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国大学绝非都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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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2005 年左右开始,学术界和媒体界逐渐掀起一股民国大学热.众议以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指导下,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辉煌,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大师灿若星辰.不过,之后逐渐升温的民国大学热,果真准确描述了当年的事实吗？还是由于遥望而产生的距离之美呢？在民国大学热未退之际如此发问,或许会触动不少人的感情,遭致众人强烈不满和反对,然而以理性还民国大学原貌,或许更是学界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本义,故在此斗胆抛砖引玉.理性判断民国大师热什么是大师？ 据蓝劲松《何谓大师——兼论大师贡献之所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 年第3 期）分析,目前主要有“双馨说”“超人说”“会通说”“领头说”“超越说”5 种观点.“双馨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在学术和艺术领域有深厚造诣,且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得到社会广泛熟知和尊敬的才德兼备的名人.“超人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才华和能力,具有强大的创造、实践和号召力,在思想、性格以及品质上趋于完美的大家.“会通说”认为大师应该是超乎各专门具体学科之上,能够丰富学识且能统揽全局、触类旁通深刻领略和表达其内在大义的智者.“领头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各门学科的带头人,且能培养出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超越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在科学、艺术、管理或其他人类理论与实践领域重大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创造性成就导致世界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变革,进而激发了系列的追随者和探索者,其创造性成就还能够经历长期的历史考验之后得到世界公认.放到大学这个特定的学术语境里,“超越说”似乎更符合大学所谓大师之本意.据《辞海》释义,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先生在《从“钱学森之问”说起》（《科学与社会》,2011 年第2 期）一文中也认为,“大师应该是指能引领世界某一方向发展的人才”.这也基本肯定了大师“超越说”.
抛却感情因素,如果按“超越说”标准去考量,一些被尊奉为“大师”的民国学者,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或许仅处于“学生”水平.实际上,在积贫积弱、刚刚草创高等教育的国家,期欲人才辈出、大师纷繁涌现是不太现实也不太可能的.而今很多民国时期的学界前辈之所以被奉为大师,除了少数禀赋彪炳者外,大多是因为他们较早引入西学,在中国本土初创众多学科、桃李满天下,又因着中国自古尊师重道传统而被推崇之故.可是,若放到世界维度比较分析,许多大师大抵是难以跻身大师之列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乃至国际某一区域有较高声望,但在“超越说”大师意义范围内却不免存在差距.大师最终是以其做了什么来评判的.统揽民国时期的不少大师,大多是率先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和知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转化加工,客观上并没有多少突破性的自主创造.相反,像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罗素、萨特等人,却是以实实在在的独创性作品,向整个人类贡献了新思想.这也是20 世纪30 年代为何当局感慨“教授虽多,真正可称为教授的却不多”的原因之一.如果大师灿若星辰,当局也不会有此感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斗转星移,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形势需要渐渐赋予其光辉,让一批学人走上大师的殿堂.而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谦虚自律,却不吝颂人之美德,因此所著人物文章常有溢美之词.一旦文学化的溢美层层叠加,甚而无以复加的时候,不少民国学人就渐渐被送上大师神坛.也正因此,有些民国大师的荣誉光环,往往超出其知识贡献本身之意义.对于“大师”称号,真正的大师们又是怎么看呢？季羡林先生为学界耆宿,受人爱戴,曾被誉为“国学大师”.对此,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却郑重提出“一辞‘国学大师’”.他说该头衔来自有次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有位记者在报上发表《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同台5位教授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自谦地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可见这“大师”头衔竟来自舆论的宣传和报道.不仅经不住专业化的审视,而且让大师自己也有些不知所措.
