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秦汉：重走父亲孙元良征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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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滨
2015年,台湾影视演员秦汉先生,从上海起步,经南京、贵州、重庆,寻着父亲孙元良将军的征战踪迹,完成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让秦汉先生的多年夙愿得以了结.这次行走让人再次惊叹历史的力量,历史从来不曾远去,也不该远去.本人随行记录了两代人的战场对话.
上海,从林青霞饰演“杨惠敏献旗”说起
以上海为起点,69岁的秦汉走访了父亲的足迹.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秦汉与父亲孙元良、影星林青霞之间缠绕纠葛的命运,其实从1937年就已发生微妙的联系.这要从林青霞饰演的“杨惠敏献旗”说起.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此时,孙元良接替俞济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8师师长已4年,正在无锡、江阴一带驻防,旋即驰援上海,在闸北车站即与日军展开激战.虽然国民政府有“赶敌下海”的战略意图和决心,但是国力悬殊,在随后的两个余月中,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但节节后退,直至10月24日计划全线撤退.唯一留下来的,是孙元良下令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10月26日上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拨通孙元良的电话,要求部队从上海北部撤退,88师留在闸北,在日军后方进行游击战.孙元良明确拒绝了这一提议：“88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5次的补充,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最后终于奉命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孙元良对于哪支部队留下坚持战斗颇为踌躇,他在司令部来回踱步,最终停了下来.这项任务交给了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据点选定为苏州河畔五层楼高的四行仓库.领导这个“孤军营”的谢晋元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一位见过他的外国记者曾说,他犹如一把钢刀,即使戴上面具也难掩其军人本色.
淞沪会战最后的战斗就发生在四行仓库.谢晋元问士兵：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四行仓库,有人说这是88师的司令部.谢晋元说,这里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10月28日午夜,四行仓库保卫战第三天,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杨惠敏冒着战火,将一面国旗送至四行仓库.第二天国旗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大大振奋了守军士气和隔岸观战民众的爱国心.
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在台湾上映.片中,林青霞饰演了杨惠敏,秦汉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也参演了一位无名烈士.父辈的故事穿越时空,继续影响着后辈的命运.
孙元良特意在回忆录里转述杨惠敏写下的文章：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响,但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
几天后,最高统帅部下令,孤军应于11月1日撤退至上海公共租界.一位叫罗贝尔?基朗的法国侨民,目睹中国士兵撤出四行仓库的情景：这些少年呆立着,拿着德制和德式钢盔,他们满脸是泪,激动得浑身颤抖,发出了好像受伤的动物一样的吼声.
撤出四行仓库意味着淞沪会战落下大幕.11月13日,随着国民政府发布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历时3个月的战事终告结束.之后,谢晋元带领孤军营在租界生活达4年之久.
秦汉在宋庆龄陵园的谢晋元墓与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会面.面对父辈往事,秦汉和谢继民都唏嘘不已.秦汉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先人在上海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事情,我觉得《八百壮士》十年就找当红的演员来演一遍,然后十年后再找一批来演.”
秦汉在寻找父亲的步伐中,不断沉淀下新的思考,在上海之行的手记中写道：“刚敢于拿了几张1937年四行仓库战况的照片,刹那间觉得激动.天空中巨大的爆炸烟尘,那画面,把我带回了战争激烈的时空……现在是2015年,1937年是78年前的事了.是那么久远,却又是那么近.”
秦汉与曹景行关于父辈的对话
1932年1月28日晚,28岁的国民革命军第8师259旅少将旅长孙元良,在上海宝山庙行镇一带据守,开始了他的抗日第一站.今日,在位于上海宝山区的淞沪抗战纪念馆,曹景行早早地等待与秦汉的会面.
曹景行是报人曹聚仁先生的幼子.淞沪战事爆发时,曹聚仁和新婚妻子邓珂云正在南京路上,他回忆说：一枚1000磅重的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我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
就在这一时期,曹聚仁投笔从戎,成为随军战地记者,一度成为孙元良的临时秘书,同吃同住,一同参加军事会议.曹景行好奇的是“他跟我父亲这样一个文人,怎么会在那样的场合,能够结成很好的朋友,有长期的交往”.因为看过父亲的日记,秦汉告诉曹景行：“我父亲曾说过,他其实是想拿笔杆子,但最终没能如愿.所以他能和一个文人,也就是您父亲,成为很好的朋友.”孙元良和曹聚仁还一起讨论过军事新闻.“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提出一个命题：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军事新闻.最后的结论是,军事新闻,不能太真,真的就透露军情.也不能太假,太假就不相信”.如此说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连“新闻”也参战了.
