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缓步前行中的逐级攀援当前四川散文创作现状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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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源
如果以新时期以来四川文学发展的当代进程作为考察问题的基点,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相对于四川当代小说、当代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中所凸显出的大观象仪和峥嵘气势,四川当代散文则仿佛始终如一根软肋而显现得相形见绌,不仅没有涌现出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苑囿里风格卓越、独领的散文大家,而且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在当今中国散文创作界域内富于思想的彪炳意义和具有文体引领作用的散文佳著,更没有成长出在全国散文界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散文作家群体.这样的散文创作局面一直是很多四川文学研究中人感到十分困惑又特别无奈的事情.但令我们甚感欣慰的是,这样的局面终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彻底打破,出现了像戴善奎、伍松乔、陈明云、卢子贵、钟鸣、聂作平、洁尘、晓禾等一批富有一定全国影响的散文作家；新世纪以来的10余年里,随着这些散文作家的日益成熟,以及一批又一批新生散文作家的崛起,如蒋蓝、陈霁、周闻道、阿贝尔、杨献平、冯小涓、牛放、张生全、凌仕江、周书浩等,四川散文在中国新的天地里愈发显现出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以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创作为例,分析其这样的意义和价值.
一
从整体性与发展性的双维来审视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创作,它既是对业已形成的四川散文传统的承继和延展,又赋予了四川散文书写方式以逐级攀援的意义.将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创作发展首先界定为是一种继续和延展,不仅仅在于其创作中坚力量的构成依然是以周闻道、蒋蓝、陈霁、冉云飞、阿贝尔、杨献平、牛放、聂作平、洁尘、岱峻、谷运龙、何永康、龚静染、李汀、白朗、格绒追美、成都凸凹、嘎玛丹增、凌仕江、李存刚、熊莺、张怀理、赵良冶、周书浩等散文作家为主,以及如阿来、裘山山、邹瑾、雨田、马平、杨雪等主营小说、诗歌的小说家、诗人的积极参与,更在于其创作内容的表达一如既往地是以乡土题材的书写为重点；说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同时又是一种缓步前行中的逐级攀援,则在于它对乡土题材进行大量而深入书写的同时,有着对于散文题材领域的继续延伸和阔大,也有着在散文文体探索方面渐次显现出大散文风格的气象,不仅篇幅长、容量大,且思想表达深入和完整,艺术体现的大气雄健.因而无论是在题材内容的观照与拓展、思想意义发掘的深广度,还是于散文文体形式的探索、散文艺术表达的新颖程度,近年来的四川散文所彰显出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升值的迅猛速度都十分令人惊叹,已然有着超越了近年来的四川小说发展的速度.
二
在近年来的整个四川散文创作中,作家周闻道在《西部》杂志上发表的散文《柏林墙的影子》,无论是在题材内容的选择、思想意义的传递,还是在历史纵深的抵达、文化向度的考量,乃至对于文体形式的探索、艺术审美的体现、散文语言的表达,都标识着四川散文的当代书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篇长达万余言的散文里,作家以一个智慧的行者、世界事件的探寻者、思想和思考的清醒着亲临柏林墙这个现场,虽然柏林墙早已被推倒,但它留下的影子及其深刻的影响却让他心绪难平、思索万千.在这种心潮思绪的激涌下,作家“沿着苏格拉底的逻辑,透过柏林墙的影子,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历史到当下、战争到和平、政治到人性、现象到本质以及事件到影响,逐步深入地探寻、考量“柏林墙的前世今生,和世界的真相”.在作家这种步步深入的探寻和考量中,柏林墙是如何产生的,柏林墙对于柏林人实施人为分割的影响,柏林墙的矗立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对于战后德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冷战中许多人不顾一切地翻越柏林墙去寻找亲人、自由的逃亡事件的频发,柏林墙最终被推到,以及当今世界因为地缘政治、民族宗教、观念信仰、历史文化、利益纷争所构成的各种差异各类对立等等便次第从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来.在作家看来,柏林墙之所以能够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矗立起来,既同那场造成人类社会重大悲剧的世界战争息息相关,也同战后形成的两大政治阵营或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抗紧密相连,更与人类的劣性之源——贪婪有着深刻而本质的关联.