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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的新突破读《传播接受和新诗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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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方长安教授的新著《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收录了他近些年学术探索的一部分成果,从传播接受的维度切入新诗的生成与发展问题,以史料为依据,运用了传播学、解释学、文化心理学和知识考古学等诸多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新诗生成的特点与规律.不仅考察了在新诗生成过程中,诗人对于中西方诗歌的接受过程；而且关注读者在新诗诞生至今近百年的历史中,对于诗人形象和新诗经典的塑造.书中历史感贯串始终,史料采集丰富,文本解读精彩.该书为新诗研究提供了重新理解、思考新诗生成与建构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同时也在对历史深入检索的过程中为新诗的未来发展树立了一个路标,突破了新诗研究的旧范式,拓展了新诗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历史意识历史语境经典化

作者简介：邬非非,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Title: New Breakthroughs in Modern Poetry Research —Reading Dissemination Acceptance and New Poetry Generation

Abstract:Professor Chang-an Fang´s new book Spread to Accept and Generate New Poetry was published by MuLan Culture publishinghouse in 2015.The book includes part of his academic exploration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dimension of disseminationand reception, to study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poetry.Based on historical data,using manymethods such as communication studies, hermeneutics,,culture psychology and intellectual archaeology, deepl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and regularity of new poetry´s generation. Not only examines in the process of new poetry´s generation and how poet accepted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how the readers shape the classic poet and poetry in the hundredyears history of Chinese new poetry. A sense of history throughout this book , It also has rich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and splendidtext reading. Spread to Accept and Generate New Poetry provides new way to understand the theme of the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of new poetry; Meanwhile,set a signpos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poetry in the process of retrieving history,breakthrough the old paradigm of Chinese new poetry study and expanded the research scope of new poetry.

Key words: Spread to Accept and Generate New Poet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context classic

Author：Wu Feifei is from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Wuhan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area is Modern and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0 世纪初,中国诗歌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都市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促进了新的传播场域的形成.中国现代新诗的生成不仅关乎文学内在流变规律和诗人创作探索,而且受制于许多文学外部因素.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新诗生成一直是新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诸多先贤也有着十分精彩的论述.但是直至20 世纪末,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仍集中在对于新诗文体学的论述上,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相关成果虽然对于新诗精神转变和传播方式重建有所关注,但是并未深入探讨或系统论述.然而,中国新诗的诞生离不开对国外诗歌与国外思想的接受,也离不开与之几乎同时起步的中国新诗研究.可以说,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传播和读者阅读反应形影相随.

新诗区别于旧诗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其产生的背景,即是现代传播场域的出现所引发的中国诗歌现代语境的产生.方长安教授的《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⑥收录了他近些年学术探索的一部分成果,这些成果正是从传播接受的维度切入1949 年之前新诗的生成与发展问题,以史料为依据,运用了传播学、解释学、文化心理学和知识考古学等诸多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新诗生成特点与规律.不仅考察了新诗生成过程中,诗人对于中西方诗歌的接受过程；而且关注读者在新诗诞生至今近百年的历史中,对于诗人形象和新诗经典的塑造.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阅读接受与新诗生成、文化对话与形象塑造、遴选阐述与诗人塑形、传播解读与经典形成.这四个部分既考察了中国诗歌转型伊始外国译诗对于新诗生成的关键性作用,又揭示了启蒙话语下新诗观念的形成过程；既论述了西方形象在新诗诗人笔下的显现模式,又揭示了隐性的中国古典文化心理在诗作中的体现；既梳理了重要新诗诗人在不同时代的选本和文学史中的遴选阐述情况,又阐释了这一遴选阐述与诗人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既对新诗或是诗人形象经典化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又对这一经典化过程以及形成的经典作家作品进行了反思.这该书既体现了方长安教授在新诗研究领域的学术思考与创获,也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新诗研究的空间.

