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光直：中国文明的积聚，是政治手段实现的读《美术、神话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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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鲁迅在他的杂文《电的利弊》中,对中国技术进步作这样的描述：
“外国用制造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鲁迅的本意,显然是要嘲讽一下中国的“旧文化”“旧文明”.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辛辣的批评是一种普遍的潮流.中国的“旧文化”,被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视为落后,而再造文明的梦想和行动,则建立在对这种“旧文化”“旧文明”的批判之上.
半个世纪后,晚清以来对中国文明的这种忧思,又再度成为热潮.但与晚清或者民国不同,新的时代语境和学术积累,使这个问题开始呈现出比过去更深入的探讨,以及更为多样的理解.
考古学家张光直1983年出版的Art,Myth,and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就是对这一热门话题比较权威的研究之一.在这本小书里,张光直几乎肯定了（并非有意）鲁迅对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差异的区分,但是不同的是,张光直并不认为中国是例外,反倒认为起源于两河流域的西方文明（鲁迅眼中的“外国”）才是例外.
张光直出生于北京,是已故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在这本书出版前,他已先后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商周考古,对中国夏商周三代,以及中国早期文明（新石器时代）,有很权威的研究.
张光直1983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他在哈佛大学本科生课堂讲义基础上改成,对于繁琐的考古研究而言,这本书虽然算不上大众读物,但也算通俗易懂.几年后,这本书被云南省社科院郭净先生翻译出版,书名叫《美术、神话与祭祀》.此后,多次再版,俨然成了一本畅销的学术著作.
《美术、裨话与祭祀》一书,探究的主题是：“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个问题,可以归入文明起源的范畴.但和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张光直在书中,并没有对中国文明的时间、空间,以及模式等诸多宏大问题,提出多么惊世骇俗的看法.他的着眼点,反倒是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比如,政治权力跟巫术、艺术、文字的关系等等.
要理解张光直的逻辑前提,有必要回顾一下对文明起源的诸多探讨路径.文明起源的探讨,通常有一种思维模式,通俗点概括,就是：“×××的出现,标志着×××地开始进入文明时代.”而被视为文明标志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单选或者多选项：城市、国家、文字等等.
举个例子,关于中国的历史,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王朝是夏,但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中,夏经常被忽略,甚至认为它只是传说.原因在于,夏还没有文字出土,而随后的商却有文字,于是商就成了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这种简单粗暴的判断标准,如果理解不当,通常会弄出一些惊世骇俗的结论,从而一定程度导致今天对于中国文明,以及各少数民族历史的认知的一些乱象.
《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对文明一词并没有特别新颖的界定.在并不显眼的地方,张光直提到他对文明的理解：“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这个界定,特别强调了文明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因果链条.简单推演下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文明才能出现,而文明的出现,又进一步促使了人类的财富增长.
这个界定对理解《美术、神话与祭祀》很重要,因为财富积累问题,跟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关：财富是从生产技术进步中获得,还是从政治权力的变革中获得.
这两个不同的路径,代表两种文明类型.前者是西方文明,后者以中国为代表.中国早期文明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资源（文明）的最初集聚,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
中国与西方不同文明的对照,近百年来一直是很多思想交锋的逻辑前提.但作为一本提纲挈领的小书,《美术、神话与祭祀》的原文里,倒没有刻意比较这两种文明的不同.不过,我们读到的简体翻译版里,无论是译者序,还是后来作者同意加进去的“后记”,都强调了中西文明之间的“比较”.大概文明这种宏大叙事,只有比较的视角,才容易跟当下形成共鸣.
郭净先生在译序中,援引张光直先生的其他著作,把这种比较出来的差异做了简要概括：
张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前一个就是以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为代表的文明,这种文明就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其文明的特征是： “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展,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等等.”概括而言,这种文明演进的特征是破裂性的,即技术导致人与自然分离,文明与前文明（野蛮）两种不同时期的断裂.