怎样才能消除柏林墙的影子及其残留于人类情感历史、心灵世界的沉重刻痕,仅仅依赖于物理时间的自然流逝,或者是物质文明的日益丰厚程度,拟或是意识形态对立对抗的最终消弭,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篇散文里,作家信手拈来的三个翻越柏林墙的故事极其感人和发人深省：两对东德夫妇及4个孩子用自制的热气球成功地飞越柏林墙；一个仅有5岁大的东德小男孩,用6个月的时间挖出了洞深12米、长度200米至300米的地洞,最终抵达预定的接应口；一个名叫布鲁希克的年轻司机冒着林弹雨将自己的大巴冲向柏林墙,满车的人成功跨越了柏林墙,而自己的身上却留下19个弹孔.通过这些故事,作家力图告诉我们：人类寻求自由的道路尽管如此艰难,但唯有争取自由并获得自由才是生命的最终价值及其本质意义的体现,不管为此将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人类寻求自由争取自由的理想都将至死不渝,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及其得以前行的本质所在,也是任何形式的战争所根本不能阻挡的.在另一篇散文《论恶》里,作家同样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哲理性为我们剖析了恶的根源及其意义和价值,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征程中,恶不仅仅是“是人性的重要基因”、“法治的酵母”,同时也是“恶的墓志铭”,因而“没有恶的世界是最深重的恶”.尽管作家所论述的恶并非修辞学意义上的恶,而是佛学上的十恶不赦之恶,其深沉的意旨也在于揭橥这样一个道理：恶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向善的力量”,“催生了化恶为善的法宝——爱,世间大爱”——不是对于恶的宣扬,而是对于善的崇高景仰和无限追索.由此不难看出,作家通过对恶的现代性论述及其价值重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问题的维度和方法,也给予我们以一种深刻的思想或哲学认知.
蒋蓝在《山花》杂志上发表的“豹诗典”系列散文,以动物界中的“豹”作为书写对象,在深入解读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义庆《世说新语》、王安石的《字说》、张华的《博物志校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校点本》、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徐珂的《清稗类钞》、《圣经》等中外古代文化典籍,以及《尔雅注证——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历史记录》、《山海经研究》、《中国神话传说》、《大禹及夏文化研究》、《禽虫典》、《汉语动物命名考释》、《日本怪谈录》等大量现代著述的基础上,从文字涵义、词意指向、语言关涉、修辞功能和动物学、文化学、人类学意义等角度对“豹”及其背后的文化蕴意进行了梳理、分析和阐释,认为这些中外文化典籍和现代著述对“豹”的字义解释和对“豹文化”的语言描述,足以使我们能够对这种动物及其文化意义构成非常清晰地概念认知和形象把握：豹是一种长脊的野兽,猫科属性,体小于狮虎而大于猫狗,有赤豹、白豹、黑豹、青豹、土豹、元豹之分；豹笑不露齿,步态轻快而飘浮,动作敏捷而凶暴.对于人类而言,这样的动物理当属于难以驯服的强悍生命,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玩.作为力图彰显“自然诗学”意义的系列性散文,如果仅仅是以这种解字释义的方式来表达对“豹”及其“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显然缺失了对之的形象重塑和艺术表达的意义,更会伤及作为散文艺术的美感属性及其审美本质.作家自然深谙这样的道理,因而在简要的考据基础上,他直入中外历代文艺家们笔下的名作名篇——屈原的《九歌》、但丁的《神曲》、里尔克的《豹》、狄金森的《诗140（228）》、庞德的《仿屈原》、聂鲁达的《诗歌总集》、海子的《八月尾》,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庄子的《山木》、博尔赫斯《想象中的动物：豹》、梭罗的《散步》、马瑟的《简单的思想》,丹尼克尔的《骑豹的阿里阿德涅》、卢梭的《被豹子袭击的马》《被豹子袭击的黑人》——从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到戏剧、电影再到绘画、雕塑.如此繁多的艺术形态和各类精品力作对于“豹”及其“豹文化”所进行的审美描述和诗意表达,无一不触发作家丰富、辽阔、深远、灵动的艺术想象和进行艺术再创造的,因而作家阅览资料和考据文献之广博,想象能力和艺术才情之丰满,审美理解和艺术描述之深彻,历史意识和文化领悟之高远,这些都使得《豹诗典》系列散文具有了别样的思想力量、文化含蕴、认知深度和审美意义的抵达.所以在作家看来,“豹”及其“豹文化”不仅是“静极而动的东方哲学的具象”,②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隐喻或符码”.③尽管这样的诗意描述和审美判断存在着较大的限度性与或然意味,仍不失为一种对“豹”及其“豹文化”的东方诗学意义的思想表达.在艺术层面上,《豹诗典》系列散文所采用的辞典式写作,以众多的词条构成来逐一地诠解、阐释、描述“豹”及其“豹文化”,并辅之以而优美的散文语言,也显现出了四川散文的新艺术意味.
