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78年文学批评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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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近四十年的光辉历程.当人们谈起它时,总免不了将其与“文学性”“人的文学”等“五四”话语相关联,以明确其对“五四”传统的传承,同时也暗含其与“”文学、“十七年”文学的断裂.“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新时期文学’加以体现的.”①几十年以来,“断裂论”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占据显要位置.其间,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如学者李杨）,质疑了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造成的文学史写作的局限：“这些研究不能说全无意义,但至少存在一种危险,就是重新被纳入并强化80年代的知识谱系,即通过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政治化和非文学化,来强化‘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文学’的对立,将二者的对立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对立.”②；亦有学者着手对50—7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关联性展开研究（如学者毕光明）,“调整研究者同研究对象的关系位置,同等看待当代文学中的‘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这两个传统,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文学的双重视点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考察和结构剖析,形成新的阐释结果”③.这些举措,对于探讨“断裂论”的历史局限,呈现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具体轨迹,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须警惕：历史的发展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其中有变化,有惯性,也有融合.执着于其中任何一端,都将陷入偏执.因此,寻找历史发展的扭结点,冷静梳理文学史发展的具体脉络,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范式.
一
“断裂论”流传于20世纪80年代,李杨在其文章《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曾总结了这一理念的基本思路：“‘新时期文学’‘接续’了被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或者说使文学回到了‘个人’——有的评论家干脆认为是‘回到了五四’.”④这一理念隐含的含义便是将“十七年”文学与“”文学定性为“非文学”而排斥于外.如此一来,新时期文学又将起源于何处呢？
从1978年的文学批评来看,所谓的“断裂”,确实存在,但并非一刀切式的全盘型“断裂”,而是循序渐进式的变化.或许严格说来,“断裂”一词并不十分合适,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批评仍对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对后者的意义,不只是起点,更代表了后者产生的文学资源和传统土壤.
首先,是对两类矛盾的辨析和区别,主张对文艺问题进行细致具体的分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文艺问题的争论.这一点,周扬在中国文联会议上曾强调过：“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少量的,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有时也很不容易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不容易区分,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区别这两类矛盾,尤其要特别注意矛盾的‘转化’问题”⑤.
其次,明晰了这一问题,接下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良性循环.既然文艺争论不能看成敌我矛盾,那么提倡反批评,也就顺理成章了.“提倡反批评,可以收到帮助提高我们辨别能力的效果,可以让香花获得为自己辩护,即坚持真理的可能,这好处是无法估量的.”⑥反批评得以提倡,棍子式的批评方式得以遏制,文学批评的氛围也就日渐宽松起来.“对待有错误的作家和作品,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特别要严格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因为思想上和艺术上有某些缺陷就否定一部作品,也不能因为写过一两部不好的作品就否定一个作家,更不能因为出现几个不好的作家就否定一个时期的文艺成就.”⑦文学批评的日渐宽容,带来了作家写作空间的扩大,文学创作上的繁荣也就指日可待了.同时,这些理论批评,“在拨乱反正中为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深化,为艺术个性的解放和发扬,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⑧.
当时的文学批评,反对主题先行创作方式的文章俯拾皆是.“文艺作品必须从社会实践中来”,“真理总是从实践中来,反映客观真理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只能从现实生活中来”,“现在我们不少作品还是被群众批评为‘不真实’,就是因为不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去写,偏要适应不是从生活实际中来的某种意念去写的缘故”⑨.在这种反复强调生活真实、强调实践检验真理的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下,新时期文学创作才日渐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我们看到,在1978年,虽然受主题先行影响的模式化创作仍然大量存在,但也同时出现了一批像《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这样直面生活真实、触及和反思现实痼疾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得益于现实主义的回归,得益于文学批评对真实和实践的强调,它也同时为文艺创作揭开了新的一页,迎来了创作和批评的良性互动.再次,既然主张创作要从生活实际出发,那么,生活的丰富和人的丰富,就不能被创作者所忽视.生活的丰富,必然引来对题材多样化的倡导；而对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视,则势必会打破人物塑造单一化、样板化的创作范式.由此,“多样化”的倡导,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命题.
“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负,忧患的折磨,艰辛的斗争,使一个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既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表现它们的手段,也必须与之相应,是复杂多样的.题材、风格要多样化,体裁手法也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多方面的生活,使文学艺术在革命思想统帅之下给人以多姿多彩的感受,高度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既然综观事物的全过程,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必然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艺术手段也必然应该是多样的”⑩.
《文艺报》复刊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关于倡导题材多样化、冲破题材禁区、倡导描写人物的爱情、私生活等一系列文章和争论此起彼伏,并持续发酵.
