编年顺序依次阐发,而主政中南的三年（1949-1952）一定程度上又是邓子恢生平研究最受"冷落"的一段,也就更少有专文探讨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中南区城市接管工作所做的思考和实践①.
这不仅是邓子恢生平和思想研究中的"遗珠之憾",而且也是目前较为缺乏"与大行政区相关历史人物"[1]（P382）研究的具体表现.诚如学者所言,"中国革命是在革命过程中可配置的政治动员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物质资源更为匮乏的情况下被发动起来的,它尤其需要革命者对革命策略的创造性运用及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主观努力"[2]（P5）,主政中南期间的邓子恢显然就扮演了这样一个"革命者"的角色,其所领导下的建国初期中南区城市接管工作无疑就是他对革命策略的创造性运用.
二、有步骤地实现工作重心转移
1949年3月5日-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在这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3]（P928）上,于3月5日会议开幕所作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4]（P1426）.
的此番论述标志着已经充分意识到革命即将胜利后自身角色的转变,然而,由于长期扎根乡村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以及各地民情有别,由乡村向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虽已是大势所趋,但具体如何转其实才是关键所在,而且没有先例可循,问题的症结在于把握城乡关系和处理城市接管两个方面.主要负责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在听取各方意见汇总之后认为：工作重心的转移不宜操之过急,而应有步骤实现,并需兼顾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利益平衡,达到"双赢",而这与当时中南区所面临的现实境况密切相关.
1949年夏季,除河南一省和湖北省一部分是老区外,其余粤、湘、赣、桂皆为新区,群众基础尚未稳固,即使是在中南北部的老解放区,"广大乡村的基层政权实际上仍控制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农村和山区甚至为国民党地方团队（政治土匪）所盘踞",刚获新生的中南区南部则残留了数十万政治土匪.一旦此时将工作重心从乡村迅速移至城市,后果将不堪设想.显而易见,"接管工作,确实是当时最繁重的任务"[5]（P383）.
有鉴于此,邓子恢在1949年7月10日和7月29日分别写给、陈云的报告中及其在8月26日湖北省委首届党代会、11月22日华中局四省书记座谈会上都一再强调要先行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再发展城市,而非不顾客观环境,一味蛮干.要而言之,具体步骤分三步走--"第一个时期接管城市；第二个时期到乡村去,搞好乡村并兼顾城市；然后第三个时期再回到城市来"[6]（P207）.
在他看来,"封建的乡村,绝不能把的城市搞好,农村生产不能发展,城市生产充其量只能维持现状","没有革命的乡村,就没有革命的城市",有别于华北和东北,对于中南区而言,"今天总的重心摆在乡村是正确的"[6]（P207）.此外,邓子恢也非常重视理顺城乡关系,尤其是在发展城市的同时兼顾乡村,"城市重心并不等于放弃农村,依靠工人、工业不等于放弃农业和农民.而是城乡、工人农民、工业农业必须兼顾"[7]（P164）.
具体到城市接管,早在郑州、开封解放时,邓子恢就不无先见之明的提出城市工作应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重心是接管机关、企业,安定人心,恢复秩序","第二阶段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整顿与改造组织,彻底肃清匪特,确立人民统治"[6]（P182）.为了不影响城市运转和市民生活,除了国民党旧政权之外,在接管企业与文化机关时,以不破坏原机构,保持原机构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为好,尽可能降低损失.对于在旧政府档案、户口、税收以及交通、卫生、消防、户籍、等公共服务部门中的普通职员,亦应吸收,大胆使用,待稳定下来之后再分批筛选,逐步改造.
三、恢复生产,大力发展商业
接只是城市接管工作的一方面,如何进行有效的管,使整个城市迅速恢复正常才是关键所在,这不仅涉及民众生活,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的执政威信.然而,由于战火以及国民党军撤退时的大肆破坏,邓子恢眼前的城市面貌已经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真可谓千头万绪,需要做的实在太多,仅以中南区首府武汉为例,"解放了武汉,也接受了一个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粮食奇缺、民生困苦、失业众多"[8]（P10）.