陈霁的《夺补河两岸》、阿贝尔《一个诗人的祥树家》无疑是近年来四川散文中少有的以平武白马藏族自治乡的自然意象、历史韵味、人文景观、现实存在为书写对象的佳作.作为亚洲最古老部族之一的白马人,因为居于非常偏远的大山深处,环境十分封闭,统治他们的又是一个具有超稳定结构以及绵延数百年的王氏白马土司,再兼其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甚少,长久以来都被人们视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少数民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白马人才渐渐被外界所知晓和认识,被文化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所聚焦和重视,自然而然地也成为文艺家们审美观照的对象.但在过往的文学书写中,不少作家皆如匆匆来去的过客,他们的文学书写也多止于浅表性、浮象化,缺失了深性的审视和本质的深入.陈霁和阿贝尔则不同,一个是以长期深入基层生活的名义得以十分从容地进入白马藏乡的内腹,一个是以久居平武县城的熟稔者能够更为便捷地触摸白马人的魂灵.因而,较之于那些匆匆来去的作家,他们对于白马藏乡和白马人便赋予了更深的情感体验、理性知觉、精神观照和审美表达.陈霁的散文《夺补河两岸》,以“溯流而上”、“神山叶西纳玛”、“雪原”三个篇章作为装载思想内容的框架,一是描述夺补河两岸的地理形态、山水风光、自然意象；二是叙写叶西纳玛神山的历史由来、神性构造、故事传说；三是刻画王朗自然保护区的雪景和在这种雪景里自然而行、随意而为的各种珍稀动物,以及作家自身对于这个雪色世界的情感体验和生命认知.在作家的充满情感意向和生命认知的审美描述中,河流与山川、生命与村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传说与神性、大地与细节,既为一种时空分置的不同存在,又是一个紧密关联的和谐整体,从而共构出一幅非常纯然而唯美的画卷.阿贝尔的散文《一个诗人的祥树家》,则以一个诗人的灵敏眼光和艺术直觉,叙写自己两度前往白马藏乡一个叫祥树家的地方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诗人第一次走进祥树家,便被它的那种“从山脚到山顶,从溪流到天空,从花腰带到野鸡翎,从女人的眸子到歌声,都太干净了”而生发内心深处的惊颤,便感觉自己的身体里落下了“一些东西”；是沉重得已然失去了魂灵的肉身,还是漫无目的、四处游走的物质,拟或是浸渍于城市的灯红酒绿太久而渐已麻木冷硬的心,诗人不得而知,只感觉在落下了这些东西后,“看见了肉体在清醒状态中看不见的东西”,“记起的这个自己,不同于了过去,不同于了昨夜睡前的那个人”,而另一些曾经走失的东西正悄然无声地回到自己的体内.诗人再度进入祥树家已是几年后.对祥树家的这一次进入,诗人已不再将自己的目光仅仅注视于祥树家的自然存在和别样风情,而是对一个名叫尼苏的女人的“个人史也是家族史、民族史”进行审美观照与精神反思：尼苏曾经是白马藏乡十分美丽又极为风光的民国少女,但如今的她已完全是白马老妪一个.尼苏为何有如此巨变,“除了时间在起作用,很多冲击、溶解到时间里的东西也在起作用”.显而易见,相对于陈霁在《夺补河两岸》中以流畅、轻快、优雅的笔调所尽情挥洒出富有纯然和唯美意蕴的大自然和历史文明,阿贝尔在《一个诗人的祥树家》里则以凝重、深沉亦诗意、情致的笔触凸显出人的命运变化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表达出更为强烈的反思意味.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无疑是深深镌刻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心里的巨痛,尽管时光匆匆、岁月流转,这种巨痛不仅没有从我们的内心消除,反倒成为一种深刻的情感记忆,一份厚重的精神沉淀,一个充满怜悯和博爱的心结.