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金融危机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
该文是关于知识经济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劳资关系和知识经济时代和金融危机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巴西］罗伯特·昂格尔
哈佛大学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Roberto M. Unger）2017年10月应邀访问北京,在党校、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举办讲座.在此期间,昂格尔教授接受了崔之元教授领导的“实验主义治理”研究团队多位成员的集体访问,本刊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以结构性变革投资于人及人的能力发展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中国执政党近期强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GDP指标的重要性也相应降低.请您谈谈对新方案的看法.
昂格尔：我把新方案解释为对重新定位中国发展的两个相关任务的间接承认.降低GDP目标,我认为是认识到了仅以数量方法去解决质量问题的不足,即简单地通过不断增加投入刺激增长,或者说通过数量方法推动增长.但很明显的是：经济增长的瓶颈只有通过结构性变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才能克服.因此,第一项任务就是界定结构性变革的内涵,这与应对当前增长方式与人民对更好生活渴求之间矛盾的新方案相关联.中国还面临从低收入、低生产力的经济体转变成为高收入、高生产力经济体的艰巨任务.
为了理解这两大任务或者方案,我们必须从理解当前国家发展的困境入手.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是个世界性难题.
在全世界指导国家发展的古典发展经济学强调,最佳的发展路径是把劳动力和资源从较低生产能力的经济部类转移至较高生产能力的部类.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按照通常所理解的工业大批量生产理论,即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工业是指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模式,它配备基于半熟练工人的相对刻板的机器和生产流程,以及等级制和专业化劳动关系的制度环境.这种准军事化的工业生产模式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可靠基础,其原因有如下四点：
第一,它不再占据世界经济的高地.新兴的高端生产实践,知识经济已经崛起.生产转变为基于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彻底的实验主义实践,并且要求生产组织同思想和需求的活跃程度相匹配,要求世界范围内生产文化的变革.在这种知识经济中,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必须有能力承担较高程度的信任和分散化的自主方案.这才是世界经济真正的先锋队.我们通常理解的工业化只是一种低端的工业化.在经济学家称为无条件收敛于世界经济前沿的任何国家,通常理解的工业化都不再有生命力.第二,更为发达的知识密集型生产实践有能力通过竞争抑制通常理解的工业化,即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相同的世界.第三,在依赖于半熟练工人的工业化之下,始终会出现另外一个国家可以提供更低廉的劳动力的情形,因此产生劳动力不断低廉化的“竞次”（a race to the bottom）状况.第四,在新的生产活动模式下,不同经济部类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差异将日益缩小：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具体的知识服务.所有这些因素形成的结果,是依赖于通常所理解的工业化的经济增长路径不再有效.这是我对所谓困境的主要解释.
那么,替代性方案是什么？应是在国家经济中使新兴高端生产实践——实验主义式的、分散式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得以彻底化与普及化.困难之处在于,当今世界这种高端生产实践仅以一种“孤岛式先锋主义”的形式而存在,把绝大多数劳动生产力排除在外.这种高端生产实践不仅存在于工业领域,也存在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精密型科学农业（precision scientific agriculture）.但是在每一个部类里,它都处于边缘地位,仅包含一小部分人群.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知道如何更广泛和更具社会包容力地建立这种知识密集型生产实践,这需要一系列大胆的制度和教育变革.于是,困境接踵而至：依赖于通常意义上的工业化经济增长路径不再可信；但包容性知识经济似乎又不可得.即使拥有较高教育水平人口的富裕国家也远没有建成这种包容性先锋主义（Inclusive Vanguardi）,人们因此可能质疑：欠发达国家,那里的物质工具、人力工具和制度工具都更为脆弱,如何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仅能获得“次级”解决,即通过将不可完成的以社会包容形式建立知识-生产先锋主义的工作转变为一种可实现的、可实行的方案来解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理解它的要求并且将其分解为可操作的片段和可行的步骤.起步工作是,在当前条件下赋予社会包容性经济增长这个理念以实际内容,采取举措反对以数量方法解决质量问题,在供给侧进步主义式地和包容性地改革经济体.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中国领导人在最近几年里也使用“供给侧改革”一词,并强调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非里根经济学.2016年初,总书记在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专门指出,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应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近期多次提出“供给侧的市场经济化”,似乎两者有相通之处.