一

较之以往同领域的研究论著,《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这首先表现在贯串全书的历史意识或曰历史感.从传播接受的角度切入新诗研究,已足见作者对于历史语境的重视.中国近百年的时空历史造就了新诗生成发展的现代语境,处于现代复杂语境之中成长起来的新诗与阅读传播接受的行为过程密不可分.只有真实地还原新诗生成的历史语境,不局限于新诗内在流变规律的探寻,才有可能对新诗生成与发展做出可靠的阐释.面对新诗生成初期复杂的时代语境,方著巧妙地将其纳入传播接受的言说框架内,全面地考察新诗生成的相关问题.全书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论从史出.史学家严耕望曾提出,学术研究“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而是要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先寻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再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研究重点及相关问题.[1《] 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收录的22篇文章,看似各自独立,相互之间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不难看出作者是在宏观把握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集中时间心力梳理史料,对新诗生成这一问题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许多文章对于其论题的阐释,是将重要杂志、诗歌选本或是诗人具体诗作作为言说对象,爬梳其历史生成背景及传播接受脉络,还原历史真相,并结合历史语境,从而得出结论.例如第一编,以《新青年》、《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以及郭沫若早期新诗为研究对象,阐述阅读接受与新诗生成的密切关系.通过全面搜集整理杂志《新青年》刊发的新诗和新诗评论的历史史料,揭示出《新青年》上的译诗在新诗生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作用,发现了译诗作为早期新诗作者对于西方诗歌的直接接受和转化的产物,被诗人看作是自己的新诗创作这一现象；在论述传播解读与经典形成的关系时,文章《选本与穆旦诗歌经典化》“考察了自闻一多《现代诗钞》以来的227 部穆旦作品的选本”（235）.依据穆旦诗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选本收录情况,梳理出穆旦诗歌的经典化历程；第三编的《选本与胡适“尝试者”形象塑造》一文,以1920 年1 月新诗社编辑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为始,2010 年9 月人民文学出版的《中国新诗总系》为终,梳理了其间218 个选录了《尝试集》中诗作的选本,统计出41 首诗作入选的具体情况.作者在文中写到其“竭尽努力,这统计仍不敢说是竭泽而渔,但也足以真实的（地）反映出《尝试集》诞生以来入选各种诗歌选本的历史面貌”（125）.此著中类似这样在进入问题之初就把史料搜集和整理放到学术研究首位的文章比比皆是,可以想象作者在前期准备阶段搜集材料的工作量之庞大,同时也足见文章所得出的结论可信度之高了.

对中国新诗与传播接受的学术研究,绝不能停留在对诗歌传播接受现象的梳理上,而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传播接受对于新诗生成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百年之中新诗做出的回应.研究者不仅需要借助对贴近原生态历史的客观梳理与叙述,重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合理想象,而且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新诗作为历史事件,在现代语境中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作者也多次在文章中表示新诗的生成是一个综合性现象,其维度相当复杂.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解力.《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一书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作者没有将论述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钩沉上,而是将影响新诗传播与接受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通过对杂志、新诗选本、文学史著等史料的分析和考量,着力凸显新诗百年发展和传播接受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作为一个文学现象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例如,在《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收录的多数文章中,作者都深入地分析了“五四”启蒙话语作为时代背景,对于新诗的传播与建构的影响.例如,“五四”前后新诗作者在翻译和创作上对爱国诗和爱情诗的偏爱（4—5、20—21）,胡适对于新诗白话化的提倡（50）以及新诗“对话体”出现与普及（16—18）,这些都与在西方启蒙思潮影响下的“五四”时代背景分不开,启蒙话语对于新诗的定型有着重大的影响.又如作者在分析1920 年前后“西方”在新诗中的展现时,结合诗人接受“西方”时的历史语境,找出身处西方社会的留学诗人和未曾亲历西方社会的诗人,他们诗作中西方形象之不同的原因所在.从中我们也看到,《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一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分析和把握上.即使是再复杂的问题或是再难懂的理论,最终都应以文学本身为基础.作者在整本书的布局以及单篇中抓住历史关节,在充分占有原始史料的基础上,选取重要的作家作品、杂志、选本或是文学史著加以分析整理.该书中,方长安教授结合历史语境对个体诗人或是作品的解读常常令人拍案叫绝.第一编《郭沫若早期新诗的生成起点》一文,发掘出郭沫若诗歌的“死亡”诗题,并以此为起点,突破以往主要从启蒙思想的角度进行的,脱离了个体精神语境的论述,借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郭沫若诗歌新诗内在的生成起点,并对“《女神》在内的早期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力、内在逻辑等做一个全新的阐释”（53）.作者还注意到“五四”时期的阐释、讲述对于郭沫若的“反作用”,“不过,五四时代的阐释、‘讲述’对于郭沫若来说又起了一个极大的暗示与引导作用,使他不断地由个体存在之思转向对外在的时代主题的思索与书写,自觉地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由此成为时代的弄潮儿”（62）.通过这样一个个案,充分的展示了在现代传播语境中,新诗创作的复杂性.