或许正是因了这种记忆、这份沉淀、这个心结,它便一直成为近几年来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邹瑾的《我的东河口情结》、韩玲的《想对玉树说说话》便是对于这种题材的延伸式书写.作为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见证者及其抗震救灾的直接参与者,青川县红光乡的东河口村在地震当时所呈现的极其惨烈的情形,一直令作家邹瑾记忆犹新、终身难忘,在这个心结的驱使下,他不仅创作了长篇小说《天乳》,而且非常动情地写下了这篇题名《我的东河口情结》的散文.在作家的笔下,曾经的东河口村,山川秀美、安宁静谧、禽鸟和鸣、山歌悠扬、民风纯朴、生活适闲,宛如世外桃源,但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将这样的世外桃源变成了一座满目疮痍、情形惨烈、场景悲壮的废墟,一个令人伤痛欲绝的巨大天冢——“西北两面的王家山、牛圈包拦腰折断,崩炸下来的两座大山瞬间将东河口村几乎全部掩埋”；“红石河被阻断,山谷被填平”；“780位村民被深埋在了110米的土石方之下”.地震的暴怒与无情、秀丽山川的瞬间倾塌、生命遭遇的灭顶之灾、家园成为一片废墟,乃至那条身形魁梧的大黄狗的抑郁而亡、那只活泼灵性的鹦鹉的突然失声,这些都并没有压垮国人的情感和意志,退休的原该乡党委书记王天才挺身而出组织自救,地方党委行政全力出动予以施救,善良的志愿者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浙江舟山的援建大军数千里挺进东河口…….历经数载的艰苦重建,如今的东河口村已经成为地震遗址公园,“我”捡回的那只鹦鹉也开始咿呀发声,採来的那株野生兰草正蓬蓬勃勃的生长,这些都是否是对那些远逝亡灵的一种祭奠或告慰！？在这篇板块式结构的散文里,既具有着作家对整个地震事件的全程观照、对具体场景的细致描述、对事物细节的精心刻画,更赋予了作家的情感的深挚、心理的细腻、情怀的悲悯、精神的观照、灵魂的疼痛.韩玲的散文《想对玉树说说话》则以一种柔婉细腻又略显忧伤的笔调叙写自己在青海玉树地震后所相逢的那些充满爱心、极为善良的人,以及所遭遇的那些感人的往事.这些人,既有著名词作家昂旺文章、摄影家冶青林、孤儿学校校长尼玛仁真,也有更多不知姓名的普通人,正是这样一些人在玉树地震发生后,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对地震中的受难者施以博爱、关怀、援助,才令许多受难者深深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关爱,渐渐抹去心灵深处的创痛,最终回归正常的生活之路.在作者的叙写中,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忧伤,那份发诸生命本质的真诚,那双充满悲悯情怀的眼神,那颗柔软至极、善良至极的心灵,皆跃然于纸上、震荡于人心.倘若非善良之人,是定难有这样的散文及其情感和内心表露的.的的确确,在物欲权欲双重高企、个性追求日趋极端的当下中国,许多人已不再因为地震之类的灾难降临而生发忧伤之情、悲悯之怀、关爱之心,不仅他们的内心严重板结,而且他们的灵魂也变得更加坚硬和冷漠.在这些人当中其实并不乏个别所谓的作家.面对这样的社会背景,我们的作家是否能够从邹瑾、韩玲的这两篇散文创作里所凸显的精神观照与审美蕴示得到些许启迪和教益？笔者以为这当是十分肯定的,因为文学是人类文明的火炬和灯塔.否则,我们的文学将失去真诚、善良、爱、美丽,那就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的悲剧.
