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邓颖超和张若名》
本文是超与张若名开题报告范文与邓颖超和张若名和张若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邓颖超家喻户晓,张若名鲜为人知,两人相互之间有着不解之缘,而这却几为历史所湮没.
同学同道
浅蓝色布料高领短衫,过膝黑色长裙,白袜黑鞋,长发在脑后盘成两个小圆发髻,这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天津女师）学生的统一装束.1916年夏天,邓颖超和张若名身着“文明学生装”,成为该校第十年级的学生.
邓颖超1904年2月生于广西南宁市（祖籍河南省光山县）,4岁时曾任广西南宁镇台的父亲被诬流放新疆,10岁时流放期满的父亲在归途中暴病身亡.坚强的母亲以教书行医为业,带着独女漂泊了大半个中国.1913年初,孤儿寡母从天津来到北京,母亲在“中国社会党北京部附设平民学校”找到一份工作,邓颖超也以母亲的启蒙教育为基础,在该校插班读初小三年级.又过了半年,北京社会党配合南方“二次革命”的起义计划暴露,校长也是社会党领导人的陈翼龙被杀.学校被查封后,母女俩重回天津.
在天津,邓颖超靠母亲当家教和打零工的微薄收入,又读了一年初小和一年高小.时值天津女师招考,母女俩了解到如能考取预科前三名可免收食宿费.为了实现求学愿望,邓颖超刻苦备考,1915年秋天,她虚报两岁（报考资格14虚岁以上）投考,一举考中第三名.为此,她累得吐了血.一年后,邓颖超升入该校本科,成为第十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
张若名比邓颖超大两岁,1902年2月出生于直隶省清苑县.张若名的父亲张绍文接受过高等教育,曾任广西陆军测量局科长.大概在小若名开始读初小的时候,张绍文娶了一房姨太太,自此对妻女冷漠歧视.与邓颖超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母亲禀性大异,张若名的母亲张伯英系普通农村妇女,受“三从四德”礼教束缚,对丈夫逆来顺受、形同奴仆.母亲时常的暗自悲泣给张若名带来深深刺激,她发誓长大后要“削发为尼,不受男人欺负！”大概在民国纪元前后,张若名随二伯父张褆仁来到天津.张褆仁早年在日本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淡薄.他对小若名疼爱有加,希望她能够受到良好教育.此前他已迁来天津行医,商得弟弟同意,便把小侄女带来天津读书.张若名高小毕业后,考入天津女师.
天津女师是“清末新政”的产物,到邓颖超、张若名入读之时,已是闻名遐迩的新型中等女校.该校学制5年,第1年为预科,不收学费.预科成绩及格即升入本科,本科4年,“除书籍零用外,概归公费”.学校共开设40多门课程,大多为现代师范教育内容.张若名和邓颖超所在第十年级共有50名学生,由于聪慧刻苦,她们两位与张嗣婧、梁岫尘、刘韵琴学习成绩包揽了前5名,被誉称全班“五魁首”.
邓颖超与张若名不仅勤于学业,而且关心时事,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她们参与筹建学生组织,团结同学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国事,探讨自由、男女平等.她们还积极在该校校友会会报上发表习作,呼吁“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在她们周围,一个进步的学生群体在逐渐形成,她们高唱着“二十世纪天演烈,坤维凭谁振？天下之大匹妇责,斯责逾千钧”的校歌,指点江山,孜孜探索,以觉醒的公民姿态,去承接天下兴亡之责.
五四先锋
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各界自发而起,以公民姿态主动、积极地向政府、、加压.邓颖超和张若名如同暴风雨中的海燕,成为这场爱国运动的女界先锋.
1919年5月6日下午,天津女师专修科学生郭隆真主持召开了该校各学级代表会议.刘清扬回忆说：“邓颖超、张若名、郑季清及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等,都纷纷起立发言,一致响应郭隆真同志成立妇女爱国团体的倡议.”5月25日,由郭隆真倡议,以天津女师学生和校友为主体的天津妇女运动领导核心——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下简称“女爱会”）成立.天津女师毕业生刘清扬为会长,邓颖超和张若名被推为该会核心成员：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邓颖超和郭隆真为讲演队长.
评议部是女爱会的决策机构,凡重大问题,都首先提交评议部讨论,表决通过后交各股执行.“此后,所有‘女爱会’评议部的会议都由张若名主持召开.”街头讲演是女爱会经常性的重要活动.“特别是邓颖超、郭隆真同志的讲演,更是热情奔放,说理清晰.她们亲自轮流到各讲台去讲演,深受群众欢迎.”