纵观整本书,作者以史料搜集为前提,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分别针对新诗生成、文化形象塑造、诗人塑形和新诗经典化与传播接受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再现了新诗在现代传播语境中呈现的历史情境,实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巧妙结合.

二

中国新诗诞生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关于新诗“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的辩诘始终未曾断绝.《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以传播、阅读反应为突破口,借用大量史料回到历史现场,客观展示“传统”与“西方”交融时期的新诗生成与建构.不仅对新诗中西方形式资源诸如对话体、歌谣进行了梳理,而且揭示了早期新诗作者对西方诗歌的阅读与翻译“有意无意的为中国诗坛输入了一种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爱情自主观念,震撼了中国传统诗坛,动摇了中国旧诗坛的精神结构与价值取向……为中国诗歌在思想层面上的转型开启了一扇闸门”（5）.在客观论述西方文化及诗歌对于正在转型期的中国诗歌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之外,也关注深植于中国诗人内心的传统中国意象、诗意、创作传统等在诗作中的体现.全面挖掘中西方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提供给新诗的有效资源.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宏阔视野几乎覆盖了全书的论述.《文化对话与形象塑造》一编,将东西方文化碰撞对新诗的影响这一宏观命题落实到具体的新诗作品上,通过对经典新诗的个案解读,深入探讨新诗在塑形过程中对于东西方文化、诗歌的接受程度；并结合时代历史背景、诗人生活状态,综合运用解释学、知识考古学、文化心理学等研究方法思考形成这些现象的内在原因.《李金发〈题自写像〉和〈弃妇〉中的“西方”》一文对《题自写像》和《弃妇》的分析堪称经典.文章结合史实,通过细致的文本解剖将《题自写像》中的诗人形象定位为一个“置身西方、浸透着西方文化色彩而又深受中西文化夹击煎熬的中国现代青年形象”（第88 页）.《弃妇》是李金发诗作中颇受研究者注目的一首,该书作者提炼出这首经典之作中的中国传统形象和意象,认为“组构这些语词与意象的力量却来自诗人思想深处的西方观念,是有别于古代诗人的,西方生活经验和观念赋予李金发特别力量……在这两首诗中,西方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似乎不再是他者,而是化为诗人自我思想的有机部分,无处不在”（94）.西方与东方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在李金发诗作里得到融合,“西方”作为一种异域形象通过中国诗人的咀嚼消化,化为诗人自我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激荡出特别的文化诗意.文章作者通过自己敏锐的眼光和过硬的文本分析能力使这两首诗作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悖论情境得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交融在这些精彩的论述中化为塑造新诗的两只大手,赋予新诗文本独特的生命力.