最后,既然生活是丰富的,题材就应该是丰富的,那么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和创作个性,选择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进行创作.因而,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体验和创作个性开始被关注.1978年,《文汇报》曾组织过关于题材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有些文章认为,现在首先应该强调题材多样化.‘题材来自生活,而生活却是无限广阔,十分丰富的’.因此,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各自对现实的体验,采取各不相同的题材,就能形成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繁荣景象.题材上百花齐放,力求多样化,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现象并不新鲜.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产生于既往文学土壤中,每一现象的出现皆有其产生来源和递进关系,这本身便是一个良性循环和互动的过程.它们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对于让文学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重返“文学自身”,具有积极的意义.仅仅是1978年各文艺组织、文艺报刊恢复工作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文学批评便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对种种文学痼疾进行清理,其批评矛头已触摸到了文艺思维的根本症结；其理论倡导,也已触及了文学的根本属性问题.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断裂论”真正的立足之地和理论起源.
二
由上可知,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学之间的“断裂”,主要指是否宽容对待文艺争论、从现实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是否承认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是否重视作者创作个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显著变化.我们仅仅通过1978年所发表的各类文学批评文章和争鸣,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是巨大的,至少在文学批评的理论导向上,它使得文学创作和批评开始愈益挣脱教条主义和文艺思维的束缚,向着文学特有的审美属性靠拢.
文学既有的传统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是这一切变化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作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发展土壤,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传统力量必然会参与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建构和转型.作为新时期文学初始的1978年,这种影响尤为巨大,特别是作为创作号角的文学批评领域.
首先,无论是中国文联会议等系列讲话文章,还是个人色彩较浓的文学点评文章,都一致强调文艺的战斗武器作用,这一点,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传统.即使是对“”和文艺路线的揭批,很大程度上也是将文艺作为“武器”,向“”的反动文艺开炮的.
“首要的任务是把文艺界批判‘’的第三战役推向深入,继续批判他们的阴谋文艺,批判他们炮制的‘文艺黑线’论及其它谬论,把文艺领域里被他们弄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肃清其流毒.”
将文艺作为战斗武器反对文艺路线,把黑白颠倒了的文艺路线再重新颠倒过来,这是新时期文学界拨乱反正的重要途径.对“”文艺的揭批,已经成为一场“战斗”和“战役”,是文学服务于新时期政治的重要使命.“我们特别希望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的闯将,他们努力加强思想武装,敢于坚持真理,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拿起笔来投入战斗,把‘’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对于1977年以来出现的《班主任》《伤痕》《高洁的青松》等敢于冲破禁区、引起争论的小说,不少批评家也纷纷从文艺的战斗武器角度予以肯定：“张光年同志说,这些作品是文学创作中的新事物,是揭批‘’的尖刀,是拨乱反正的赞歌.”
在当时的很多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看来,除了揭批“”的毒害以外,文艺更要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让我们只争朝夕,争分夺秒,力争提前超额完成我们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文艺工作正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我们的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很好地为它服务！文艺的现代化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文学服务于新时期总任务,是新时期赋予作家的历史使命.关于这一点,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中这样提到：“会议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因此,相比于作家创作的使命感和任务感,文学批评家更是以其为标准进行对作品的评判和衡量.
当《班主任》《伤痕》等一批敢于正视矛盾、打破禁区的优秀作品陆续面世后,文学批评界也敏感意识到这些作品对于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价值.
“同志们指出,这股潮流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激烈斗争中开放的艺术花朵.一次巨大的政治斗争,不可能不在文学艺术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和脚步,这些作品,适应了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
新时期文学初始,这种战斗武器的文学观是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家的文学评价原则.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传统对新时期文学的延续性影响,这在1978年的文学批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写重大题材、写新人物仍是文学批评和创作主流.既然文学需要配合新时期总任务,那么与总任务相关的题材、为实现总任务而奋斗的新人物,自然应该是文学关注的焦点.只不过时代变了,重大题材和新人物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因为,“作家选择任何题材,都要根据当前时代的需要”,都要反映时代精神.