邓子恢认为,城市接管之后最为重要的是恢复生产,以中南区实际情况而言,当务之急乃是开源节流、精简节约、以商业贸易为主,搞活城乡物资交流,便利民众生活,以渡过解放初期的艰难时局,并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做好充分准备.需要提及的是,既然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恢复与发展国营工业生产乃是第一要务（第二、第三分别为私营工业和手工业）,那么,邓子恢为何还要确定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这难道不是与政策背道而驰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邓子恢当然赞成并高度认同的主张,但关键在于中南区城市眼前正是一片萧条,根本就没有兴办工业的能力,必须先使城市松动起来,待恢复和发展商业之后,才有可能积蓄"元气",重新振作出发.因此,在进驻武汉之前,邓子恢于1949年5月25日致信《洛阳日报》,说明恢复商业流通乃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接着,在6月初出席开封市各界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时邓子恢又继续表示河南要走向经济繁荣,中心在于畅通商业.
为了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邓子恢决定将开展精简节约运动作为切入点,"在目前最迅速、最有效、最靠得住的办法,还是精简节约"[7]（P261）.1949年7月25日,他为华中局草拟并发出《关于开展精简节约运动的决定》.当然,精简节约绝不等同于旧政府的"裁员"与"复员",也不是减薪,"一走了事"."实质上是一个整党整风运动"[7]（P260）,要"贯彻到每个伙食单位,贯彻到每一个人"[7]（P267）,从人员、牲口、汽车、大车、地方武装人员到各省党政民财编制,都应纳入精简范围.其作用不仅是财政难题,还在于通过精简节约运动,大批干部能从工作中抽身下乡,能克服当时存在着的铺张浪费、计较地位,贪图享受等诸多危险倾向,从而能够继续保持我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也才能以我党的艰苦朴素作风去影响社会风气,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以朴素为光荣而视奢侈浪费为耻辱的观念"[7]（P261）.
节流之外,尚需开源.邓子恢"积极贯彻贸易自由政策,大力恢复与发展工商业,以促进城乡与内外物资交流,而达到调剂供求、繁荣市场之目的"[7]（P28）,使城市工商业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反映了其对城乡工作重心转移的把握十分到位而且合乎地方实际,"必须认识,城乡在经济上是一个整体.城乡对抗,就要使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陷于死滞状态"[7]（P184）,"今天是城乡互助,城乡密切结合.在城乡工作上,是乡村进攻,城市呼应,里应外合"[7]（P164-165）.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军工生产的重要性,指出"必须促进军需民用物资的充分交流"[7]（P284）,于今读来,邓子恢的这些言谈可谓"城乡一体化"和"军民融合"两大战略的最早雏形,极富超前意识.
有计划、有组织发展公营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邓子恢也非常注意恢复私营工商业和铁路公路河流交通,建立国营运输公司和恢复私营转运企业,使商品得以货畅其流.此外,邓子恢另以政府为后盾,"不仅以金钱物资支持公营企业,及合作社,且愿以各种办法帮助私营企业与一切正常经营的工商业者,给他们贸易自由及合法权益以确实保证,并给他们以各种方便,如供给原料、推销成品、汇兑、贷款等"[7]（P203）,同时制定"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永续政策,保障民众日用食品供应,以平衡粮价落差、实行保护关税制,切实保障民族资本家的利益,"工商业者在本区各地得以自由采购或运销,其采购或运销之物资种类数量与不予以任何限制"[7]（P28）.
四、依靠工人,建立管理中国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与农民阶级作为革命主力军,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之间并不矛盾,而工人阶级的这一领导作用在进入城市之后,愈发显得重要.但也由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此前长期生活在农村,忽进城来,面对灯红酒绿和工厂机器,很不适应,不知该如何与工人相处,对工人的认识也存在明显误区,如"对农民熟了,对工人不熟,故许多干部进城后愿接近贫民,不愿接近工人,不熟悉工人","有人就形式上看工人,没有就本质上看工人,认为工人落后,认为工人生活比农民好,甚至说工人是资本家"[7]（P165）.
已经从事了大半辈子农动,天天和农民兄弟打交道的邓子恢并未忘却党的阶级属性,"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革命不是依靠知识分子,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工人阶级,这就是列宁建党的基本思想",邓子恢明确指出"农民立场和农民观点阻碍我们重新认识产业阶级"[7]（P186）.进而言之,"人们要生活下去,必须有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没有这些,人们就不能生存,世界也就不能存在.而这些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并不是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们手里创造的,而是由工人、农民与其他劳动者创造出来的"[7]（P90）.也就是说,不仅城市需要依靠工人,农村也得依靠工人,并通过工人去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锻炼、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其真正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
邓子恢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工人阶级全部组织起来,靠工人自己来办工会,不是官办和包办,而是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工人自己解放自己,党的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人员只是当向导,当参谋,要大胆提拔工人干部.在建立新工会的同时,必须清理所有的旧工会,尤其是其中的账目要认真清算,贪污多少必须弄清,贪污款项必须追偿.生产中要依靠工人,提高工人觉悟,发挥工人劳动热忱和政治觉悟,这就要很好的实行工厂管理化,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代表参加,采纳工人意见,把工厂搞好.