近年来,“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之争成为学界热点,可是多数学者对于此话题的争论仍停留在新诗与传统诗歌外在形态的比对上.而《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在史料梳理和文本细读中寻求答案,找寻在新诗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传统诗歌存留在新诗中的蛛丝马迹,它们被掩藏在对国外诗歌高度肯定的大背景之下.作者不仅探寻了在现代诗人的深层思维意识中存在的中国古典“元素”在诗歌本身以及其发展脉络中的展现,也揭示了充斥着西方意识的中国新诗背后隐藏着的民族自卑心理.该书跳出了浅表的思维层面,上升到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高度对民族诗歌传统的接受进行追根溯源.举例来说,书中发掘了《新青年》同人对于中国古代诗人带有游戏意味的,以诗唱和的方式的继承（《〈新青年〉与新诗的生成与发展》）,发现了“五四”时期诗人对于古代诗歌创作“兴”这一传统的传承（《1920 年前后新诗中的西方》）,洞悉“以西方文化精髓印证、支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发掘,以西方文化思想作为开掘中国故旧文化的话语依据”（《〈女神〉中的西方形象》80）.总结出用西方观念组构中国古典诗歌语词、意象,或改造古典原型形象.（《李金发〈题自写像〉和〈弃妇〉中的西方》,《〈女神〉之“强力”原型》）在这些文章对新诗的解读中,能够发现新诗中存在着传统诗歌时隐时现的踪迹,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传统的不自觉地延传.这其中也不难看出诗人在肯定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为古典文化在新诗中的融入做出了努力.作者以大量史料立论,深入剖析文本,从传播接受的维度深刻地揭示了新诗中深层的古典文化背景.以平和的叙述态度,解释了学界热点问题,意义颇深.

三

《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一书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诗研究专家,方长安教授在这22 篇文章中无不透露出对新诗生成与发展过程的反思,以及对新诗未来走向的思考.他在《新诗经典化引论》一文中写道：“一个世纪以来,对于新诗的阅读言说,虽然正面之声很响亮,气势很足,但抵触抗拒情绪也是常有的事情,一些人甚至以不屑一顾的心理漠视新诗的存在,蔑视新诗的成就,批判乃至声讨不绝于耳.即便是今天,仍有不少人在质疑新诗.”（188）诚然,如作者所言,质疑之声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其成长.1919 年胡适在其论文中提及“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期了.只有国语的韵文—— 所谓‘ 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2].也足以证明质疑声从一开始就伴随新诗左右.中国诗歌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之中“新的传播空间使诗人的创作心理、诗性体认和表达发生变化,诗歌的内外特征随之亦发生变化,它（传播）意味着诗歌现代性的发生”（197）.现代传播场域的出现,使得现代诗人的身份相对于传统诗人而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成为公共文化社区的言说者,写作变成了向读者传播某种东西的方式,新诗因此具有了一定的表演性.加之在20 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中,非文学因素的参与使得一些“经典”作品仍有待商榷,经典化过程也由此变得不可靠.新诗诞生时所处的启蒙语境和过于欧化的定型,确实给新诗的发展留下了“非诗化倾向”的隐患；而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无条件接受和对新诗过于自然的反拨又带领着新诗走向晦涩的道路.面对新诗发展中未曾远离的危机,方著中第四编《传播解读与经典形成》利用梳理新诗经典化这一阅读批评行为的过程,质疑经典,反思新诗历程,强调诗意、诗美个性对于新诗的重要性.同时还原历史真相,重新定位经典,从对历史的探寻中找寻新诗危机根源.作者在《选本与穆旦诗歌经典化》一文中提出对“经典”的质疑,“到底何为‘经典’？选家们对‘经典’一词的使用,态度是否又足够审慎？出现如此众多以‘经典’名之、彼此间差异却巨大的选本,这至少可以说明,学界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并不谨慎,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经典‘滥用’现象”（248）.新诗存在的这一百年在历史长河中确实十分短暂,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沉淀经典.有些并不十分优秀的诗作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被反复解读成为“经典”,实则只是“文学史经典”；而有些优秀的作品却因为不符合历史语境而被读者淡化甚至遗忘.那么,新诗的“经典化梳理”因此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分析,可以弄清楚哪些重要作品的遴选主要是文学因素决定的,哪些则是非文学原因将其推为经典的,进而拨开历史的迷雾,扫除沉积在文本上的尘埃,还原其真相,为作品重新定位寻找出可靠的依据,为文学史重写奠定基础”（189-190）.