北京学生连续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为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邓颖超和张若名参与组织和领导女爱会同天津学联联袂行动,他们走上街头,呐喊,要求省长拍电北京,速释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这是五四运动中天津首次大规模的游行活动.邓颖超和张若名等女爱会成员的爱国热情,使记者深为感慨：“似此高义薄云,虽巾帼而愧煞须眉矣.”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两人在担任女爱会重要工作的同时,又并肩携手,挑起了在天津各界联合会的重任.
随着6月28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日期的迫近,拒签和约便成为爱国斗争的重要内容.6月26日下午,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代表晋京.刘清扬和张若名同其他8位男代表,肩负着天津人民拒签和约的殷切希望,登车赴京,去直接与总统府交涉.邓颖超同周恩来等则留守天津后援.在包括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在内的“誓争国权”力量的努力下,中国拒签了巴黎和约.
邓颖超和张若名等的牺牲奋斗,对推动五四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起了重大作用.邓颖超回忆说：“当时女师学生的勇敢、奋斗、牺牲的精神,作事的敏捷踏实,远近闻之,莫不佩服.”“那时女师的同学,是何等有团结力,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是何等的有见地,是何等的了解世界的潮流.以中国民族素来缺少的精神,尤其是女子所缺少的精神,竟能在女师同学中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可贵呵！”
觉悟岁月
在1919年8月声势浩大的反对“马良祸鲁”的斗争中,张若名再次作为天津各界10名代表之一进京,邓颖超则与周恩来等领导天津各界声援进京代表.期间张若名几次往返京津,与邓颖超和周恩来等沟通联络.在进京代表刘清扬、郭隆真被捕,马骏等被围困后,周恩来和张若名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赴京营救.最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代表.
9月2日,周恩来、张若名等8人作为天津最后一批代表,乘坐一列慢车离京返津.在车上,他们提出了建立进步团体问题.张若名建议：“把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入天津学生联合会,以壮大学联的阵容.”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将学联会和女爱会两个团体中的积极分子,首先是我们这些最接近和相互了解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联会更严密的团体,作为爱国运动的坚强核心.同时出版一个刊物,以探讨新的思想,作为引导社会的先锋.”9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和张若名选定的20名青年男女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在这20位青年中,15岁的邓颖超年龄最小,因而被人们,特别是周恩来称为“小超”.后来,被周恩来终生专用的“小超”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叫起的.
10月中旬,觉悟社设立了执行机构“执行部”,张若名任执行部部长.12月21日,觉悟社会议决定,社员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均不用真实姓名,而是以数码谐音为代号,“社员用抽签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好替各人对外的姓名”.年龄最小的邓颖超抓了最大号1号,后来她用的笔名“壹”“逸豪”即源于此.张若名是“36号”,以后“衫陆”便成为其笔名之一.周恩来是“5号”,后来“伍”“伍豪”即是他的笔名.
在觉悟社,邓颖超、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一起分析研究爱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一起探讨“革心”和“革新”的良方；一起策划指挥了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为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平等、互助、互敬,携手奋斗.当年北京《晨报》即评价说,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
牢狱内外
1919年12月10日天津新学联成立,张若名当选为新学联评议委员会女委员长,邓颖超当选为新学联讲演委员会委员长.天津新学联成立后,为声援福建人民的抗日斗争,参与组织了12月20日天津各界约10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为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参与组织了1920年1月27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参加的国民游行大会.
当局对学联严加控制,学生领袖活动越发艰难.1月26日至28日,邓颖超、张若名同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和天津新学联负责人,在法租界“维斯理堂”的地下室连续3天秘密会议,决定为“监督北京政府对于山东问题不准与日本直接交涉”“恢复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会所原状”等,再次发动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
1月29日下午,周恩来、张若名等率领数千学生径赴省长公署,要求面见省长.对方请示后称“省长也准与诸位相见,但求诸位选三四代表,余者均退出辕门始可”.于是,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推选出男女代表各两位：女代表郭隆真、张若名,男代表周恩来、于方舟.不料,四位代表进入署内便被拘禁,外面学生惨遭镇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九一廿九”（民国九年1月29日）惨案.四位代表与先前因爱国斗争而被捕的马骏等24人在一起.邓颖超等发起救援,要求代为执行牢狱.7月17日,在遭受了将近半年非法拘押的周恩来、张若名等全体代表终于获释.在一片欢呼声中,邓颖超等拥到代表身前,给出狱者佩戴上大红绸花和铸有“为国牺牲”4字的纪念章.