孙元良在日记中记载：“‘八一三’前夕,奉令率部自驻地乘火车到真如车站下车,增援上海前线.但我应于情况,独断将部队开上海闸北车站,恰恰赶上迎击敌军的侵犯,还击敌军第一.”秦汉忆述：“这一战,父亲整整90天没有回家.他的第一任太太带着两个孩子隔河而望.剧作家田汉到前线访问后为父亲赋诗一首：巨弹穿云望塔斜,疆场争夺血如花.环河抗日同艰苦,两月将军未过家.开战第8天,88师264旅黄梅兴旅长阵亡.黄旅长阵亡那一瞬间,父亲孙元良正与他通话,在交代完战事后,父亲向黄旅长开玩笑说：‘我等你通话等了很久,我以为你阵亡了.’话音刚落,电话线就断了,临时指挥所受到致命炮击,黄旅长当场阵亡.黄旅长与父亲同为黄埔一期生,他的阵亡让父亲百感交集.父亲甚至对自己的玩笑话自责起来,说,我向来是不喜开玩笑的,在学校肄业,往往因同学开玩笑而弄到不欢,我不知我何以当天竟会向他说起笑话来了.”
孙元良曾有评价,彼时国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后勤各方面都距现代化甚远,但88师仍坚守闸北阵地76天,被日军称为“可恨之敌”.“战争一天一天地延误下去,日军受创甚重,这真出乎自满自傲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意外.速战速决,竟成梦想”.
秦汉这样总结上海之行：“我是一个向前看的人,很少回头,有人说回忆是老年人干的事,这次往日岁月的追寻不是回溯自己个人的事,却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事、物.”
南京：父亲“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
淞沪会战后,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经过混乱的战,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素有“南京南大门”之称的雨花台,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城外,是日军中以凶残著称的谷寿夫军团；城内,负责防守这一带的守将,正是刚刚从上海撤退的国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88师和87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两个陆军师.88师英勇而激烈的抵抗,让日军久攻不下,谷寿夫甚至怀疑起自己的指挥能力.然而,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城墙再也抵挡不住.
在南京,秦汉来到父亲曾经鏖战,遭遇军旅生涯中最惨烈失败,甚至一生倍感耻辱的地方.他感同身受：“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给我的印象沉重而阴郁.1937年12月,父亲孙元良带领部队守卫南京,战败而退.对于这场战斗,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身为后人,我无法想象他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悲愤.”
这不是秦汉第一次来到南京,1995年接拍《南京1937》时就曾到过这里.然而,这次南京之行,他为解答“南京保卫战中,父亲是否有污点”这段历史的疑问而来.
在保存着最完整民国档案资料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秦汉面对着当年的南京地图,听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孙宅巍对南京保卫战的分析,数小时的交流中,秦汉除了寥寥的问话,更多时候是在专注而认真地倾听.
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孙宅巍从1983年开始进行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他的讲述如同一幅传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历史的轮廓.“南郊阵地上的88军,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袍一样,坚守到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耳,实不能也’”.
在孙元良生前,秦汉明显感觉到父亲不愿提及戎马生涯.“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好勇斗狠的形象,他本质上应该是喜欢和平的.其实,军人才会最了解战争的残酷.你认识的人、你的好朋友一下子在你旁边血肉横飞,在我看来是非常强烈的.我父亲认为,南京保卫战是最悲壮的一役”.
南京地处长江90度大转弯处,东面和南面是低矮的丘陵和平原,北面和西面是长江天堑.因此,日军的来犯势必使南京成为孤城.88师是守卫南京的13个建制师中的一个主力部队,全部德式装备,经过精良训练.可经过淞沪会战,这个部队也残破了.按照国军编制,一个师应该是11000人左右,88师撤退到南京时,只剩下6000人,当中还有2000名新兵.而对于来犯的日指挥官松井石根,孙元良曾有过接触.他在回忆录里提到,1927年8月间,他到日本还不久,希望入日本陆军大学求学.孙元良拿着的亲笔介绍信交给松井,托其帮助进日本陆大.松井当时是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部长,给孙元良的印象是“老而瘦”,以及“摹仿一些德国军官的派头”.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以原上海派遣队的3个师团、1个支队为主力,协同陆海空三军,对南京发起进攻.驻守南京的国军则都与88师的情况大同小异,残破不堪.曾下达调令,把云南的军队调来,结果,部队还走在路上,南京已经失陷.
孙元良回忆：战争进行到12月12日,南京东南郊的要地都已陷落,守兵全部牺牲.敌战车直抵中华门门口,敌步兵逼到城根下,情况险恶.在雨花台中华门陷落的前一天晚上,两次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到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称“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对于当时的举棋不定,秦汉从父亲的回忆中得知：“当时一方面寄望于苏联出兵援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使中日战争能尽早顺利结束.12月12日夜,唐指挥官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他宣布放弃南京,要各师部长和他一起到下关乘轮船渡江.”