昂格尔：是的,我可以进一步说明.就讨论替代性进步主义发展方案而言,当前世界的一般状况是,进步主义者未能就供给侧的经济重构提出任何建议,他们只有需求侧的经济变革建议.当进步主义者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只能躲避在庸俗的紧张之中.例如,美国没有基本的经济增长战略,仅有的经济增长策略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对债务和信贷的依赖.如同多数经济体,美国利用世界经济的结构不均衡作为避免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进步主义者把供给侧的任务放弃给了保守主义者,而后者则将供给侧理解为一种关于市场经济的具体化的、拜物教式的观念——我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理念的主题和前提,是认为市场经济仅有唯一可能的法律和制度形式,仅有在“资本主义不同变体”的标签下研究的那些极少数的变化,这种情况是很糟糕的.
当今世界的进步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需要拥有关于结构侧及其发展可能性的理念.作为一个巴西人,我认为巴西和中国的问题都一样——我们送学生到美国那些研究性大学学习经济学,他们的所学完全放弃了制度想象或是对于生产和替代性可能性的思考.回国之后他们作为思想殖义的代理人活动着,敌视结构性改革这项必需的任务.结构性改革的理念转化为实践,不能基于从富裕经济体和它们的大学系统那里进口来的理念来实现.我们要求思想上的反叛,以便实现国家的重新定位.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回顾中国近十余年来出台的社会政策可以发现,早在2003年前后,中国已经认识到了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均衡的严重性,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性政策,如加强公共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全面取消农业税、增大向东北和西北部地区的政策倾斜等等.然而,与同期出现的城市房地产热、房价大幅上涨相比,这些政策在缓解社会家庭财富不平等方面的总体效用较为有限.中国政府没有放任这种状况的恶化,近期在房地产领域采取了更严厉和持续的举措,避免了房产的进一步高涨.面对金融地产部门的持续扩张趋势,政府能够采取什么更为有效的平衡政策？
昂格尔： 我们可以迂回地讨论一下.首先,当前最高端的知识经济生产实践仅以“孤岛”的形式存在,处于每个经济部类的边缘地带,把绝大多数人口排除在外.知识经济局限于孤岛状况,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基本状态.这是经济停滞与大规模经济不平等现象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经济停滞,是因为它把最具生产性的实践狭隘地局限在生产系统中的某些领域,阻碍了生产力的提升；经济不平等,是因为它加深了经济体中先锋队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这里的落后者,指的是衰落的大批量工业生产、数量众多的在技术和组织上落后的小企业,特别是相互隔绝的家庭企业——绝大多数工人处于这种境况中.
第二个要点是,谈及不平等时,我们必须了解,存在两种应对不平等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通过结构性变革,改革那些涉及经济和教育机会获取途径,决定收入一次分配的制度安排.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必须把这种方案与另外一种应对不平等的措施区分开,后者是指通过累进税制和再分配性社会分红来校正因结构导致的不平等.并不是说后面这种校正二次分配的制度举措不重要或没有必要.它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制度变革一次收入分配的补充.现在的基本错误,即北大西洋世界那些制度保守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是以后者代替了前者.我并不是说中国和巴西政府不应该制定那些社会政策方案,只是这些社会政策存在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它们能否消除不平等,最好的方法还是改革制度,经济和社会制度.那些社会政策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们投资于人以及人的能力发展,给予人们有保障的利益和权能,从而保护他们不至于在不断变革的周遭环境中惊恐失措.因此,为实现我们创建一种创新性经济和一种收益面广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目的,我们必须辩证地沿着两个方向前行：一方面,我们必须为包容性的高端生产实践建立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使任何人不必依赖于任何具体的工作却享有便利的或普遍的保障.如此我们就能够兼备彻底的灵活性与经济上的安全.
总之,在政治经济领域,组织建立一种包容性先锋主义的方案极为重要.不过,它需要至少两个方案作为补充：一个涉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特别需要的是避免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处于不稳定的雇佣与彻底的经济不安全的抉择中；另一个涉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它应当确保金融成为我们的好仆人而不是坏主人.
