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球城市进程中的结构分异难题和有效纠偏策略以上海的基层治理为例》
该文是城市类论文怎么写与纠偏和结构分异难题和全球城市进程类论文怎么写。
摘 要：上海城市规划2040明确提出要建设更加卓越的全球城市,核心在于对全球化的管理与控制,这对产业结构、社会阶层、空间结构的分异产生重大构成性影响,上海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趋势.除了和经典全球城市共同的特性,士绅化作为城市更新的主要策略引发了土地和住房的急剧上涨,这引发制造业和住宅建设向城市边缘地带的迁移,进而在上海郊区吸引了大量人口,由此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区的基层治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边缘地带的基层治理有着充分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既缺乏足够的公共物品也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对城市融合和认同有着诸多不利影响.这要求政府予以适度的容忍,且基础设施要予以更多投入并推进街区制,而党委要发挥更多的协调职能.
关键词：全球城市；基层治理；城市边缘地带；上海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明确提出到2040年要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战略定位主要分为三大方面：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创新之城,即要求集聚科技创新高端要素,培育科创能力完成动力转换,同时加快高端制造业的集聚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人文之城,即通过对城市品质魅力的不懈追求,成为城市治理成功、全球影响突出、市民高度认同的幸福人文城市；生态之城,即成为拥有较强适应能力和更具韧性的生态城市,并通过空间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动态改善,成为引领国际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杠杆.总体规划还将这三大目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环境、空间体系、生态环境、交通、产业格局、城乡社区、城市文化、城市安全、规划等九个方面.这都说明上海新战略定位和发展诉求是把上海建设成为能与纽约、伦敦、巴黎等比肩,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和资源控制力的世界城市.
上海提出这一战略目标,主要是基于三重考虑：1990年后期上海提出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基本完成,需要积极谋划更高的战略定位；中国国家发展到新阶段,无论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社会治理都需要动力转换,而上海需再次发挥龙头优势,在改革和创新方面有所突破,自由贸易区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挥重大作用；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分量的提升,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所处层次迅速上升,对世界未来发展格局进行引领.在追求新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诉求过程中,上海作为高速的人口流动性、事物的多样性和潜在的可能性逐步呈现出全新地方社会.这种地方性社会不仅仅是建筑、规划等物理环境的改变,也是制度的重新设置及文化氛围的改变,由此需高承载力、能动性和颇具韧性的基层治理才能有效承托这一卓越的全球城市进程.
然而卓越全球城市进程不仅存在已有问题,譬如户籍制度、软硬基础设施的供给远远不足、生产效率仍然低下、快速城市化造成人口大量流入,也出现许多典型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类似的问题,包括职业结构分化带来的收入两极、空间隔离以及因大量房地产投资出现的同质化的城市主义.更重要的是,对全球城市地位的追求目前还高度依赖于单维度的经济竞争力,然而我国作为现代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社会性因素却显著不同于和发达国家同质化的世界主义,这过程中必然引发各类治理难题.由此全球城市进程中新旧问题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到基层治理的,而基层治理又需要发挥何种意义上的角色、作用才能对全球城市有所推进,笔者试图做出尝试性的解答.
一、全球城市进程中的结构分异问题
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曼纽尔?卡斯特尔斯、萨斯基亚?萨森的分析,全球城市的管理和控制功能依赖于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即生产性服务业和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自然引发就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岗位增加既与整个社会后工业社会和后福特主义的信息化发展趋势有关（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师）,也与“全球城市”集聚相当规模的跨国公司总部集聚有关.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低收入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增加,这一方面除了服务于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人员的生活需要,更与移民的大量流入和制造业比例的下降有关.遗憾的是,制造业比例下降使得城市难以为低技能移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最终进入非正式行业,全球城市内部的经济基础和职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全球城市的建设过程一般也就是城市内部各类不平等扩大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三类.第一类社会不平等,社会分裂为专业阶层和贫穷的生活服务业部门；第二类是发展不平等,社会极化被嵌入到城市的空间形式造成社会经济的隔离和城市整体空间的碎片化；第三类：政治不平等,城市主导权被利益团体获取,实行增长为中心的政策.