当时唐生智拿出一份早已用油印印好的放弃南京的文件,要各部队长签名盖章.大家签名后,桂永清哭了,他不愿丢下剩余的部队,一个人和唐乘船渡江.所有部队长也做了同样的表示.孙元良流着泪说,请指挥官先乘船渡江,我们是直接带兵的,应该和自己的部队一起行动.于是,南京就在13日陷落了.之后,孙元良和部队失联.为何如此？
南京保卫战时,因兵败城破与部队失散的军人,有的化装成难民,有的甚至到庙里面做和尚……此类情况甚多.南京陷落后,方圆几十里的南京城被五路日军围得水泄不通,到处埋伏着日军机的交叉火力网,长江水路成为难民和守军的唯一退路.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扒着木头盆、门窗板、木棍等一切东西渡江.最后撤退的过程非常惨烈,大军拥挤在江边,有人争抢船只.一条船要开走时,后面的部队不让开,仍想往船上爬,这样争抢过程也造成了一些牺牲.淹死在长江里面的也为数不少.
至于孙元良是如何离开南京的,从现在的一些回忆资料、社会流传的说法来看有多种.孙宅巍介绍说：“一种是孙元良自己讲的,他带领600名官兵从长江口岸渡江,经过了泰兴、淮阴、郑州一直到武汉.还有一种说法是孙将军一度留在难民区里,受到老百姓的保护,甚至在拉贝和魏特琳的安全区里.这些说法都是流传,从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中查找不到.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作为一个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打仗打到了最后,你跟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络了,指挥官本身是有一定责任的.但在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从人性的角度看,他为了保存自己,用一定的方法暂时隐蔽一下,隐蔽在老百姓当中,隐蔽在哪一个寺庙里面,然后找机会再过江,再回到部队参加抗日,我觉得这个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秦汉坦言：“我不是想要怎样去标榜我父亲.但有时候很多传闻,对他的勇敢做了一些质疑.那经过你这样一个专家讲出来,我其实是很激动的,等于也从你的口中见证了他的一些事情.孙先生是一位学者,做了很多考证工作,他讲的事情有一定的公信力,对我父亲作了一个肯定.我为父亲骄傲,在当时,他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了.”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南京城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父亲孙元良和他的将士们所展示出的勇气和信念,令我辈汗颜.中国军人,浩气长存”.在中华门的城楼上,秦汉写下了南京之行的手记.
南京保卫战,没有墓碑的将军墓
今日雨花台的山头之上,满目郁郁葱葱的青草大树,很难想象当年此地竟然血流成河.孙元良带领最精锐的德械师死守雨花台,他把这项任务分别交给两位少将旅长：朱赤和高致嵩.保卫南京一役,十余名国军著名将领先后牺牲,朱赤和高致嵩亦为国捐躯.
1937年12月9日至12日,朱赤带领3000余名将士坚守雨花台.日本师团长谷寿夫屡次大喜大悲,他一连几次接到雨花台被攻占的捷报,但仅仅几十分钟后,又接到被国军反攻击退的信息.12月9日打退日军进攻后,朱赤亲赴战壕,组织战士们收集日军留下的武器.11日,日军再次发起猛攻,朱赤只剩下一个特务连的士兵,突围无望.朱赤被炮弹击中后,肠子都已经从肚子里流出,浑身是血,他却将肠子塞了回去,然后用带捆好腰部,继续战斗,直到全部打完,才因体力不支倒在阵地上.殉国前,他将一只公文包交给88师特务连连长郭学礼,让他设法送到江西修水的老家,并说出了8个字：“为国牺牲,无上光荣！”
高致嵩将军带领弟兄们在左翼奋战.3天战斗中,部队殊死抵抗,阵地未失.12月12日朱赤阵亡后,高致嵩带领官兵们杀向敌阵,和日军拼起.短兵相接中,高致嵩一只耳朵被咬掉,鲜血直流.在日军多次增援下,混战至下午逐渐停息,高致嵩所率部下弹尽援绝,一同壮烈殉国.
在雨花台,秦汉见到了郭学礼的儿子郭永柱.第一次听父亲军中袍泽后人讲述88军坚守阵地的悲壮与决心,秦汉十分激动,真正详细而直观地了解到那位叫朱赤的旅长——不再是一个名字、一段文字,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勇敢战士.
但雨花台不再是个美好的所在.多年后,孙元良回忆：犹忆1922年我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肄业,休假日我最喜欢去的名胜地方,除了鸡鸣寺、台城、明孝陵以外,就是雨花台了.在此佛家讲经、上天雨花的美妙胜地,现在留下我一生最惨痛的纪念.