民国大师之所以会成为一道灿烂风景,和中国传媒发展阶段也有一定关系.在纸媒一统天下的民国,那时多数人尚不得读书写字,大学教授的声音就很容易被传媒关注,尤其是在一个国势动荡,大家普遍关心社稷民生的时代,教授们的思想和声音更容易被传播和放大.再由于那个时代更多保存下来的是纸媒,而且是比今天远为有限的纸媒,以致后世研究所获第一手资料相对有限,进而引致了有欠全面的结论.这种媒体和研究成果的累积放大效应,渐渐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似乎只要一谈到民国,就必然会联想到大师.换句话说,那时的一些大师,犹如而今的明星,是时代需要与传媒互动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当下大学管理的矛盾和问题时,一些学者与民国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产生强烈共鸣,无形中通过“证实性”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然而有必要指出,在许多颇显乐观的研究中,民国一些大学校长贪污办学经费、教授生活不检点、教育经费有文无实、大学行政化、教授疲于转聘和兼课养家糊口等负面材料被严重忽略了.这凸显不少研究存在一定偏颇问题,似乎过多关注了“心灵共鸣”的一面,却忽略了“高楼大厦”背后的阴影.
对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们既需体会钱老对中国学术的殷殷期望,也要看到高等教育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当一个国家总体上比较落后,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差距尚远之际,其大学是不大可能“大师”云集的.中国高等教育自近代迄今,主要处于学习追赶阶段.这也注定中国当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仍会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学习追赶”模式.如同学生学习一样,只有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和考核要求,才有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该学的尚未学完,该学的还没学好,就迫不及待期待中国大学一流成果迭出、大师纷繁涌现是不现实,也是有些浮躁的.日本1868 年开启明治维新,81 年后,即1949 年获得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新中国成立于1949 年,63 年后的2012 年莫言获得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66年后的2015 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大陆学者.这一中日的简单比较,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只有中国大学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大师和一流成果才会慢慢脱颖而出.同时,“大师”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现在的知识创新系统日趋复杂和专业,学者的任务和挑战已和过去有天壤之别.因此,这意味着不能将今天的大师概念与民国时期的大师做简单类比.在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学科都处于草创阶段,只要有知识、有资格、有智慧、有能力,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开辟一番新天地.可是对现代科学而言,一个人的能力变得非常有限,已无法单独完成一个重大复杂的科技项目.比如中国的“神舟”系列火箭、“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巨型机、量子通信、高铁等研究项目,都是众多优秀科技工作者众志成城的结果.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当然涌现出众多大师,只不过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谦虚内敛、不事张扬,或者由于团队整体利益等,他们并没有被宣传推广,为社会所广为熟知罢了.尽管如此,其中很多学者的学术水平无疑已跻身大师之列,而且可以在世界大师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应该值得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传播已由传统传媒进入新媒体和自媒体阶段,传播形式多样化、高科技化,社会舆论关注焦点也越来越多元,政府领导、商界精英、文艺明星、百姓达人等各行各业人才辈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以至学界大师在星光璀璨的时代环境中显得不如过去那般耀眼,给人造成缺少大师甚至没有大师的错觉.试着换一个角度观察,也许不是大师少了,而是各个领域大师星光璀璨,刷白了近景,反衬出远景的民国大师愈发绚烂夺目？
以上粗浅讨论,无意对民国大师表示不敬,更无意存心颠覆大师形象以沽名钓誉,只是觉得非常有必要唤起一种理性视角,以便更好地研究和审视当下大学存在的问题.用文学化的优美笔触展现民国大师风采,的确可以触发思想启迪,给人以精神陶冶,但若是用来评判甚至影射今日大学和学者,却不免存在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容易使我们偏离更加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实际问题.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注意和重视.
近距离观察民国大学著名教育家张謇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以此坐标和格局衡量,民国时期的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基本处于襁褓期和婴儿期.其主要贡献是学习西方大学,逐步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和办学模式.这的确有开山之功,但若以国际高等教育谱系分析,当时高等教育之水准实处于“小学生”之地位.诚如梁启超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所言,大学乃“研究高深之学问,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以梁启超先生的期望考量,民国大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多少呢？纵览中外大学史,可以发现民国大学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比如教授评聘缺乏权威而公允的标准,基本以校长权威而酌定；学生选拔标准亦参差不齐.那些破格招录人才的故事的确给人启发,被人们争相传颂,可在注重公平优先的当下,无疑会遭致“暗箱操作”的质疑.时展到今天,广大考生或家长或许宁可接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不希望有人为操纵,哪怕这种操纵多么唯才是举、大公无私.有人一谈起民国时期的清华,就不免发出高山仰止之感慨.清华的确成就斐然,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可是如果假设一下,将如今出国留学政策集于一所大学,甚或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可以相信该校不久即会跻身一流大学.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大学组合,其传奇故事令人啧啧称叹之余,也不免存在难以复制之感慨.毕竟,文字回忆是美好的,但客观评价却需要多方比较、理性分析和慎重结论.
