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战时期的自我监督，给今天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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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瑛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增长1 1 0多万）且监督管理作用充分发挥的历史时期,也给今天诸多启示.为“党的领袖人物”立规矩
抗战期间,面对极其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极其繁重的革命队伍管理任务,党清醒地意识到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必须以上率下,首先为领导机关及其成员立规矩.
1 938年9月,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制定“较详细的党内法规”“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会议通过了三项监督制度,即《关于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分别规定了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党部工作的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规矩；明确规定设立党内监察机构的具体条件和职能,要求在各解放区党委之下设立监察委员会；规定委员不得在委员会以外发表与决定相反的意见,亦不得有违反决定的行动；如果没有的委托,也不得以名义向党内外发表言论和文件；特别强调党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和行为规矩,强调发展党内监督、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成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史上的里程碑.用制度管财管事管人
基于抗日革命队伍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现状,我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管党相结合,首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制度、财经制度等.
1 937年8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1 939年6月,发出《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建立起统一收支、预决算、会计审计制度等,严格财经管理.1 939年8月和1 940年,先后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要求首先审查各级领导干部,并“仔细考察每个党内干部在政治上对党的忠实程度、工作能力、长处和弱点”,特别“对单独行动的军、政、党干部,则须注意其在单独行动时是否有贪污腐化、违背党的政策等行为”.
同时,我党制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对干部登记审查、培养使用、任免调配、考核奖惩等作出规定.突出党的纪律建设,确立集中制
全面抗战之初,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一起遵守纪律.
1 945年党的七大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纪律建设和集中制原则,把维护执行党的纪律列入《党章》“总纲”,阐述了党的纪律的特征、要求及其重要性；首次把和集中结合起来,定义为“在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首次在《党章》中确认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在《党章》中专列“奖励与处分”一章,强调对党员进行奖励和处分是维护和执行纪律的重要内容,首次规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执纪方针和党内监督原则.厉行党内规矩,维护党章权威
抗战时期,面对革命队伍规模庞大、成分复杂的实情,我党强调厉行党章和制度,反对特权、特例,反对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对违反制度规定的,不管功劳有多大,坚决严查.
1 937年10月,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居功自傲、逼婚杀人被处以死刑已广为人知.鲜明指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就以刚性的纪律和制度执行力,维护了党章党规党纪权威性和公信力.
抗战时期,依靠科学的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加强对革命队伍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不断坚实党群干群关系,我党战胜了一系列困难.其思想主张、设计原则和制度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一把手监督难题,维护党章和制度规矩权威,具有现实借鉴意义.（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权力监督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抗战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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