既然上海已明确地将全球城市作为自身战略目标,那么是否会通过国际分工体系和跨国公司总部将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联系,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答案是肯定的.
伴随着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进程,上海经历显著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1990年上海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为74.6%,到2000年下降到54.7%.2000～2010年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已达到66.6%,而第二产业结构比重也从55.7%上升到69.2%,然而伴随着四大中心建设重新提上议程,以及全球城市建设目标的日益明确,2010年到2014年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加速,第二产业结构比重迅速下跌,从将近7 0 %下降到2 0 1 3年的3 0 . 3 %,到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23.6%,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进一步下跌,这说明去工业化战略已成为上海推进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表1）.
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 上海就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从2013年到2014年,第一产业稳步下跌,从超过九个百分点向仅仅3个百分点靠近,第二产业也从3 9 %下跌到34.92%,下跌超过4个百分点（表2）,且产值比重急剧下跌,从2003年的47.94%下降到仅仅34.66%,下降超过13个百分点（数据来源：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这说明第二产业有着很强的就业粘性和就业创造能力.伴随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下降,第三产业从2003年到2014年第三产业岗位增加将近十个百分点,2013年就超过60%.这说明上海已迈入服务业经济阶段,然而对服务业诸多行业细分就很容易发现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集中于批发和零售行业,以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2003年批发和零售行业在整个从业人员比例为14%,而到2014年上升到了17.25%,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在整个行业从业人员仅仅为2.66%,到2014年就上升到9.22%.这说明上海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低效率的生活服务业,高增加值的专业融和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比例仍然较低且发展平缓,说明上海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和期待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还相差甚远.需指出的是伴随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的提出,科研创新从业人员比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3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仅仅为1.53%,而到2014年上升到3.22%,上升了1倍,从业人数12.39万人上升到43.92万人.尽管如此,上海与期待中的知识经济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
伴随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 上海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城乡混合基尼系数从1993年起到2007年持续提高,城市居民内部越来越呈现出分化趋势,这种分化也对基尼系数贡献率持续提升.尽管伴随再分配政策实施分化趋势有所下降,但底部位置明显向上移动,总体呈现出底部大、中上部小的“洋葱型”分布,向平均收入水平集中的趋势增强,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态势有所减弱.[1]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非正式经济显著增加的事实,财富分配呈现出更多的越来越多的极化态势,阶层出现日益严峻的固化态势.其中最核心表征便是空间分异,在上海,海外、港台人士和城市最高收入者普遍分布在市区中心的新建豪华社区及城市边缘的别墅区内,而中高收入者主要集中于交通干线附近的高档小区内部；中等收入者多居住单位分配的公房,而低收入阶层则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旧式的未更新的老公房内；外来民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则主要在城乡接合部的违章建筑或者城中的棚户区内,且往往以籍贯地缘和职业相近的业缘为特征.这说明,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住宅的市场化,改革上海的居住空间具有鲜明的按照资源占有量的多少进行群分的特征.房价和地理位置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标签作用,同时居住区内同质化和居住区之间的异质性大大强化.
二、全球城市建设中的上海基层机理
经典全球城市内部经济有着正式/非正式,职业有着高端/低端,收入分配有着高/低,以及居住空间分异也遵循着中心—边缘这一现象,上海极力追求全球城市地位也有类似发展趋势,且这种发展趋势正对城市宏观—微观、城市—基层产生整体性的重构效应.一方面基层内部的同质性在强化,另一方面基层社区之间呈现更多的阶梯落差和碎片化,由此带来更多的治理需要.如果说全球城市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机制在于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法律、营销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造成的职业结构的二元分化,那么到上海城市内部就不仅仅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更多的是城市化全球化合力推进下的对高端经济的追求,高端经济不仅需要制度承载,更需要为从业人员提供相适宜的生活娱乐设施,由此制度调整和建筑更新成为必需.这样,上海内部空间分异的政策机制,就是持续的人口流入背景下的士绅化的城市更新.