对照而言,中圄文明的特征是：青铜器等金属方面的技术进步,不是被应用于农业,而是被应用于祭祀,以及表达政治上的象征含义；文字也主要被用来占卜,和跟死去的祖先（也是神灵）交流；政治上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稳固的统治集团.而这种文明,总体的特征是连续陛的.
而且,特别要强调的是,跟很多人的看法不同,张光直认为,中国文明的演进方式,“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特点是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特点,反倒是西方文明,才是例外.
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的迷茫,更不像晚清、民国初年的自卑.所以,也更加需要平心静气地审视两种文明的性质与结构.而且,文明和文化的比较,不能为了比较而比较.今天很多比较研究垃圾的地方,就在于只为比较而比较.
《美术、神话与祭祀》全书七章,有非常清晰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张光直对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心得（毕竟这本书是讲义基础上改成）,其价值必定不限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探讨,也启发我们认识民族史、古代史.
我们不妨来梳理下这本书的逻辑结构.核心问题是,导致政治权力集中在某个统治集团手中的各种条件.所以,该书第一章就围绕氏族,城邑展开,而最后一章（第七章）则回到考古材料中,观察这些条件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生过程.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介绍.氏族是人类文明演进中,最有普遍性的组织.在中国,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后,氏族政治得以延续.血缘是氏族的纽带,通过血缘的认同,本氏族得以跟其他氏族区分,氏族内部,血缘的亲疏远近又决定了权力的再次分配.
权力的继承者,理论上只能是血缘最近的男性成员,而且通常是长子.至于其他血缘同样亲近的兄弟,则会被分封到国都之外的地方另建他个人的宗族和国家,而被选定的地方,就会因为这种政治需要,而逐步发展为城市.
城市是文明起源很重要的议题.但是,对于中国的城市起源,张光直比较认同于李约瑟的说法,城市“不是人口自然集中,资本或生产设备自然集聚的结果”“本质上不是一个市场中心”,而是“古代封建领主的据点”.
血缘只是给权力的攫取提供了一个先天资格,但除了血缘,还需辅之以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张光直概括为三种：“道德权威（胡萝卜）；强制力量（大棒）；以及通过对神灵世界交往的垄断来占有知识（宗教与仪式）”.道德权威和强制力量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第二章集中讲述.至于第三种攫取权力的工具,则最为复杂,张光直用了三章的篇幅加以描述.
道德权威是统治集团内部,或者他们对外部需要树立的形象,所以,统治者的事功和德行,一直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甚至被描述成最重要的来源.
因此,我们看到先秦时代的神话和古史传说中,几乎每一位古代的君王,都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进步方面留下了功绩.最早的那些氏族部落的王,他们不是发明这样,就是发明那样,有的甚至是百科全书式的发明天才.比如黄帝,会造车,造船,制铜镜,盖房子,蒸饭,作弓,甚至连足球也是他发明的.夏商周时代,很多文化发明都己经被前辈抢注,所以,他们在功德方面,更加突出的是德.比如舜孝敬后母、亲近兄弟,商汤为了求雨,不惜以身投火,雨神可怜他,降雨把火给灭了,等等.
获取权力和维持权力的强制力量,除了我们知道的军队这样一些有组织的暴力,张光直还把它扩展到宗族组织,以及祭祀和礼仪.甲骨文里的“族”字,上面是一面旗帜,下面是一支箭,本义就是军事组织.族长也是军事首领,冒犯要被重罚.而族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汇编成礼,实际上它就等于法.比如,《礼记》规定,王者要定期去巡守,看领主们的祖祭,是否行之无误.如果发现不符合规定,领主要被贬黜. 政治权力的获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那就是沟通祖先或神灵,从祖先或神灵处得到知识与认可.这种政治活动,充满巫术色彩. 跟祖先或神灵沟通的方式,主要通过巫觋来完成.巫严格指女性,觋指男性,他们能够将神附体,帮助统治者实现与天地、神灵的沟通.张光直指出,商代的甲骨文提示我们,商王是巫觋的首领,甚至商王本身可能就是巫觋的一员.