另外,制定合理的劳资政策,实现国家、工人和资方"三赢"--既能有效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切实保障工人权益,又能确保资方一定比例的利润,改善生产条件,从而最大限度为国家创收,否则,工厂不保,工人和国家最终都将会受损.在这方面,邓子恢凭借他对新主义时期经济政策的准确理解,在中南区大力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劳资政策,他的以下三段论述就说明了这一思想.
"要知道新主义社会,不但要有公营经济,而且要有私人经济.没有公营经济不行,没有私人资本也不行.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而是资本家太少"[6]（P199-200）.
"劳资双方是互有矛盾,又是互相依存的,只有劳资合作才能两利,不合作则只有两害.资方把劳方看成奴隶与劳方把资方看成地主同样是不对的"[7]（P289）.
"今后公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将采用交叉累进制,薪资等级由评议与行政批准相结合,现在的原职原薪是不够公平合理的,在这方面要做到公私兼顾,对私营企业也须做到劳资两利.工人生活改善了,可以提高生产力减低成本增加利润,资方赚了钱才能保障工人不失业,才能逐步改善工人的生活,因此工人工资的增加要根据各行各业各厂的具体情形,慎重加以研究,不可随便增加.工人有了劳动保证,同时亦应规定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能,以增加生产.我们不仅要看到工人眼前利益,也必须看到工人的长远利益"[7]（P135）.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邓子恢上述公私两利论与同一时期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所主张的"四面八方"政策可谓不谋而合,也与的相关论述（"人民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4]（P1479））有若合符节之处.
其实,不论是邓子恢个人,还是或政策,三方观点实质都是在重点照顾企业工人权益的同时,尽量不要过多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应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资方利益,从而调动双方生产积极性,确保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这都是新主义经济的反映和写照.其完整表述为："是依靠工人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争取团结工商资本家"[9]（P49）,前半段为原则问题,后半段则是实施的先后步骤,而邓子恢的因应策略也再次证明了他极强的地方社会经济治理能力.
五、整顿金融,打击投机资本
国民党政权末期,全国经济一片萧条,民生凋敝,而最能反映经济脉动的金融业首当其冲,突出表现为货币（"法币"和"金圆券"）的急剧贬值和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此时的中南区也不例外.
1948年12月23日-29日一周内,长江重镇汉口的棉纱涨幅3-3.5倍,面粉、麻油、桐油涨幅2-3倍,棉花、涨幅2倍,食米涨幅约3.8倍,一般零售物价涨势约为5倍.1949年1月到4月,汉口的机米上涨了4万倍,1949年4月武汉地区的生活指数为1949年8月19日的66300倍,同期物价上涨362298倍.5月上旬,湖北省的物价指数较之1937年的平均,出现了以亿为单位的天文数字.1949年3月1日至5月10日,武汉先后有汇通银行汉口分行等16家银行倒闭.
不少投机分子此时也以银元与人民币对抗,加之部分资产阶级出于利益驱动,置身其中,多重因素的叠加,造成城市经济秩序混乱,普通百姓生活和工商业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投机行为直接威胁到新生的人民政权.邓子恢当机立断,大力整顿金融,并领导同投机资本作坚决斗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举措.
其一,稳定人民币币值,将"金圆券"驱逐出市场,组织力量查禁,打击倒卖金银,取缔非法经营的地下钱庄.
1949年6月18日,邓子恢进驻武汉.次日,即与林彪向、中财委联署报告：
"自进入湖北境后,沿途物价飞涨,许多商店、企业停市,乡间粮食不进城,这主要原因是人民币下降.现汉口银元与人民币比值已跌到一比三千多元,黄陂则为一比五千,南昌一比三千二百.这种跌价影响乡粮进城（主要怕进城卖人民券,并不是乡间那样缺粮,也不是粮价涨影响工商业停顿,影响工人失业）,情势异常严重"[7]（P234）.面对危局,邓子恢的因应办法是：发动社会舆论,宣传拥护人民币,要求禁用银元；召集商人开会,宣布征收1949年下半年所得税,而且只收人民币；收兑黑市人民币.在政治、经济双管措施的有效配合之下,武汉市的人民币币值逐渐回升,物价下降,人民币占领市场,"银元"之战终获胜利.