发展包容式知识经济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您提到,在知识经济时代,与之前的福特主义大生产相比,工人和机器的关系将发生很大的转变,而这种工人和机器的关系将变得比单个工人或单个机器更强大.如何理解您说的更强大？具体是指什么？
昂格尔： 在说到劳资关系时,区分短期性和长期性很重要.让我们先把短期关注（short term concern）和长期关注（long term concern）区分开.长期关注描述了一些目标,尽管我们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无法立即实现,但是它们却为我们提供了方向.孟德斯鸠说过,如果我们不知道航行的码头在哪,风对我们也没有用.因此,对劳资关系的长期关注是用知识经济的潜力,决定性地改变工人与机器的关系,这就是你问的问题.在通常的大批量生产中,工人像机器一样地工作,譬如在亚当·斯密的别针厂和亨利·福特的装配流水线,工人有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不断地重复,就像机器在切割一样.知识经济有潜力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遵循这样一个原理,即我们已经学会如何用算法公式来重复和表达,并且我们能够把这些具体化在机器设备中,在此情况下,机器要做的是去完成那些我们已经学会如何重复的事情,从而我们就可以用最重要的时间资源去做还没有被重复的活动（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重复它们）,然后我们将会变得更强大.因为随着我们学会如何重复更多的事情,我们会将这些事情分配给机器,但操作机器的我们不是机器的简单复制,不是等同于机器的人类,我们胜过机器.机器变得越发灵活和复杂,但是我们的操作先于机器,我们做那些不可重复的、需要想象力的工作.这种机器化（machine）和反机器化（anti-machine）的结合是最有力量的.我们需要机器来做那些我们已经学会如何重复的事,我们的时间不应该被这些可重复的事情占用.这就是机器化与反机器化结合的概念.
这种情况如何发生呢？它不会发生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劳工被买卖,占有公共资本的人为少数或私人资本,以经济上依赖工资劳动（economically dependent wage labor）的形式对劳动者行使.19世纪,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信仰是经济上依赖工资劳动只是自由劳动的一种暂时而有效的形式,他们将必然随着时间推移被自由劳动的更高形式所取代,即合作（cooperation）与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到了19世纪晚期,作为自由劳动一种形式的工资劳动的优势被自然化,但是你们应该记得,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典型的属性是买卖人类劳动,所以任何政权如果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那么解放劳动者就必须是它的方案（project）的一部分,并且创造一种经济生活形式,停止经济上依赖工资劳动作为一种自由劳动的主要形式.但说远比做更容易,因为代替工资劳动的自我雇佣和合作,只能在长期关注的意义上才能实现,通过替代性法律和制度机制的发展实现经济分散化（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所以我说这两种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的指南,而非立即就能实现的方案.它们指明了方向,即在不同的财产和契约制度下,对工人和机器关系的改变,以及自我雇佣和合作对经济上依赖工资劳动的逐步替代.
当这些长期目标不是短期性问题时,在我们的经济中,对劳资关系的短期关注的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短期性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成为不稳定雇佣（precarious employment）及彻底的经济不安全（radical economic insecurity）.大规模生产中,在大型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庇护下,稳定的劳动力聚集在大型生产单位和工厂的办公室中.但实际上,这种组织劳动力的方式只存在于一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它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劳动法传统形式的基础,但先于所有经济体,它在分散化的契约安排（decentralized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基础上组织劳工,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分包制（putting out system）.现在我们发现,一种新的分包制正在全世界建立,而且作为基础,劳工又一次被以这种分散的契约安排组织起来.以孤岛式知识经济为例,它意味着,例如在加州的高技术产业区,少数人发明东西、设计产品和提供服务,他们尝试将所有可以重复的生产过程和组成部分进行商品化或常规化.将这部分生产过程或组成部分取出,然后分配给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地方的劳工能够满足要求.因此,在较贫困地区,产生了一种知识经济的极度孤立与晚期的或迟来的福特主义的反常结合（perverse combination）.我们正面临着成为新全球体系简单零件的威胁.在当代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强迫从事不安全、临时性或者其他不稳定的职业,劳工力量正在萎缩的部分是不安全就业（insecure employment）.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储藏劳动力”（reserve labor）,其增加来自于全世界范围内数亿的不稳定就业工人.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案去阻止这种情况.伴随世界新型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的民族主义者及左翼分子一起,任何包容性先锋主义都必须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有收益回报向劳工倾斜的规定.在奴隶经济中不可能有彻底的创新,不稳定就业如同一种较轻的奴隶形式.这个方案必须基于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不稳定就业工人必须被组织起来,有自己的代表,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而战,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和被代表,那么必须通过直接干预雇佣关系来保护他们.这就像一个不断变化的天平,组织和代表的水平越高,法律直接保护的需要就越弱,反之法律直接保护的需要就越强.