士绅化（G e n t r i f i c a t i o n）有着狭隘和宽泛两种定义,狭窄定义指将士绅化旧式城区的重新复兴,主要指涉中产阶层对工人的移置和替换,对现存的中低收入阶层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宽泛定义主要指涉房地产再开发、再更新,以及随之而来的混合消费主义景观.从发展演变来说,士绅化本来只是分散、自发的过程,即旧式住房的翻新和零星社区的改造；然而随着世界各地城市美化运动的兴起,士绅化作为住房质量升级开始受到许多城市的欢迎,与此同时利益受损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也开始逐步抵抗；后来各地城市进一步发展,士绅化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始受到许多国家和城市政府的支持,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还抓住奥运会、世博会和亚洲运动会等大事件予以推动.由此,士绅化这个西方媒体记者发明的概念就从北美传播到西欧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布里斯班等,最终北京、上海、孟买、约翰内斯堡等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不仅如此,士绅化在应用过程中还逐步强化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秩序重塑效应,这样士绅化狭窄和宽泛定义的区别和界线日益模糊,既涉及到存量的复兴和再开发,也涉及到商务区到城市边缘地带社区的扩展过程,以及消费主义景观的大规模开发.上海士绅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旧城的更新改造、城市区域的蔓延扩展和消费主义景观的兴起,其中最核心的举动还是在于大规模的房屋开发.
住房的市场化改革赋予了上海大规模士绅化的动力.出于城市更新、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上海政府在启动、促进士绅化进程中扮演了异常积极的角色,制定了一系列的新发展规划,包括南京路、淮海路、虹桥路、徐家汇、陆家嘴等.将内城社区升级为高端商品住房吸引了大量富裕人士的同时还在城市边缘地带建造了大批量的安置住房,大量原本居住在核心区域的低收入阶层被成功驱逐到城市边缘地带.城市建成区域也急剧扩张,缓慢确立起核心—高端,—贫穷的城市空间两极对立模式.[2]事实上,士绅化带来的另外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便是住房和土地的急剧攀升（表3）.
住房的急剧上升带动了上海整体土地利用成本,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房价呈现明显的中心—特征,即以人民广场为核心,每10公里进行递增画圈就会发现的梯次落差.[3]高度士绅化区域,陆家嘴、南京西路、人民广场、淮海路都有着异常高企的住房和土地利用,这种驱动着城市增长联盟（G r o w t h C o a l i t i o n）的“创造性破坏”机制的形成,即拆除更多的旧式建筑（石库门）以适应全球城市所需要的管理和控制功能和从业人员的住房需求.由此,工业、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都出现了向土地相对低廉的城市的扩散.这方面尤为突出的便是开发区的使用和推广,包括高科技开发区、出口加工区,譬如浦东新区、虹桥商业会展中心、漕河泾高科技区等.这样,上海城市边缘地带经历了快速增长,增长率也一直快于核心城区,G D P占全市比重一直缓慢上升,从1990年的20.9%,上升到26.9%再到2009年的52.7%.随着工业服务业逐步向外扩展,城市边缘地带产业结构变化,譬如1990年上海边缘地区的产业结构为17.7%∶56.7%∶25.6%,到2000年就演化为5.4%∶57.8%∶46.8%,再到2009年的1.1%∶61.9%∶37%.不难发现,第一产业一直下跌,第三产业从1990～2000年快速增长,而2000年之后有所下跌,其内在驱动力就在于城市核心区域的工业向边缘地带外迁以便为承担管理和控制功能的第三产业腾出空间.这意味着士绅化的推行、土地不断攀升促使核心区域产生溢出效应,城市边缘地带承接了越来越多的从内城迁移出来的制造业.譬如闵行原本作为卫星城镇予以发展,到1983年起却开始作为主要的高科技区域,当前却吸引了大量的非高科技制造业.