“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大力表现新时期中的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前不久我们上海作协召开了小说散文作者座谈会,号召大家大力表现当前为实现总任务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才能写出具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因此,当新题材、新人物不只囿于工农兵,而出现了为“四化”建设而奋斗的科技工作者、为揭批“”而斗争的教育工作者时,重大题材和新人物也开始了其内涵的转变.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我们还要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最近一年多来的作品中,开始出现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的形象,这是可喜的,也是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
由此可知,重大题材与新人物内涵的变化,并非“断裂”,而是服务于不同时代精神的自然转移,无论是之前的写工农兵,还是新时期初始的写知识分子；无论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还是《班主任》中的张俊石……两者能成为经典和时代的号角,都与文艺的战斗武器作用息息相关.“我们过去熟悉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宝、李双双、杨子荣、李德贵等等,这些形象自然也长存于人们的心中,但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所刻上的时代的阶段性,也是很显然的.70年代出现的新人物,已经不只是这样的面貌了.现实生活已经向我们的作家提出了塑造新人物的新课题.”由此看来,写重大题材和新人物,是新的时代精神下对既往创作传统的重要延续,它的总目标,仍是为揭批“”服务,为拨乱反正服务,进而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
再次,阶级论思维在文学批评中仍然发挥一定作用.阶级论思维在“十七年”和“”文学批评中占据显在位置,它侧重阶级立场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核心位置,重视敌我阶级的对立斗争.这种思维模式对于革命年代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凝聚力,以及在建国初期巩固新生政权,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在“”十年中不断极端化,最终演化成了两极斗争模式.在这种两极思维的影响下,文学批评重视阶级斗争在作品中的表现和侧重,与阶级斗争相关的题材和人物等等都成为文学创作着重表现的领域.
对于新时期文学初始的1978年,阶级论思维仍然在文学批评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虽然对“”文艺的揭批是1978年文学批评的重要使命,但阶级斗争思维,事实上也参与了对文艺的斗争和反思.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文艺“应该是对‘’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在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中,阶级思维也是文学批评家的重要评判标准.试看某批评家对《牛虻》中蒙泰尼里和亚瑟之间父子亲情的分析：
“关键在于蒙泰尼里和亚瑟终于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完全对立的道路.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彼此都有过互相争取的想法,但终究谁也不能影响谁……作者对他（蒙泰尼里）的爱愈深,也愈突出地写了他的反动阶级的虚伪和残忍.”而对于作家创作的阶级立场的强调,对作家改造思想、投入斗争的要求,也是文学批评和创作的重要使命：“这些话剧受到观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作者富有无产阶级的真情实感……一个作者只有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具有这种无产阶级感情和义愤,才能通过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这场伟大的斗争.”类似的以阶级分析法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和分析,正是阶级论思维在文学批评乃至创作中的延续性影响.由此,对以上文学批评思维的分析,亦须结合其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行研究,而既往文学土壤和资源的关联性影响,也是新时期文学和批评的重要起点.
三
无论断裂还是延续,皆基于它根植的历史土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之中发生发展.只不过,历史的发展潮流并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存在大量的融合和混杂地带.“‘断裂论’总是试图把历史划分为互无联系的离散本体与完全可知的部分.但混杂物不仅从未消失,而且还在扩散,当混杂物生成时,越界事件就会不断发生.实际上,如果真的在文本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的话,这些历史‘真相’的常态肯定是‘混杂的’而非‘纯净的’,而且肯定处于一个不断混杂的过程之中.”因此,1978年文学批评的复杂性也正在这里：有对于文学思维的反拨,也有对既往文学批评思维和方式的延续,但更多的是各种批评理念的融合与混杂.这不只存在于观点不同的批评家之中,也会出现在同一位批评家的同一篇文章之中.
首先,在对“人性”“生活”等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上,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融、争论和混杂.
粉碎“”以来,出于对主题先行的反拨,文艺界大力倡导现实主义,以还原生活和人的真实.因此,人性和生活的丰富性受到很多文学批评家的关注.但同时,不加阶级分析的人性复杂性的描写,也容易模糊作品的阶级倾向；而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文学对人物阶级性的强调,使得文艺创作和批评特别重视人物的阶级倾向性；敌我阶级立场的对立,也使得文学创作对不同阶级立场的人物描写呈现鲜明的阶级属性.因此,在人性丰富性与阶级同一性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
有的批评家反对阶级性与人性的对立,认为这样只能造成人物描写的千篇一律.“‘’把阶级性和人性说成是完全对立的、而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人性和‘人性论’等同起来.这真是‘左’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在这种假左真右的谬论的影响下,很多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象一个模子里复制出来的‘傀儡’,只会满口政治术语,声嘶力竭的空洞叫喊；人与人之间,不管什么关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无休止的政治概念的演绎.”
同时,作者也坚决主张对人性的描写要严格限制在阶级性的范围之内：“人性,都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的制约和决定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不承认阶级性,鼓吹超阶级的人性是错误的；否认人性,抹煞个性,这样的阶级性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反对超阶级的‘人性论’,但是我们主张文艺要写社会的阶级的人性,通过写出饱和血肉的、丰富多样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明确的个性和思想感情,达到形象地反映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由此,在阶级性与人性丰富性之间,作者做出了一定的整合.