第二,要有一组法规来确保在不同条件下类似劳动的中立（price neutrality）（即同工同酬——访谈者注）,原则上不允许给临时工更低的,他会被以相似的稳定形式支付.这意味着灵活性不被用作为欺骗劳工的借口.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案.总的来说,经济学家并不理解这一点.在欧洲,人们正在接受一种经济学的形式,把一种看似是自然主义者的种类（species）增添到这种安排中,产生了彻底的经济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重视进行经济和供给侧的进步主义变革（progressive tranormation）,第二个原则必须是国家方案的一个核心部分.劳资关系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能默许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就业降低到不稳定的状况.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性安排的一个例子.它影响了经济利益的主要分配,与简单地通过累进税补偿再分配和再分配社会开支来纠正社会不平等截然相反.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为推动产业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希望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在您看来,这种产业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在工人或劳资关系方面作出哪些改变？
昂格尔： 把你的问题和下述问题联系起来将会更加清楚.当代世界关于劳资关系的争论有三种主要观点,其中两个已经确定,第三个仍然在发展之中.第一个已经确立的观点是,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传统劳工领袖和劳工运动已经由工党和社会党所代表,他们实际上服务于大多数被组织起来的劳工的利益.因而,经典的代表制和劳工保护的基础是大规模生产,一个稳定的劳工力量与大企业大生产单位进行集体的劳资谈判.目前,在所有这些经济体中,都存在局内人（insiders）和局外人（outsiders）的区分,也就是一部分被组织和保护的劳工力量和另外一部分典型的且更多的没有被组织起来和被保护的劳工力量.他们理解的对劳工的防护是对这些少数人的防护,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通常由那些不认为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所代表.这种观点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强加一系列刚性规定是经济增长不能承受的负担,这种刚性规定阻碍创新,增加生产成本.改变这个系统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的下降.为解决经济衰退,不能降低的工资必须下降,然后有一个平衡使经济保持在一个长期不变的低水平.因此,经济学家说让我们开放劳动力市场.但是,开放劳动力市场在实践中意味着工人的不稳定就业.我们从经济历史和经济逻辑来看就可以知道,如果劳动力长期廉价,就无法进行持续彻底的创新,例如奴隶经济的例子.在顶层而非在底层走出低工资、低生产率的劳工和高工资、高生产率劳工之间的陷阱至关重要.在顶层走出高生产率和高工资陷阱,需要维持收益回报向劳工倾斜,这意味着无论工人是否被保护或被组织起来,即使是临时工,在雇佣关系中都有直接的法律干预.而这些依赖于第三点.第三个观点在世界争论中还没有发展起来,其认为在劳工方面应该有灵活性和创新,但我们不应该允许灵活性成为欺骗劳工的借口.
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讨论.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已经指出对供给侧进行进步主义式干预有着特定内容,其不能被抽离为一个空洞的摘 要（an empty abstract）.在这种替代性选择中,政治经济方面有三个重要的方案.首先是将从传统工业化到知识经济的过程组织起来,在一个包容的广泛基础上,而不是以当前世界代表知识经济的一种孤立的先锋主义的形式.第二个方案是重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样金融才能服务于生产性的社会,而不是服务于自己.第三个方案是重塑劳资关系,以解救处在不稳定雇佣和劳工贬低境遇中的多数工人.从长期来看,它是对工人和机器的关系,以及对逐渐成为自由劳动主要形式的经济上依赖工资劳动的改变.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目前在中国也已有一批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研究者和倡导者.您认为基本收入是一种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工具？
昂格尔：我是基本收入这个理念的支持者,它应该成为每个公民资源和权能的一种基本保障,一笔普遍的社会遗产.不过基本有保障的收入只是诸多可能形式中的一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例如,国家在每个小孩出生时为他/她建立一个储蓄账户,供其在创业或者成家或求学时使用.但是,任何此类制度都可以根据其存在的制度环境而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对于通常所谓的社会主义而言,没有经济供给侧的方案,基本收入制度会成为结构性改革的替代物.而对于我们正讨论的那种方案来说,这类制度可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因为如我所说,彻底的创新需要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确保个人不至于因周遭的持续创新变化而惊恐失措.他必须有所保障,不至于为了创新而永远处于风险之中.与极少数人能从其家族继承财产不同,这项制度保证每个人都能从国家那里继承少许的财产.