78年后,秦汉和郭永柱一起,共同祭奠壮烈殉国的朱赤.
“在晚年回忆录里,父亲孙元良仍然对当时南京保卫战的兵力配置问题颇有微词.我想他更多的是对当年殉国的88师将士们心有不甘”.其实,心有不甘的何止是孙元良.郭永柱惋惜地说：“南京保卫战,一共死了11个将军,都没有坟墓.”秦汉感慨道：“我来迟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来看过你们,很惭愧.朱赤将军这么奋身英烈地殉国了,可是他连墓碑都没有.还有很多无名无姓的中国军人,保家卫国,拼战到死,是非常壮烈的,应该有人纪念他们.中国军人有时被忽视了,因为大环境、战乱的种种原因.”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车轮已渐行渐远,今天的人们却不应该任由它就此远去.
贵州：寻踪独山战役
离开南京,秦汉前往贵州,因为贵州在孙元良一生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944年12月2日,日军攻陷贵州独山,贵阳危急,震动战时首都重庆.孙元良率领陆军第29军由重庆渡江,日夜兼程,南入贵州,赶赴独山前线一带阻击日军.孙元良率部在都匀、独山之间,奋力阻击日军前锋精锐,在中美空军的协同配合下,于12月8日收复独山、南丹等地,稳定了战局,开启了反攻胜利的契机.强弩之末的日军在此役也显露出疲惫态势,面临无法挽回的颓势.一时间,孙元良在重庆再次被传颂为“抗日名将”.
独山之役对当时战局影响重大,重庆国民政府对陆军第29军颁发嘉奖令,军长孙元良获得国民政府颁给的最高荣誉勋章.孙元良晚年时对独山战役一直引为自豪.
在黑石关和甲捞河,秦汉探访了两位曾经亲历独山战役的老人.黑石关战斗,被日军称为进入贵州境内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孙元良29军91师凭借黑石关天险阻击日军,守军271团与日军104联队展开血战,战斗惨烈,有的阵地仅剩10人.
重庆：结识书本之外的父亲
重庆是秦汉重走父亲抗战之路的最后一站.
花房子位于北碚嘉陵江畔三花石.很多知道花房子的人,记住了他的主人梁漱溟.其实,花房子最初是孙元良在重庆时的私人别墅.“其实父亲在这里住过近4年”.秦汉边走边说,“1932年到1936年,他在这里待过,那应该是‘一·二八’抗战结束之后”.秦汉用“很奇妙”来形容自己站在父亲故居前的感受.“1932年,父亲应该才28岁,他后来做师长时也不过33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而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了.这是一个不惑之年的儿子看年轻时的爸爸”.当时,秦汉还没有出生.他说,那一段岁月是自己没和父亲相处过的,“现在这样来看,对我来说,真是有种很有趣和奇特的感觉”.
在南山上的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有当年的官邸云岫楼及草亭,这是当年抗战的重要决策地.秦汉拾级而上前往云岫楼,笑言如何上山：“当年,蒋先生年纪还不算大,身体还不错.”在云岫楼会议室,秦汉站在一幅当年的战区地图前,父亲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南京保卫战,再到贵州独山的征战历程浮现.秦汉想起了父亲的往事：“南京保卫战打完后,蒋委员长还专门问过父亲：有人说你们88师军纪不好,你自己去军法处解释解释.父亲自己带着棉被去了军法处报到,搞得军法处的人都一头雾水,开着牢门让他住了一段时间.”在抗战阵亡国军将领名单前,秦汉没有迟疑地指出了父亲的两位老部下的名字,朱赤和高致嵩.
合川钓鱼城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宋城.宋时蒙古铁骑来犯,钓鱼城军民以弹丸之地抗击蒙军达36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1946年秋天,孙元良游览钓鱼城后,热血沸腾,写下“元鞑逞淫威,钓鱼城不破,伟哉我先烈,雄风万世播”的诗句.
秦汉直言,作为儿子,其实多年来一直好奇父亲的戎马生涯.“我从事电影、戏剧工作也很多年,也很想知道他在林弹雨中的人性反应,但每每问起他,他都用从没变过的四川话跟我说：你去看书好咯”.在秦汉眼中,父亲一度骄傲、自负,严肃到有些木讷,不太爱开玩笑.“无论是他已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还是那本只在我们家人间流传的《地球人孙元良流水账》中,他都是少话、坚毅,这次重走他走过的路,算是让他原本在书上的形象立体、丰满起来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秦汉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结论,此文是适合秦汉和孙元良和征战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秦汉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秦汉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