边缘地带制造业比例的上升造成了多重后果：第一,城市边缘地带耕地减少,从1990年到2009年城市耕地减少了37.4%,主要用于自身的工业化和住宅小区的建设.第二,边缘地带工业化比重的持续攀升发展吸纳了大量的移民,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从1990年的3.3%上升到2009年的72.6%.大量移民形成了新的聚居地和社区,而这些社区的基层治理和城市核心区域基于门禁社区的基层治理有着极大差异,对治理资源和协调需求更大.第三,城市边缘地带的政治重要性上升,为了更容易从高一级权威那里获取优惠地位和采取更灵活政策,形成了从县升格为区的动力.
三、上海城市空间变革的基层复杂后果
上海核心区域广泛的士绅化推动了土地的迅速上涨,同时制造业基于成本压力不得不向拥有廉价土地的城市边缘地带转移,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而新建造的住房又主要面向核心区域的被迁移的居民,后果便是大量移民进入适宜的居住区域,包括违章搭建的建筑、城中村等.这和核心区域富裕城市居民门禁社区、高档公寓形成鲜明对比,进而形成中心—的两极对立.这种两极对立,对全球城市管理与控制功能的实现,以及进一步的士绅化,造成了明显不同的后果.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内城士绅化以及产业结构空间重组引发城市空间变革.制造业大量外迁使得上海对周边移民的吸纳大量集聚于城市边缘地带.然而,仍有大量就业岗位尤其是服务业就业岗位大量位于城市核心区域,新吸纳的移民需要搭乘公共交通前往市中心就业,对交通产生大量需求,导致的后果就是住房远离工作单位和专业化区域,交通量由此急剧增长.尽管上海建造了大量的高架道路、地铁、汽车道路,基础设施仍然赶不上交通量的需要,由此对城市运营效率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城市边缘地带并未形成完整的社区,吸引的移民并未和就业岗位有效地匹配并未形成较为独立的产城融合,城市整体的空间布局和效率受到极大影响.
士绅化对城市认同可能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士绅化初衷是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然而随着土地和住房的变化,不同收入阶层事实上被机制予以了重新安置,这样士绅化就成为事实上的阶层分化机制.[4]富裕阶层和中上层越来越多地居住在高度全球化的城市核心区域,而中低收入者越来越居住在远离全球化的区域,这样就造成了城市治理空间的碎片化.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城市目标的提出和推进,为获取更高城市地位和经济绩效,将大量稀缺资源用于和世界经济的对接和对外营销,城市边缘地带获取公共服务资源的机会异常匮乏,这样就持续加重了原本就存在的社会、空间隔离,使城市边缘地带的城市居民难以和城市其他区域尤其是中心城区的居民产生共同的认知,反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排斥感进而就难以产生类似“我们”的认同感.
城市核心区域社区的同质性强化,治理难度下降；而边缘地带社区内部的异质性增强,内部治理难度加大.城市核心地带成为全球城市管理与控制功能的主要承载区域,士绅化成为普遍选择,一方面设置了大量的办公场所,另一方面居民也大致类似,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无论收入、教育、行为方式和思想动态都大致类似,同时更重要的是核心区域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充足,由此治理难题并不十分突出.相较而言,城市边缘地带的社区都是传统与城市化、现代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系统,随着制造业的大量进入和安置住房的大规模建设,近年来随着士绅化也在边缘地带的逐步开展,不同阶层的人都逐步进入同一区域空间,由此形成边缘地带城市区域成为具有充分的异质性和复杂化的基层社区,实质就是“流动社会”.[5]对社区居民进行微观层次扫描,就不难发现,既包括当地的农民,也包括拆迁安置的原本核心区域的居民,还包括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随着部分建筑的士绅化也包括近年来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居民的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和来源地不同,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有很大差别.譬如拆迁安置的城郊农民,尽管法理身份已经改变,但行为意识和交往方式仍保留了大量的浓厚的乡村特性,而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好经济地位的中产阶级人士,规则意识较强,对社区生活很为适应,然而对社区并不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一般基于职业、兴趣进行交往.由此,如何协调这些差异显著的人群值得探索.