在不少有关民国大学的文字描述中,其时的大学生似乎都意气风发,饱有爱国情怀,抛却个人利益,救亡图存,发奋读书.他们认为,“那个时候的学术氛围很浓厚很纯洁,大学强调学术自由、兼容并蓄,学生求学孜孜不倦、一丝不苟.”事实上,那时的学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梁启超先生1914 年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就曾指出：“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黄炎培1914 年发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中同样由衷喟叹：“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载《民国经世文编》,1914 年,教育,第三十四册）黄炎培用一连串排比,对人们抱功利之心,趋之若鹜办法政学校、考法政学校深表忧虑.无独有偶,蔡元培1917 年1 月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也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载1917 年《东方杂志》14 卷4 号.）蔡元培先生特意用了“腐败”二字,并对官本位式的功利求学之心表达了贬抑之情.
上课情况又怎么样呢？据1916 年12 月《教育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今名中国大学）报告》,“教员张廷健讲解尚明,惟少发挥.学生人数一百三十人,出席六十七人,缺席六十三人”“教员黄尊三讲解不甚合法,二班人数二百三十六人,出席一百四十人,缺席九十六人”“专门部法本科乙班授债权,教员黄旭,该班原额八十人,出席二十人,缺席六十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1917 年4 月,第六期）.再如1916 年12 月《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载“三班人数总计九十人,出席五十七人,缺席三十三人”“专门部法本二三年级及别科合班,授民事诉讼判例,教员石志泉,学生多能笔记,三班人数总计一百三十二人,出席九十四人,缺席三十八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1917 年4 月,第六期）另据1916 年12 月《教育部视察中华大学报告》载“预科二年级生授本国地理,教员顾宗裘,讲授东三省之交通形势,绘图说明,尚属详细,该班学生计七十八人,出席五十五人,缺席二十三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1917 年4 月,第六期）此外,笔者曾拜读过一位大师回忆录,民国时他曾在上海某著名教会大学任教,对该校学风尤其是研究生混文凭之风颇有微词.以上从一个侧面显示,民国时期的大学上课缺席情况十分突出,学风不容乐观.只是时间过去久远,人们更愿意记住一些闪光点,或者在付诸文字时更倾向于描写阳光的一面,选取那些唯美片段加以记述,而那些处世低调的亲历者,即使对整个情况有较全面了解,也无意用文字记录曾经的美好,更无意回忆那些易致争议的往事.结果集体“选择性记忆”,使读者读到的竟是一片美好.
民国时期的大学,用塔形容十分恰当,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可望而不可求.“早在1923 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 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1 圆合今人民币30 余元）；1936 年,竺可桢长浙大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 圆.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圆不可应付.’而当时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 圆.不难见出,在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更是如此.”（据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开放时代》,2009 年第1 期）引用上面这段文字,是想说明民国时期的大学在校生规模只有数万人,是精英教育中的精英教育,与而今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不能做简单类比.相信今天已几乎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时代,那个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高等教育的时代,那个上大学成本远远超过普通家庭承受能力的时代.
追问民国大学自主管理在今天看来,民国大学有很大自主管理空间.然而,与其说其自主,还不如说是社会局势造成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民国之际,由于各种派系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导致教育管理机构人事频繁更迭,以致无暇顾及大学,从而造成大学管理的相对宽松和自主.“从1916 年到1926 年间共有二十任教育部长,平均一年有两任.这种情况,无法使部长运用国家权力继续行使早年那种集中统一的教育.”（ 据美· 基南：《新教育改革运动的发生及其在1922 年前的发展》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4 月版）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集中统一管理.
