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写作的自觉或诗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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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
写作的自觉是一个成熟诗人的重要标志,这不只是一种修辞能力,更是精神视域甚至思想能力的对应与体现.对于当下的汉语诗歌而言,既无定论又争议不断.对于写作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提供诗歌写作的诸多可能,而这些可能又必须建立于个体写作的自觉基础之上,而非欺世盗名或者自欺欺人的把戏.反之,如果在分行文字中看不到“人”,看不到属于个体的生命状态,而空有阅读、知识、修辞、技术和夹生的言辞,那么这与魔术师手中的魔术袋有什么区别吗——花样翻新最终却空无一物.我评价一个诗人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在放开又缩进的诗歌空间中有真实可感的生命状态,而生命状态的呈现和凭依又能够紧紧围绕着象征性场景和核心意象展开.
从写作的自觉来说,臧棣和殷常青比较具有代表性.无论是此次的组诗《就地神游》的“入门”系列,还是此前的“丛书”“协会”,臧棣都是十足意义上的文本发明家.其超强的文体意识和个人修辞学谱系的建构无疑增强了其辨识度,形成了极其明显的风格化——修辞和智性的双重深度.当然风格化和过于明显的写作自觉在带来个人标识的同时也会无形中形成一种限囿或者惯性、固化的可能.有时候我也很好奇,如果把这些诗歌题目当中的“丛书”“协会”“入门”去掉,会对一首诗歌的品质有怎样的影响呢？当臧棣看到我这个疑问,他肯定会笑起来.这可能正是诗人的品性使然.显然,臧棣有着他自己的写作策略和文本姿态——相互假借的譬喻方式,即相似性、距离感和差异性的奇妙而战栗的糅合.甚至这多少带有点诗人特殊的精神“癖好”.而臧棣的意义则在于他多年来始终践行的“一首诗”主义,即无论是冠之以什么名目,具体到每一首诗则是自足的、独立的而又完成度很高的.臧棣近期的这些以山水游踪为线索的写作,看似具有着诗歌自然性和风物学的某种导向,但是这些诗仍然是“心学”意义上,更准确地说就是诗人的主体性和生命体验以及精神心象找到了那些自然之物,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这些诗歌的互文性非常突出,并且有些声音也带有这个时代的普适性,比如“旧物的回音甚至令悲悯显得复杂”.
从臧棣的“旧物”出发,我想到的是李满强的组诗《内心博物馆》.在一个飞奔向前的城市化的时代,相应的一些老旧的事物以及连带其上的传统、记忆也被连根拔起.李满强的《一个村庄的精神构成》和 《一只旧水桶》就是对乡土经验的铭记,对那些老旧事物的重新擦亮,对空荡荡世界的重新填满.这些老旧之物进入了一个诗人内心的博物馆,成为词语意义上的纪念碑.实际上李满强的这种以“倒退”着观察和追溯的方式抒写乡土经验的诗人并不在少数,反而是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写作趋向.那么从整体的层面考量,这样的写作在具有个人表达诉求合理性的前提下也会具有难度.这种难度既与个人化的乡村经验和想象能力有关,也与一个诗人的重新发现能力甚至词语创造性有关.在趋同化和表层化的痛苦经验的乡土写作潮流中,如何能够写出具有发现性的诗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考验.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是有效的——思想和修辞的双重有效,只有如此才能够为当代汉语诗歌尤其是同题材同经验的写作者们提供另一种可能.
继续从写作的自觉出发,殷常青的组诗《日记》具有代表性.而《日记》让我联想到当年多多的早期代表作《蜜周》（七天对应于七首诗）.殷常青的《日记》最突出的就是其文体意识和写作自觉.该组诗由六首诗组成,从时间的线性维度和精神性的场景和事物（比如草木、蚂蚁、晚风、修行、积雪、秒针）展开发散式的自省的内心视界.每一首诗都是双行体的十六行诗,结构意识突出,并且所有的场景和空间以及时间都归结到了个人精神的主轴.尤其是大量使用的省略号和破折号也强化了这些诗歌的内质和自觉的形式感.值得强调的是从诗歌写作的可能性来看,殷常青的《日记》以及李皓的《抵挡秋雨绵绵》《唯有大海》更关乎个人精神事实的重要性,甚至同臧棣的诗歌一样强化着精神世界和修辞能力,也都一定程度存在着蹈虚的一面,有些诗句也是从抽象到抽象、从词语衍生另外的词语.这些诗歌并不涉及像李满强那样强烈的“现实感”以及对乡土经验和公共空间的介入.由此,我们可以再次明确对于同时代的诗人而言,写作方式、题材处理以及精神态度是如此地具有差异性,我想到的则是罗兰·巴尔特所强调的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阿甘本也强调同时代人既与时代有相关性,也有个人的差异性.所以,无论是处理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公共化的题材和现实经验,都有可能写出好诗,而这些好诗的完成又与我此文反复强调的写作的自觉密切关联.
继续从诗歌写作的差异和可能性出发,另一种写作就是更关于个人的情感空间和由此生发的想象.尤其是对于贾浅浅这样的年轻的诗人而言,她的诗歌往往是来自于个人的情感以及女性天然的白日梦式的想象.在组诗《静默时光》中我们既可以与一个近乎自我戏剧化的女性形象相遇,又在那些空间、场景和细节中感受到了一个在平静、激动或不安以及愿景中的轻轻诉说的声音.这是“灵魂的激荡”.这样的诗歌在当下的女性群体中并不乏见,即专注于日常和精神性的自我,在幽微处寻找或探询.这样的诗歌无疑最大程度地回到了个人的真实,当然对于女性写作的可能性而言这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写作方式.实际上,我也更愿意看到那些不同的、异质的女性声音和写作的可能.
由以上几位诗人的写作,我在再次强调写作的自觉以及诗歌可能性的同时,我想到的是诗人的命运——将命运转换为诗,将现实提升为语言,将历史的回声收拢到器物和现场,也为自我精神空间寻找安存之地.
责任编辑 赵宏兴
诗歌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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