在《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一书中,由新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缺陷而引发的焦虑感,还体现在书中探讨新诗生成过程中对中西文化的接受程度上.作者将新诗“非诗性倾向”的形成归结为西方启蒙逻辑的“进步”陷阱,早期新诗倡导者并未区分出现代启蒙语境中的“自然”与传统诗学中的“自然”,他们将“非自然”的传统定义为反动的、封建的；将宋诗、元白诗派、民间歌谣曲调等具有“自然”特点的诗歌传统归纳为进步的；将国语的白话的非格律的“自然”视为评判诗歌的基本标准.“然而,自然的不一定就是诗性的,诗性的也不一定就是‘自然’的,这是常识,而启蒙逻辑的‘进步’陷阱使他们在言说新诗与传统关系和评判诗歌时往往不顾常识,反常识性是现代启蒙逻辑常犯的一个通病.”（49）西方思潮和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转型期虽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中国诗歌的发生、最初定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也带给中国新诗过于白话化、表现力不足、诗意诗味缺乏等消极影响.中国诗坛以及评论界对西方诗歌的高度肯定的背后,也透露出了“中国白话新诗的不自信”（36）.中国新诗这个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并非第一次被发现,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种过度自然化的非诗性问题,但是他们往往借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经验对新诗进行改造,这种探索并非毫无成效,但是现在看来,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因为本土诗歌对于西方思潮的不适应感,也有可能致使新诗走向晦涩难懂的另一极端.过于欧化的中国新诗,亟需从民族诗歌传统中汲取养分,来改变新诗过于口语化,或是过于晦涩的倾向.方长安教授在《新诗生成与民族诗歌传统的逻辑关系》一文中认为,新诗所运用的白话本身就具有一种自然的属性,这本身就是符合新诗走向现代,反对拟古倾向的精神的.那么,运用白话创作诗歌时,应该“有意识地吸纳古典诗歌的审美经验与形式艺术,将其化入现代白话之中,丰富现代白话的表现力,使白话这种自然化的语言获得尽可能多的诗性成分,以改变白话诗歌因固有的自然性所导致的非诗化倾向”（50）.与此同时,方教授在《新诗中的“我”——写“我”新诗个案解读》一文中,用沈伊默的《月夜》为例,证明了借鉴古诗资源作新诗的可行性.

呼吁从古诗资源中寻求新诗出路的同时,该书纠正了一些现代读者误读古典诗歌的现象,“不少现代读者认为‘我’的大规模出现是五四以后的事,以为是现代个性解放才催生了‘我的自觉’,才有第一人称叙事抒情的兴盛,甚至将之视为一种前无古人的现代文化现象.其实,中国早期诗歌中,‘我’是主要的抒情主体,《诗经》中作为言说者的‘我’比比皆是,单从出现频次看绝不少于五四诗歌”（《李金发〈题自写像〉与〈弃妇〉中的“西方”》89）.这种对现代读者误读的纠正在全书中并不多,但分量不轻.将中国早期诗歌与现代意识相联系,打破了新诗发生初期对于“落后”和“进步”的鲜明界限,为新诗在未来发展中向古典诗歌“取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该著作者在研究问题时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有缝必弥”[3] .

中国现代新诗生成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现代传播场域的出现,以及文学内在流变规律都与中国诗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密切相关.方长安教授的这本《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从传播接受的维度对新诗生成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了解读.这一解读不仅建立在对个体文学“经典”的深入剖析之上,而且立足于文学外在力量所构成的强大的历史语境对新诗的影响研究之上.书中贯穿始终的历史感,丰富的史料采集,作者敏锐的洞悉能力,精彩的文本解读,都可以说是本著的精妙所在.文学研究在今天的主要任务仍是“对……社会历史中影响文学的因素展开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对现代文学历史演变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加以剖析”[4].这也是该书没有刻意强调“民国”意识而被收入此民国文化与民国研究丛书之中的原因.《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一书为新诗研究提供了重新理解、思考新诗生成与建构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同时也在对历史的深入检索的过程中为新诗的未来发展树立了一个路标,这也许正是它最大的贡献所在.

注解【Notes】

①方长安：《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21 页.

[2]胡适：《谈新诗》,载《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94—295 页.

[3]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4]李怡：《民国文学：阐释优先,史著缓行——第五辑引言》,载《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 年版,

诗歌研究论文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