同时,在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各个派系出于争权和巩固势力需要,无不尽力延揽人才.在当时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民国教授成为各方积极争取的对象,从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尊敬.当时全国教授只有百千计,1934 年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 人,清华大学87 人,规模最大的大学也只有197 人；1934 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 人,其中教授2801 人,学生41768 人.（据《中国与世界主要各国之高等教育》,载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而且,那时的教授又是知识界代表,主导着公众舆论,引领着社会思潮,因此各派势力大多尊敬有加,岂敢得罪？在此大环境下,民国教授们自然比较风光和体面.社会上流传的民国教授们极富个性的传奇故事,与其说彰显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如说是各派势力竞相笼络人才而显现的一种“宽容”.此外,从下表也不难看出,当时很多有影响的公立大学校长,同时兼有一个官员身份.由此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大学其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行政化倾向.1934 年部分院校头面人物基本月薪状况校（院）长 曾任/ 兼任 月薪（圆）大学 罗家伦 秘书 675清华大学 梅贻琦 600北京大学 蒋梦麟 教育部部长 600北平大学 徐诵明 600交通大学 黎照寰 交通部次长 600中山大学 邹鲁 国民党中委 650北京师大 李蒸 教育部司长 600武汉大学 王星拱 建设委员会专门委员 600浙江大学 郭任远 600协和医学院 各科主任 833中法工学院 褚民宜 833资料来源：《全国各大学校长姓名及所设院系名称一览》《全国各独立学院院长姓名及所设院系一览》《全国各大学职员职别人数及月俸》,载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第48—49 页、第138—139 页、第60—61 页.（转引自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开放时代》,2009年第1 期,第55 页）有人常引用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表达对在大学里自由思想的渴望.然而,名人名言都有一定适用环境.陈寅恪先生之言所倡导的主要是一种学术精神.要求学问道诚然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这和有些人所曲解的那样“在大学里就要充分享受大学之独立和自由”并非同一语意.对此,梁启超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就曾强调“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诸君设不自行勉力,则大学校安能发达.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他还郑重指出,“且一国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军队与学生,乃不能言自由.军工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故欧美先进之国,其学生莫不谨修服从之德”（以上载《民国经世文编》,1914 年,教育,第三十三册）.
办学经费也是令民国大学校长头疼的问题.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见《四十自述》）一文中指出“其实公学经费支绌,教职员薪俸多不能照发”.蒋梦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亦称“经费困难和良好教授不易聘请,是办校的两大困难”.当时的很多规定看起来都很漂亮,以至于今天很多学者争相引用,慨叹不已.实际情况是,当时不少规定常常停留于纸上.比如《教育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乍一看这些数字,足以让人惊羡,但若稍具一些行政和财政经验,就不难理解这些数字不靠谱.如1927 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授月薪为600 ～ 400圆、副教授400 ～ 260 圆、讲师260 ～ 160圆、助教160 ～ 100 圆.然而,“教育经费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积欠教师薪俸的现象愈发严重,有时国立高校教师仅能拿到月薪的十分之一二.这种积欠教员薪俸状况始终贯穿民国时期,许多国立高校教师的薪俸未能按照《大学教员薪俸表》所规定的标准发放,扣发教育经费和积欠教职员薪俸的现象,到1931 年以前一直严重存在”（据刘清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薪俸制度研究》,西南大学,硕士,2014 年5 月）.《申报》在1931 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国立大学教师月俸尚不如政府各部之一科长,北大教授最高月俸只有三百圆.故人人皆靠兼差以自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革新事业》,《申报》,1931 年1 月14 日第3 张第11 版）.到了1941 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实际收入只有战前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甚至不足以养活两个成年人”（据张慧：《民国教师挣多少钱》,《读书文摘》,2012 年1 月）.“西南联大的外籍教授Robert Payne 在调查时就发现,1943 年一个乡下厨师的工资竟是一个大学教授的8 倍”.( 据张慧：《民国教师挣多少钱》,《读书文摘》,2012 年1 月)这种状况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民国大学相去甚远.民国大学热的启示民国大学热之所以出现,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热切关心,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殷切期望,希冀中国高等教育尽快跻身世界一流,期盼中国大学人才辈出、大师纷繁涌现.2015 年8月18 日,总书记主持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重要文件.会议强调,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这是对社会期望的有力回应和行动宣言.对此,透过民国大学热研究,反思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无疑有很多重要启示,比如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优化知识创新体系、培育大师成长环境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传承和弘扬民国大学经过历史实践所验证的大学精神.这便是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纵览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可以发现思想的启蒙与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只有找到正确的指导思想,生产力才会得到根本解放,经济社会才会得到良好发展.大学自从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以后,逐渐成为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的重要源泉,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充分促进大学四大功能的发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创新思想自由驰骋,让不同观点自由碰撞,“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由于大学精神一度缺失,中国大学在一段时期内凸显大学过度行政化、教授热衷做“老板”、高校被诟病为人才工厂、大学生被非议为高分低能等不少乱象,使重建“大学精神”成为大学内外的热切呼吁.中国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重塑大学精神是当务之急.这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也是一流大学成果迭出、大师纷繁涌现的根本动力.一流大学的一流业绩,向来不是考核出来的,而是由大学精神引导、孕育、激发出来的,是大学文化催生的追求卓越、创造辉煌的氛围所培养出来的.
