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农村改革拨开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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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说：没有,就没有农村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包产（干）到户从暗处走向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个省市,责难也纷至沓来.在农村改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拨开重重迷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披露了这次谈话的背景往事.
“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办法”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一些对于农村改革“先知先觉”的地方领导人开始了对于旧的农业政策的批判与挑战.万里主持工作下的安徽,1977年底出台了放宽农村政策的省委“六条”.对此,《人民日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评论员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副主席看到省委《六条》后拍案叫好.他说,现在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要抓住抓紧现在的这个时机,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办法.
随后,在出访尼泊尔路经四川时,还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推荐.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
“你就这么干下去！”
1979年2月,国家农委成立,3月即召开了七省三县座谈会,主要是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情况.会议期间,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批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指责包产到组打破了所有,“不得人心”.对此《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在这次会后所批转的会议纪要中,明令“不许包产到户”.
面对张浩来信,万里一方面安抚鼓励基层干部不要被吓倒,另一方面则利用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尽一切可能掩护初露端倪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例如,当那位分管农业的领导电话询问万里的时候,万里没有辩论包产到户好处如何,而是说：“不论何种责任制形式,不论好不好,现在是春耕大忙,农民正在种地,都不能变了,只能秋后再说.”
同年六七月间,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找到,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
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这也是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正面表态.
“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
1980年1月10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和改善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来克服已初露锋芒的包产到户.
1月31日,带领、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这天的会议,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9点.
讲完后,转向说：“邓老,现在该到你讲了.”因为会议是人民公社管理,对于会议的主题只有一般化的回应：“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问题,管理好,不会出大问题.无论如何,集体总比个人优越,问题都发生在管理太坏、管理水平太低的地方.管理坏,各人就会找各人的出路、家庭的出路.”
这时对包产到户的支持还不是公开的,而是非正式、私下的.万里最初表态同意包产到户的试验,是在1979年2月6日的省委常委会上.关于试验结果,万里曾多次利用非正式场合向汇报.万里晚年曾说：“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以后,他公开表示支持.”也就是说,其实万里在包产到户试验之前,就已向汇报,对情况是了解的,态度是明确的.
“政策一定要放宽”
1980年3月6日,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文件说：“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2月下旬,万里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书记处书记.离开安徽前,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明确将包产到户列为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但是,万里离开之后,安徽一些地县负责人开始用行政命令“纠正”包产到户,安徽的情况开始动荡.
同年4月2日,找、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汇报道：“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这些省份,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很大的负担”,提出这些地区是不是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得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些办法,减轻国家背的很重的包袱.
说：“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很多这样可喜的资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随后,于同月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在回忆录中说,说几个贫困地区“干脆包产到户”.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关于包产到户更有力度的回应,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1980年5月31日谈话,见诸《文选》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谈话是邓力群整理的,关于这次谈话的背景和场合,《文选》脚注只说是“这是同志同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这次谈话长不过千字.联系当时的背景加以解读,重要观点有三.
第一个要点,是对包产到户的直接肯定.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第二个要点,回应对包产到户的质疑批评.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第三个要点,关于包产到户将来发展的看法.说：“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1981年12月2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文件把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正式户口,第一次正式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拥护.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3年的1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得到确立.（摘自《纵横》潘飞整理）
农村改革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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