重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在您关于金融监管与改革政策框架的思考中,如何平衡金融创新、金融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昂格尔：关键点在于金融应按使之为社会生产服务的方法来组织.金融不允许自我服务.这就是我所说的“让金融成为好的仆人而不是坏的主人”的意思.
在当前西方大多数市场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下,金融自我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公司的生产体系靠留存收入再投资进行融资.银行与股市的大部分资本与金融和生产活动有着怪诞疏离的关系.结果是不论经济形式好坏,金融表现并无二致,且在经济形势差的时候更具破坏性.中国的情况是,大银行与国有企业有更紧密关系,并采取强制性投资战略,换言之,即我说的用数量方法解决质量问题.中国很幸运拥有很高的储蓄水平.原则上,高储蓄水平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使得国家能够不单纯依赖于金融资本的利益.然而,高水平储蓄率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足够的方法贯通储蓄以延迟消费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仍然不行.这就是中国当前发生的情况.资本要么藏而不露,要么流入黑洞——影子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是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填补了因正式银行机构的不足形成的空白,尤其是在政治权威与经济特权非法地互相转换的情境中.
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必须组织或再组织.国家应在政府与企业的中间层面进行组织——如自主管理的风投基金,以贯通庞大储蓄资本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并防止其流入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同时,政府必需推进资本市场的深化,使得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能够借入本国货币,从而保证国家经济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独立性.因此,我把重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任务作为建立包容性知识经济两大基础性工作的其中一项.另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是劳资关系的转型.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如何在地方层面理解这一框架？地方政府与地方银行之间的关系应如何构建？
昂格尔：合宜的金融体系特征之一就是高度的去中心化.从19世纪美国的经验来看,立国强国的一项重要创举,就是创造了全球最为分散的银行体系,把金融当作当地生产者的仆人,而不仅仅是当地的消费者.但是,去中心化并不是像影子银行那样缺乏监管,去中心化也必须有组织.这种金融体系应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专注于实体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性活动,而不是金融交易.第二,高度去中心化.因此,它不是简单地控制在城市资本精英的手中.在全国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生产者触手可及的本地银行.第三,应以深化国内资本市场的方式发展,即中国所说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并确保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独立性.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中国正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金融应如何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创新？
昂格尔：原则上,我们不应对生产领域区别对待,即不能对某些部类另眼相待,这将给其他部类带来不利.如我之前所说,新型知识经济下,严格的部门划分被打破,我们必须“忽略”部类或部门,而更加着眼于信息与程序.重要的是增加资本的可及性,即普惠金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理解资本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新资产、新方法的创造提供融资支持.
有两种不同的创新应加以区分.一种是“效率提升型创新”.这种创新仅代表着更好或更便宜地制造现有产品,其典型特征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相反地,这类创新会降低对资本的依赖,它们在现有工厂内实施.它们一般通过企业内部留存利润来进行投资,不需要外部资本.第二种创新是新资产、新方法的创新,即变革性创新.这类创新是资本密集型,资本投资极其重要,这是金融体系最应关注的领域.中国拥有大量的储蓄,尤其是家庭储蓄,然而并没有十分有效地进入社会生产投资领域,尤其是上述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进步性创新领域.这应成为今后中国金融改革更加关注的问题.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具体到金融监管问题,美国有何经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昂格尔：美国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基于一种我称之为“监管二元主义”（regulation duali）的制度思维.强监管与弱监管的部门之间区分很大.强监管机构,如受联邦政府保险的储蓄机构.而影子银行体系,则属于弱监管机构.传统上,第二类部门不受监管的观点经金融专家或社会精英的鼓吹已深入人心,是一种自治主义论调.然而,监管二元主义导致的结果就是强监管机构下所不能做的任何事情,经过改头换面在弱监管机构下都可以大行其道.如此,弱监管机构成为了逃避监管的避风港.这部分地揭示了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但这不是根本性问题.根本难题在于改革金融体系,使之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当下亟需推动改革监管二元主义,不应存在强监管与弱监管的区分,任何金融活动都应处于同一监管水平下.
（作者系哈佛大学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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