四、实现上海2040规划的基层治理对策
上海2040规划构建了“多心、多廊、紧凑、开放”作为大都市区基本的空间结构,对应的空间政策概况已经提升为“提升中心、优化边缘、强化新城、突出廊道”,并通过相应政策改善人口和就业分布、交通、教育、绿地,增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然而人们普遍认识到城市官僚机构的决策过程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社会经济强势群体通常利用政治系统获得较多的资源分配份额,而边缘弱势群体常常受到歧视,由此公共服务通常和人群的需要成反比,其结果就是贫穷的邻里公共服务欠缺而富裕的社区拥有最好公共服务.城市边缘地带无疑是最需要公共服务投入的区域,然而却没有足够的政治重要性,这说明对城市边缘地带的认知仍明显不足.事实上城市边缘地带已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建设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不仅仅吸纳移民和经济上不富裕的人群,也吸纳了初创时期的创新公司和人才,而边缘地带也因此出现了士绅化社区,由此边缘地带的基层治理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遗憾的是上海尽管已经确立了分层、分事和分权的公共治理架构,尽量予以了放权自治,然而工具化动员和注重技术的治理路径使得政府当局未对边缘地带的内涵丰富的治理需求予以有效响应,这说明上海的治理架构主要是结果主义导向,并未对问题产生的缘由进行追究,更没有价值替换,由此需要更多的治理创新.从政府政策的角度,笔者针对边缘地带的基层治理提出以下若干对策：
第一,尊重并重视城市边缘地带的外来移民的自我治理.目前在基层政府治理策略中普遍倾向于将流动人口视为混乱和无序,采取种种手段予以排斥和控制.譬如在流动人口和边缘地带的城镇出现了很多“”、“黑幼儿园”、“黑诊所”、“黑工厂”和流动摊贩要予以系统的整治和清理.这种整治一定程度是需要的,然而实际生活中,流动人口提供的这些服务并非没有价值,他们也并非没有秩序,他们在内部注重协调和妥协以结成新的社会网络并获取生存权、发展权,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产生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空间和领导层.流动人口基于地缘业缘的领导层还常常扮演“地方老板”和“政治掮客”等多重角色,一方面规范市场秩序、社区生活,另一方面又竭尽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取居住、工作和做生意的权利.这说明流动人口在实践和习惯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领导层,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之间形成非正式的庇护关系,进而演化出一套实践治理术.[6]这种治理术也许并不完全合法,却相当程度推进城市治理的有效性,为最底层群众的生活提供最低限度的市场服务,由此政府应该尊重类似的治理术,不应以“美学”价值观对其简单拆除、整治、驱逐然后达到表面的美观.诸多的实践案例证明,类似的拆除、整理以及追求几何美学的再开发或者城市美化运动,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治理绩效,反而会恶化原有的问题,导致件的出现,由此可见,追求多样性的协调和对不美观的适度容忍才是有效的缓解渠道.