在题材选择的重点方面,近年来的四川散文仍沿袭了之前固有的传统,即对于故土往事情怀、乡村社会存在、亲情友情世界、自然物语王国,以及作家的内心生活、情感意向、精神诉求等都给予了更加多样更为丰富也更显深入更趋本质的审美观照和散文书写,李汀的《乡村俗语》、雨田的《父亲的遗憾》、陈霁的《老宅》、阿贝尔的《成都随笔》、马平的《散文二题》、成都凸凹的《天灵盖罩住的牛》、牛放的《寻找木头里的声音》、凌仕江的《在成都》、张放的《散文三题》、张怀理的《家事随记》、谷云龙的《视死如山》、赵良冶的《最后的古村落》、嘎玛丹增的《2014私人版·烟道》、王林先的《每个春天都有一个承诺》、江剑鸣的《没有故事的小伙伴》、王章德的《波罗蜜经》、伊熙堪卓的《安吉梅朵》、唐廷华的《家在竹乡》、李存刚的《天全二题》、周春文的《家乡的稻浪（外一篇）》、竹间的《川西坝子上的城》、方志英的《花开花落》、罗贤慧的《玉兰花开》、刘成东的《故乡——相如故里》、言子的《河之洲》等等,皆是对这种题材选择传统的体现.这不单单是四川散文创作的传统,也是整个四川文学的传统,乃至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在这些散文中,李汀的《乡村俗语》、雨田的《父亲的遗憾》、陈霁的《老宅》、马平的《散文二题》、成都凸凹的《天灵盖罩住的牛》、牛放的《寻找木头里的声音》、王林先的《每个春天都有一个承诺》都可谓优秀之作,很值得分析和评价.李汀的《乡村俗语》以“老鹰剩一口气,也要给它一片天”、“羊不单走,一只过河,十只照样”、“牛鼻上穿绳,哪有情愿的”这三句乡村俗语作为依托,分别取名《老鹰剩一口气》、《养不走单》、《牛鼻上穿绳》,以此从三个维度来构造这篇散文的叙事内容,笔法娴熟,叙事老到,游刃有余,既写出了鹰的尖锐性格与英豪气势、羊的群体生存意识与集体殉情行为、牛的不情愿被人用绳索穿鼻及其同人的百般抗争,又自然顺畅地流露出非常浓郁的乡土情怀.成都凸凹的《天灵盖罩住的牛》虽然同是乡土叙事,写发生在故乡的一件蹁跹往事,但作家叙事的着力点却是放在人如何杀牛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牛的警觉、防备、抵抗,也有杀牛者的智慧、耐心、狡黠,更有孩童的天真、稚嫩、善良,由此活画出一幅人牛相战、斗智斗勇的巴蜀乡镇图景.在写亲情、友情、人情以及作家个体的情感、心灵世界方面,雨田的《父亲的遗憾》、陈霁的《老宅》、牛放的《寻找木头里的声音》、马平的《散文二题》、王林先的《每个春天都有一个承诺》等显得更为突出.作为一篇回忆性散文,雨田在《父亲的遗憾》中讲述了自己父亲嗜好饮酒的往事.作为置身于时代的父亲,每天晚上回家饮不饮酒以及饮什么酒、饮多大的量,皆以他当时的心情而定.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事情,父亲都显得十分无奈,也特别的隐忍,唯有饮酒的嗜好和善良的人性、正直的品格同父亲相伴终生.文章既写出了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隐忍和无奈,更写出了父亲对善良、真诚、正直的顽强坚持,虽然至死的父亲最终都没有喝成茅台酒,这或许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对于父亲的整个善良正直人生而言,当无丝毫的遗憾.陈霁的《老宅》借助自身对于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的不断穿越,并以情感记忆、理性判断、历史反思、现代内省给予有效链接,写出了老宅的历史变迁以及曾经住在老宅里的几家人的不同命运和结局,揭示了人性丑恶必然遭到唾弃、人性美善终将永驻人间的重要命题.牛放的《寻找木头里的声音》通过对一个名叫何夕瑞的木匠在其一生中对制作中国式小提琴进行孜孜不倦追求的叙事,写出了一个普通中国工匠不屈不挠的人生历程、精神追求和理想情怀.为了能够制造出一把富有中国乐器标识的小提琴,何夕瑞毫无畏惧地辞去已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制造活动中,从失败到失败再到更大的失败,他毫不气馁,依然斗志满满地朝着理想目标挺进,何夕瑞终于成功了,赢得了国内外名家的首肯.因而在最佳看来,何夕瑞的成功,不仅仅属于中国乐器,更属于中国精神.相对而言,马平的《散文二题》和王林先的《每个春天都有一个承诺》以内外视角的相与结合,更丰富地写出了当代文人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感诉求、理想和精神内审.面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急遽变化,即便你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文人或人文知识分子,都会遭遇林林总总的困境、迷茫、惶惑,如何才能拥有内心的澄明、实现灵魂的挺立、抵达精神的清洁,在马平和王林先看来,只有阅读、思考、内省和独立、判断、坚守,才得以实现.这与其说是他们的理想,不若说是现代文人的共同愿景.