与神灵沟通的重要性,从甲骨文身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文字,是我们今天汉字的源头.但它最早的功能,可能并非日常使用,而是用于巫术活动.
3000多年前的商代,流行用烧灼牛肩胛骨的方式占卜.这个方式,在云南彝族他留人中过去还有保存,只是他们用的是羊肩胛骨.占卜的结束,商王或者商王的助手——巫师,有时要在裂纹旁边刻下所提的问题,偶尔还要刻下所得到的答案.显然,这些文字是活着的商王与死去的祖先的“聊天记录”.他们所聊的内容,也就是商王想要占卜的事项,以及通过卦象（裂纹）得到的“回答”,上至祭祀、战争,下至牙会不会痛这等麻烦事.
张光直还指出,商代喜欢喝酒,这可能也跟巫术盛行有关.因为喝酒让巫师们更容易找到感觉.而那些精美而昂贵的青铜器则正好用来当酒杯.
沟通天地、神灵的仪式,还涉及到其他辅助要素,这些要素也都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史的内容.张光直在第四童讨论这个问题,标题就是“艺术——攫取权力的手段”.所谓艺术,主要是指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为主题的装饰纹样.张光直很熟练地列举了这些纹样的类型,并具体分析这些纹样的象征功能.他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是作为牺牲的动物的象征,而这些动物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
同样的逻辑,张光直还认为,文字本身也具有某种沟通天地的神秘力量.他分析了中国古代对汉字神话描述,并结合考古材料,对文字的起源也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探索.
文字的出现,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认为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但是,在古代还有这样一个剧情夸张的神话.公元二世纪的《淮南子》里记载,当仓颉造汉字时,天地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文字的诞生,为什么会如此惊心动魄？可能因为古人认为,文字的出现,解释了某种世界的秘密.
对汉字起源更实证的研究表明, “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族徽……演变而来.”张光直进而推断,文字具有内在的力量,或者权力.这种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因为知识由死者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显示于后人.这就是文字拥有权力的逻辑前提.
沿着上面的逻辑,我们接着介绍这本书剩下的内容.
权力的角逐中当彼此的差踞并不明显的时候,如何让权力的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呢？
张光直在第六章中给出一个答案： “以控制少数几项关键资源（首先是青铜器）的方式”实现对权力手段的独占.古史上最有说服力的是“九鼎”的故事.
传说大禹和他建立夏朝的儿子启,铸造了九鼎.九鼎上绘有各方国的动物图案,其铸造的金属也来自各方国.这个传说给九鼎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味.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象征国家,象征王权的正统性；其次它还象征财富,以及财富的荣耀；再次,它象征着统治者对金属资源的垄断.总之,独一无二的九鼎,象征着王权对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
王权对技术与资源的垄断,还表现在玉器方面.《美术、神话与祭祀》—书,对玉着墨比较少,但实际上玉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重要眭不容忽略.中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有玉的礼器出现.玉同样被认为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稀缺资源.而和青铜器等金属不同,玉在宗教方面的重要陛,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文明史.而玉矿的采集,也伴随中国文明的扩剖而穗l步从中原向西部扩展.
对这些内容,当代的中国文明史研究,已经又比30多年前的张光直的论述更进了一步.
从《美术、神话与祭祀》的文章结构来说,最后一章（第七章）最不容忽略.它是全书逻辑上的完善.前面说的都是一些很理论的推演,而这一部分,结合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材料,具体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张光直的著作,再次证明,文明起源问题是很难被说清楚的问题.不过,结论如何,对于这本书来说,已经不太重要.张光直的这本主张多学科融合的小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些可能的研究路径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从先秦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推演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是否可行.再比如,他围绕政治权力问题,列举的各种文明的要素之间,能否像张光直希望的那样,构成一个动力系统,并能够用于史前文化的考察？
（责任编辑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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