第二,目前上海的基层治理出现中心—边缘的两极对立,这种两极对立不仅仅体现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更体现两者的阶层内容.中心的士绅化城市居民更多地同质化且认同全球主义价值观和获取较好的公共服务,而边缘的移民和安置居民更多地认同本土主义,进而形成了“一个城市,两个世界”.如何推进两者的和谐融合,以及促进治理资源横向流通和跨城区配置,这显然关系居民的城市身份和人文之城的建设.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更加包容性的制度安排能够极大地有利于推进城市融合,譬如废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无差异化的覆盖等.然而笔者认为,城市地理位置在推进城市融合和认同方面作用巨大,由此公共服务投放不仅需要注重制度覆盖层面设计,更需要从地理空间维度予以更多层面的思考,尤其要防止出现碎片化的半隔绝式的贫困社区的出现.针对已经形成的相对复杂的边缘郊区的基层治理,最切实可行的措施就是公共交通的普惠性和可达性.大量研究证明,将公共交通延生到贫困的封闭区域可以加速该区域居民与外界的联系,推进社会阶层的更替,从而减少该区域内部业已存在的各类社会问题,譬如犯罪、社会失序、贫困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未来城市建设要实行街区制,而街区制不仅可以改善公共交通,还可以系统地提升不同阶层的居民交流和信任度,推进中心—边缘的有效互动.事实上,随着公共交通的改善,城市边缘区域更有可能形成有效的产城融合,进而有利于上海多中心格局的形成.
第三,党组织需要在宏观—微观的多层次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协调职能.城市治理是精细活,从微观层面的城市邻里、社区、不同阶层和群体到宏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格局、城市腹地和国家城镇化阶段都有涉及,微观层面不可能离开宏观层面而取得完善的业绩,而宏观层面也需要通过微观层面实现治理绩效,由此需要将宏观—微观予以动态的把握.目前城市治理已经明确了多中心、多主体、多层次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导致许多正当合法合理的诉求经常发生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地方,由此需要更多的协调.譬如移民的居住权和建筑土地的士绅化的开发权,还譬如产业升级和获取就业的权利,以及居民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供给不足的矛盾,由此党组织需要在协调中发挥更大的功能.当然这过程中除了资源重新配置还涉及到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譬如土地使用性质的变革,未注册的社会群体与有关部门的对接等,这都需要党组织来协调,且这种协调是其他力量往往难以做到的.可以想象,党组织作为社会各方面的领导力量和主心骨,通过组织程序和组织手段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协调,进而助推全球城市的成长.
五、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有效纠偏策略
上海确立了更加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规划,可以看到全球化对城市发展规划的影响,看到中国和其首要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试图获得更高地位和更高管控能力的发展愿景.但是,与经典世界城市不同,这些规划和构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动的政策设计和建设营造,由此士绅化的城市更新和扩展成为主要的政策机制,也催生了在规模和野心上都可引发关注一系列的大事件和高端项目,进而成为激励和推动增长的社会主体.
然而这种更加卓越的全球城市进程和相应产业结构、政策机制,会带来巨大挑战：第一,管控能力带来的财富精英阶层和作为全球城市产业链低端的劳动服务产业同时并存,加剧内在分化,包括收入分配、空间隔离.第二,上海自身不同的文化传统、制度背景、城市化阶段,其发展转型的路径依赖和作为全球城市所指向的对各类流动性的管理和控制诉求产生内在冲突,城市景观、制度规则、社会生活也更加普世主义,由此对本国流动人口强调的本土主义、相互缔结的社会网络产生冲突,进而造成许多问题.
事实上,正是在全球城市的目标和话语影响下,上海正自觉不自觉地将资本流动—城市间竞争—作为地方反应的城市营销—产业结构升级—士绅化的因果机制,作为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的主要政策驱动力,而缺乏本土性的政策很可能形成一种断裂性的、分化的、早熟的、受控的全球城市,加剧城市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造成“水土不服”.这种“水土不服”要求城市政府予以有效纠偏,进行更为丰富的政策设计实现诸多力量的平衡,包括兼容投资者和城市贫民的双重需求,包括维护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重视劳动者的权利保障,重视协调全球城市发展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平衡,重视全球城市制度规则和城市既有制度体系的协调平衡,尤其要适度容忍不美观、缓解中心—边缘的对立,促进公共治理资源的横向流通和跨区配置,而这政策设计中,党委党组织起着根本性的领导作用和协调力量,有着巨大的作用空间.
■责任编辑：张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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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总结：该文是关于经典城市专业范文可作为纠偏和结构分异难题和全球城市进程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城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