除上述外,古岳龙的《泰山之下血未止》、白朗的《佛光寺 汉影与云根》、党跃英的《静宁寺与无法静宁的岁月》、龚伟的《安怀堂风云录》、杨献平的《匪事笔记》、马恒建的《乐西公路——血肉筑城的抗战路》等具有浓重纪实意味的长篇散文,或是通过对几段业已久远的人物存在历史的深入探访和重新叙事,发掘其中那些一直被各种伪装、各个传言、各类残记遮蔽的生命存在真相,还原历史真实的人物或人物的历史真实,抵达事实本质的真实和历史本质的真实；或者是借助对历史文献、影像作品、口传记录的整理、阅读、审察、分析,探寻那些已成烟云的历史往事及其文明进程的跌宕起伏,以现代重构或艺术再创的手段使其得以客观真实的重现；拟或是从现代人的思想意识观念出发,将文献史料的概要载录与现场寻访的直接触感进行有机的结合,记述一条道路的历史意义及其给我们民族心灵史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又在这样的记忆中缅怀历史和反思历史.虽然这些长篇散文的个别篇什在表层上尚有着或深或浅、或浓或淡的报告文学痕迹,在深层上有为企业作传的嫌疑,但仍不失为对散文文体疆界的一种延伸和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长篇纪实散文,也同样使得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在文体形式方面富有一定突破,彰显出了不断创新的活力与上升的动力.
从散文著述及其出版方面的情况看,近年来的四川散文也显示出了较为强劲的力量和特有的新气象新意味,像阿来的《语自在》、蒋蓝的散文系列丛书《媚骨之书》《极端动物笔记——哲学卷》《极端动物笔记——美学卷》、冉云飞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杨献平的《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熊莺的《你来看此花时》、何永康的《醉空山》、龚静染的《桥滩记》、岱峻的《发现李庄》、洁尘的《啤酒和鲈鱼》、凌仕江的《藏地羊皮书》等都可谓是它们之中的优秀散文著述.相对于上述作家的散文著述而言,为数不少的散文作家的散文著述,不是失之于思想的深刻、内容的丰厚、语言的新颖,就是在文体的变革、观念的创新、创作的水平等方面裹足不前.这不能不说是近年来的四川散文著述在出版方面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三
就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创作成就而言,论者以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散文创作队伍的更加稳定和不断扩大,既有像钟鸣、蒋蓝、陈霁、周闻道、杨献平、凌仕江、谷运龙、张怀理、张放、成都凸凹、张生全、仁真旺杰、晓禾、赵英、卢子贵、周书浩、童戈、刘光富、方志英等一群致力于散文创作的坚定力量,也有如阿来、邹瑾、意西泽仁、裘山山、倮伍拉且、雨田、何大草、马平、聂作平、阿贝尔、牛放、李汀、冯小涓、嘎玛丹增、格绒追美、杨雪、刘成东、李存刚、赵良冶、言子、熊莺、江剑鸣、羌人六等诸多在主营小说或诗歌的同时依然将其余下精力于散文书写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这两类作家在散文创作方面的合力进击,不仅使四川散文的整体水平富于了量的遽增,更具有了质的提升.这从《中华散文》、《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专业散文期刊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天涯》、《作品》等重要文学期刊对四川散文的刊发数量,以及各种散文选本对四川散文作家作品的选录数量和以散文作品所获得的各类文学大奖中,便可见一斑.其次是《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本土文学期刊的主动探索求变,以“名家小辑”、“文学地理”、“散文上苑”、“作家书架”、“文化·城市”、“美文”、“文脉·山水”等各种专栏形式加大对散文作品刊载的力度,这样的积极效应便在于：一方面将往昔散状分布、各自为战的创作力量进行了很好的凝集与聚合,另一方面则能够集中体现四川作家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整体力量和水平；与此同时,作为在全国文艺理论界享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当代文坛》也与这种良好的散文创作态势同心协力,一是深化已有的“四川作家研究”栏目建设,二是主动开辟“文学川军专论”新栏目,以此加大对四川作家及其散文创作的研究、评价和理论指导力度,这就从文艺理论研究层面、文学批评维度卓有成效地推升了四川散文前行的步伐和质量的向上.第三是四川散文创作在散文文体建设方面显现出了具有探索意味的新气象.近年来的“中国散文在语言风格、内容题材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①对于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创作而言,又并非仅仅如此,它更是一种在散文文体探索方面有所突破有所提升的体现,即从过往那种单纯意义的传统色彩浓厚的散文文体,逐步朝着涵容更为广泛、文体更加多样、内质愈发现代的“大散文”方向进击,报告文学式的散文、小说式的散文、诗歌式的散文以及各种阅读札记、思想随笔、行者见闻等纷纷涌入散文地界,不仅解构了某些人关于四川散文“重思想内容的表达、轻艺术形式的创新”之类陈旧固化的思想认知和审美评判,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散文文体本身的内涵和理念,有力地阔大了散文文体疆域和散文创作视野,四川散文便以一种富于当代意义的灵动形象和崭新面目呈现于近年来的中国散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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