更多的批评家,则在承认人的阶级性的前提下,力主文学创作要对人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作出一定的表现.
有批评家在详述了很多人在样貌、身份、职业、性格等的种种变化以后,这样说道：“这还是就形貌、性格、工作岗位等方面来说的,好些人还有阶级地位的变化哩！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阶级属性是始终存在的.但作为各个个人来说,历史的激流,时代的影响,通过他自己内因的作用却可以使某个人的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他可能从这个阶级转化到另一个阶级里面去……我多么想重复说一句：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
其次,既然承认人性和生活的多样,那么文学创作所表现的人物,就应是多样的；对它们的表现手法——题材,也应该是多样的.同时,文艺要发挥战斗武器作用,那必然要对与战斗任务有关的重大题材、描写对象进行侧重.因而,在倡导人物多样化、题材多样化与写重大题材之间便出现了相应的融合.有批评家对两者进行了共同的肯定,认为两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创作没有并且也不应该有什么禁区.题材问题从来不是文艺作品成败的必然标志.我们提倡写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题材,但也欢迎作家和艺术家根据革命需要和自己熟悉的程度选择其它题材；我们要求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为主,但也要鼓励写历史题材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我们强调要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同时也主张作家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争论是多方面的,对这一观点,赞同和反对的声音同时存在.有批评家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两者很难兼得.
“一些同志认为,在提倡题材多样化的同时,又强调写重大题材,实际是‘题材决定’论的变种,‘重大题材’这个概念也不明确,在多样化的题材中已经包含着重大题材,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题材太单调,如果再去强调写重大题材,只能束缚作家的手脚.另一些同志认为,应该承认有重大与非重大题材的区别是客观存在,多样化中应该有重点.”当时的很多人认为：“应该允许在六条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各种人物都可以作为特定作品的主人公.当然,多样化中,英雄人物应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大多数批评家眼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交融混杂的.
再次,文艺的战斗武器作用和它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的使命,使作家的创作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任务感.由此,作家为配合当前斗争而创作,为任务而创作,为了写作而“下去”体验生活,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命题.1978年,刘白羽曾在《创作与生活》一文中这样说过：
“我们要深刻理解‘深入实际斗争’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就是要和工农兵一样,为了一种理想、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和工农兵在共同斗争中同生死,共命运,结成亲密无间的战友.”
新时期文学初期的1978年,工农兵题材仍是重大题材,工农兵生活仍然是作家需要深入体验的生活.而对于那些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人,为了完成创作任务而“下去体验生活”就成为一种必然.同时,文学批评界对于作家创作个性的关注已然兴起.很多批评家主张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题材：“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样写,都应由作家自己来决定……作家有权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熟悉程度和表现技巧的特点,自由地选取文艺创作的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
过渡时期,为了克服单一化的写作模式和题材模式,对作家不同创作个性的关注在1978 年成为热点.因此,在创作自主与为了写任务而“下去体验生活”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融合和侧重.即使是刘白羽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就在《创作与生活》一文中,刘白羽自己也表现出了对“下去一段时间体验生活”的思考.
“所谓下去一段时间‘体验体验’生活的说法是值得研究的.生活是一个永不静止,永远发展,永远变幻的大海.作者一直到死,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所生活的世界,长期地积累着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我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广度,只有在这个长期积累基础上深刻发掘,才能达到生活的深度.”
如果不下去体验生活,该如何熟悉自己不了解的生活呢？又该如何配合斗争任务呢？刘白羽的文章事实上同时肯定和包容了两种创作方式.而像这样包容性较强的文章,在当时并不少见.
除了以上对不同创作方式和方法的融合以外,对某些具体文艺弊病的反拨,也存在一个混杂的时期.对于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最显著的“断裂”现象大概就是对“主题先行”创作方式的否定了.这也是当时揭批“”文艺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创病,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去图解主题,而并非从生活体验出发去呈现主题,是主题先行的最大问题,“主题”可以先有,但生活体验必须足以支撑主题才行,否则作品必然流入概念化.但即使是对这一创作症结的剥离过程,也经历了一个反复和混杂的过程.