张若名等为国坐牢,邓颖超等要求替换被捕者坐牢,这种甘苦与共、同担国难的崇高行为,被传为佳话.
天各一方
张若名出狱后,她所在的天津女师第十年级已经毕业.1920年8月,邓颖超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驶离祖国,去欧洲求学.从此,邓颖超和张若名再未谋面.
邓颖超和张若名分别后的最初几年,两人天涯比邻继续为革命先锋,并保持联系,相互鼓励.1922年8月,邓颖超从北京返回天津,应聘到达仁女校执教.1922到1924年间,邓颖超参与组建了女星社等进步组织,参加创办了《觉邮》《女星》《妇女日报》等刊物,其中《妇女日报》是当时中国唯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报纸.1924年,邓颖超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
张若名来到法国后,注重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经常通宵达旦地撰写文章.1921年上半年,她给北京《晨报》以及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寄回了约20篇通讯报道稿件.她同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讨论时局,推求比较各种主义,积极参加“拒款”斗争、“争回里大运动”.在1922上半年,经周恩来介绍,张若名加入“旅欧少共”,当年冬转为党员.1923年张若名任国民党驻欧支部评议部评议员.张若名加入旅欧党团以后,按照组织的要求集中精力“学共产主义”.由于法文较好,张若名多次担任互教互学小组会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1923年上半年,张若名把在小组会上的讲稿加工整理成3篇文章,即《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并由周恩来、郭隆真帮助,油印装订成小册子,发给共青团员和旅法华工.这些单行本署名为“一峰”,有的在《赤光》上发表.这是中国妇女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较为系统的文章,后经周恩来带回国内发表,不到一年再版9次.
张若名和郭隆真获知邓颖超等开办《妇女日报》的消息“喜不自禁”,张若名积极为之撰稿,发表过《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妇女日报》还刊登了张若名同郭隆真给邓颖超等写的一封信,标题为《两个(旅居)法国朋友的信》,信中张若名同郭隆真称赞邓颖超等在天津的觉悟社社员“有创造的能力”,“相信你们的能力、精神,可为中国妇女开垦一条大路,而唤醒沉睡麻醉的朋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邓颖超和张若名虽相隔遥远,但共同的理想使她们继续并肩追求.
周恩来与张若名曾是并肩奋斗的战友,于是来到欧洲不久便产生了恋情.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说：“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而两人最终分手也在于双方人生价值观的不同选择.张若名后来因故决定退党.周恩来对侄女说：“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的战友.”“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宣布中断了我们的交往.”“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说到这里时,邓颖超笑着说：“怪不得（你）刚到法国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信给我,怎么突然又那么主动热情,又是寄明信片,又托人带信,弄得我好奇怪,也好紧张.”这样,周恩来和张若名结束恋情保持友情.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
殊途奋飞
1924年下半年,张若名退出了组织,专心于法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从此,邓颖超和张若名的人生路径发生变化.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革命的急先锋作出了退党的决定呢？周恩来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二是“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几次跟踪和盘问”.张若名长子杨在道编著有《张若名研究资料》,认为张若名脱党原因有三：一是身份暴露；二是对旅欧党团负责人任卓宣专横作风不满；三是遇到了入学读书的机会.云南大学委员会1980年所作《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在提及张若名退党问题时指出两点原因：“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同志又与当时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同志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退党后,与邓颖超殊途奋飞,都以不懈奋斗展示了各自的活力和风采.张若名在学业上拼搏奋进,1928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0年获得该校文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其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被评为最优秀成绩,获里昂大学500法郎年奖.1931年1月初张若名回到国内,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和云南大学任教授,执教之余著述颇丰,享有“纪德研究专家”的称号.张若名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一些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可以说,张若名为中法文化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出色成就.
颖超助若名平反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欢迎新的社会秩序,“心向”,“心向社会主义”.1950年她加入了民盟,并开始不断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她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活动”.她还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创立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并任室主任,亲自讲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之一.
1955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等为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飞经昆明.8日上午周恩来与张若名夫妇会面5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对张若名说：“小超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替她向若名姐问好.”周恩来希望他们在教好学生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关于这次相会,周恩来从亚非会议回来后对邓颖超讲过.周秉德回忆说：“七妈当时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
反右运动开始后,张若名退党的事被翻了出来,被视为叛徒.1958年6月18日,张若名自杀身亡.1963年,邓颖超到昆明过问张若名自杀之事.1980年,在邓颖超的再度关怀下,云南大学党委为张若名作出政治结论,指出：“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张若名的长子杨在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超与张若名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点评：此文为一篇适合邓颖超和张若名和张若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超与张若名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超与张若名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