其二,控制粮价上涨,保障市场供应,继续宣传拥护人民币,严惩投机倒把,统一财经机构和职权,强化经济稽私力度.
"人民币为全国性通货,不能在一个地区限制流通,为稳定金融物价,必须对市场有适宜之行政管理,肃清银元市场与投机倒把,配合贸易机构,以达到物畅其流,调节供求,防止抢购争售,避免物价之暴涨暴跌"[7]（P24）.然而,在当时的武汉,"由粮食带头涨价所造成之物价飞涨及人民拒用人民券的严重情况,则应严重注意,迅速设法克服,不能让其再发展.此种涨价已影响到军队与人民生活甚大"[7]（P231）.邓子恢强调粮食部门的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即是稳定金融,为此,他"从经济（紧缩通货、降低行政开支）；政治（打击银元投机分子,组织店员工会,与奸商进行斗争）；组织（金融物价之规定统一于华中财委）"[11]（P610-611）三方协同入手,武汉市的物价也于7月底、8月初得到平抑.
其三,抑制物价暴涨,平衡物价,积极筹措亟需物资,沟通城乡贸易,平衡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差,保障农民利益.
所谓平衡物价,当然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使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尽量缩小,另一方面就要使同一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在一年四季之间不致过于高低悬殊.1949年11月,又出现物价暴涨.11月14日,接到中财委电示之后,邓子恢立即按照有关部署,统一调度,大批购买农产品往外销售,有计划地建立贸易网,并同牙行、合作社结合,请求东北调拨物资以支持人民币."我拟在此十天内油、粮、盐仍应抛售,并对花、纱、布商采取暂时管理办法,以打击投机目标.仅提议各地开征田赋,或公粮、公草贷金,以扩大人民券在农村阵地"[7]（P42）,并于11月25日与全国各大城市同步,趁高价时大量抛售,投机资本家血本无归,物价上涨之风也得到有效遏制.
其四,加强党的领导,大量培养各类新干部,特别是吸收城市店员、知识分子和一般职员,充实后备力量,做好人才储备.
由于长期活动于农村地区,此前以战争和革命为主,懂城市治理和经济管理的人才一时间确实难觅.随着战事逐步南推,特别是洛阳、郑州、开封、武汉等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主抓地方后勤工作的邓子恢就已开始考虑应加快城市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步伐."以现有干部为骨干,大量培养知识青年,并大胆使用与改造旧社会之财经技术人员"[7]（P106）."要大胆使用旧人员,这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7]（P327）.他将此总结为三个"一大批"--即从南下干部中抽调一大批,从青年学生中培养一大批以及从旧政府工作人员中留用一大批,特别是旧企事业单位中的邮电、交通、金融、财会、税务等专业技术人员.这充分反映了邓子恢任人唯贤,不问出身,一切从工作出发的显著特质.
六、余论
1949年3月23日出发前往北平之时,以古代科举士子比喻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2]（P470）.几个月之后,邓子恢在华中局、华中军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招待人士座谈会上说："武汉是华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汉建设好,使它从商业城市变为工业城市"[7]（P239）.若以实际成效来衡量,不论是面向全党所作的宣誓还是邓子恢自己的许诺,由他主要负责的中南区城市接管工作确实成效明显,这也就是后人为何在评述这段历史时会给予其极高评价,高度肯定邓子恢乃是党内"难得的一名治国政务家"[13]（P186）的原因.站在今天,回望过往,邓子恢接管中南区城市所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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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湖北省档案馆.中南大区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①截至目前,明确提到邓子恢中南区城市接管的只有《邓子恢接管城市轶闻》（《湘潮》2008年第3期）和《邓子恢接管武汉纪实》（《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但两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回忆性篇章.此外,《邓子恢在中南二三事》（《兰台内外》2008年第3期）、（《建国初期邓子恢的人才观》（《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8期）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重读邓子恢同志〈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等三篇文章则不同程度地对此有所述及.不论是已有文献的数量还是质量,包括城市接管问题在内的邓子恢与中南区史事都是一个尚待挖掘的学术"富矿".
（责任编辑马凌）
收稿日期：2018-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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