“我们还常常能碰见按‘’的模式去写所谓揭批‘’的作品,还常常能看见一些编织着假话、空话、大话、废话的篇章,还常常能遇见带着现成主题去搜集材料的创作方式,也还常常不得不和挂着黑白脸谱的人物打交道！”
在文学批评领域,从两极斗争这个既定主题出发,要求正邪斗法,两极对立,以此对创作有所要求的文章就不在少数.例如有批评家这样认为：“最好是真实地表现出当时在‘’的淫威下,广大群众和干部是不屈服的,是有斗争的,哪怕是曲折的抵制和斗争.如果单是写‘好人受苦’,在敌人摧残下无所作为,现实主义就不够充分了.”如此,作为文学批评来说,先验地强调敌我斗争,这仍然是从固定的概念出发去要求作品,是主题先行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变种.关于这一点,有批评家用“身有余毒”来形容主题先行这一创作痼疾对当时很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影响.在很多深受创作痼疾影响的人看来,“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就是他们头脑中的固有的几条条,或者书上写的几条条”,“而不是作品在实践中即在人民群众中反映和产生的社会效果.因此,当前在文艺领域肃清流毒,弄清楚并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是一项根本的任务”.的确,对某些创病的治愈,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主题先行这一文艺弊病的反拨,除了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外,同样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过程.
总的来说,1978年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对“”所沉积文艺痼疾的拨乱反正过程,也是新时期文学之所以“新”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只不过,“新”与“旧”,并非高度本质化的两个存在物.“新”之于“旧”来说,既不是一个完整而纯粹的他者,也不是一个毫无关联的异质性存在,而是脱胎于“旧”.这其中,有对文艺弊病的扬弃,也有对创作原则的保留,更有大量的融合与混杂地带.这对于刚刚步入新时期的1978年文学批评来说,尤其如此.
新时期文学,正是基于富有历史转折意义的1978年发展而来.新时期主流文学观的萌芽状态,我们从1978年的文学批评之中依稀可见,只不过,它还远未形成80年代那样的规模.“‘50—70年代文学’远比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者理解的复杂得多,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日渐升温的‘50—70年代文学’研究似乎正以越来越充分的理由证实了这一点.与此同时,重返‘新时期文学’的工作也开始有效地揭示出两个时代之间的知识关联.”如果说,80年代以来的文学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回到自身”的新的话语霸权,那么它可能已经悄悄遮蔽了那些被保留和延续下来的传统因子,遗忘了那些曾经有过、甚至至今仍然存在着的“混杂物”；而“十七年”文学与“”文学也是如此：人性丰富性、题材多样性等文学批评理念一直存在,只不过并不像80年代那样主流化,而“新时期”伊始,这些理念便开始向中心游走.1978年的文学批评,正可淋漓尽致地呈现这一过程.
一切皆有来历,要了解新时期主流文学观的形成,它的优长和局限是什么,“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天的霸权地位？”而1978年的文学批评,正可窥见这一发展谱系的原点.■
【注释】
①李杨：《“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载《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
②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③毕光明：《“断裂”与“关联”：当代文学“一体化”之争再思考——兼谈“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关联研究的意义》,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④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⑤周扬：《在斗争中学习》,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⑥欧阳山：《提倡批评和反批评》,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⑦本刊特约评论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艺术》,载《文艺报》1978年第6期.
⑧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5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⑨苏叔阳：《从社会实践中来,受社会实践检验》,载《文艺报》1978年第5期.
⑩秦牧：《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
《〈文汇报〉讨论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载《文艺报》1978年第2期.
郭沫若：《衷心的祝愿——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书面讲话》,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
徐迟：《文艺与“现代化”》,载《文艺报》1978年第3期.
本刊记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繁荣短篇小说创作——记本刊在上海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载《文艺报》1978年第4期.
《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
本刊记者：《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记本刊在北京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载《文艺报》1978年第4期.
周扬：《〈逼上梁山〉序》,载《文艺报》1978年第5期.
巴金：《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
周扬：《在斗争中学习》,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
洁泯：《革命的现实主义力量——读近年来的若干短篇小说》,载《文艺报》1978年第2期.
杨素秋：《“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联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丹晨：《文艺与泪水》,载《文艺报》1978年第4期.
颜振奋：《生动活泼的话剧舞台》,载《文艺报》1978年第3期.
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秦牧：《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载《文艺报》1978年第1期.
刘梦溪：《彻底解放文艺的生产力》,载《文艺报》1978年第2期.
《延河》编辑部供稿：《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延河〉编辑部召开文艺评论工作者座谈会》,载《文艺报》1978年第5期.
刘白羽：《创作与生活》,载《文艺报》1978年第2期.
陈言：《扫荡瞒和骗的文艺》,载《文艺报》1978年第4期.
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载《文艺报》1978年第5期.
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1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陈宁,山东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七年’批评理论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CZW052）.
文学批评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总结，上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文学批评和复杂性方面的文学批评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文学批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