其次,是创造尊师重教的浓郁氛围,营造让大师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对SCI、EI、SSCI、CSSCI 等论文的追逐,又通过考核不断强化, 以及各种身份、荣誉,有一定管理的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身份,轻贡献”“重标签,轻内容”等负面问题.比如很多大学请名师报告,先看学校身份,再看学者光环,至于演讲内容则已无关紧要.再比如, 论文质量究竟如何已不重要,只要是某某级别的论文,就可以成为晋升职称的硬性指标.不妨假设,如果陈寅恪、华罗庚、沈从文在今天,是否依然有发现他们的伯乐,有选拔任用他们的机制,是否依然有可能进入大学且是著名大学任教,使其“英雄有用武之地”呢？值得欣慰的是,“双一流”建设打破了这种身份壁垒,导向竞争机制,为中国高等教育引入100 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变革.这一举措将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崭新而光明的未来.
再次,要从民国大学汲取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民国时期的大学,之所以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最为核心的因素是学生们怀有远大理想.这不仅催生一批优秀青年才俊奋发有为,而且为他们的才华插上了有力翅膀.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大学要办好,学生是关键.反观当下高等教育,学习功利化、浮躁、不踏实、好高骛远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至钱理群教授痛心疾首：“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当然也是有社会原因的.回眸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很多卓具才华的优秀青年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利益相统一,寻求了一条为民族富强而自强不息的人生发展之路.因此,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人文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新一代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有担当、有责任、有能力、有中国文化基因的栋梁之才.
最后,民国大学启示我们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有重大“突破”.总书记曾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民国大学之所以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焕发出迷人魅力,与特定历史背景和国内外局势所孕育的办学机制有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布局中,中国将基础研究主要交给了科学院,而人才培养和部分科学研究则由大学负责（这种模式在“学习追赶”阶段十分有效）.然而,经过几十年努力,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正渐渐由“学习追赶”阶段转入“传承创新”阶段,“双一流”政策可以说准确把握了这一脉搏,给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提出崭新命题,即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创造让优秀人才和“大师”脱颖而出的环境.比如,是否可以整合科学院和大学,因为从学科建制和制度设计而言,大学是更为适合“传承创新”的学术机构,历史上众多原发性创新诞生于大学就是例证.再比如,是否可以改变科研经费配置方式,变项目“申请制”为“申请制”与“配套制”相结合的模式.在日本,大学学者每年都会配备一定科研经费,数额不多,没有考核,但必须用于科学研究,旨在鼓励自由探索.当由此酝酿出有潜力的项目需要大经费支持时,就有足够积累向上申请.当然还有众多好办法,在此恕不赘述.只是想强调在“双一流”启动之际,中国大学需要及时把握其内在要求和变化,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变绩效考核、鞭打群牛为鼓励自由探索、激发原创成果,为“大师”成长提供适宜的土壤,为一流人才培养创造一流的育人环境.正像总书记所言：“科技创新要取得突破,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要制度等‘软件’保障.”
踌躇中写下这篇拙文,实在无意冒犯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况且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伴我成长、给我启迪、受我崇敬的学界楷模.只是在一片民国大学热中,而且是几乎一片叫好的舆论氛围中,作为一名后学觉得有必要抛砖引玉,呈现民国大学的一些其他面相,从而使我们对那时的大学和大师们有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毕竟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全面客观地研究、分析和评价民国大学与大师,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真实有用的经验和智慧,全面准确把握今天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果与差距,更好地指导今后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
（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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