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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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联合国将“青年”定义为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恭喜1993年出生的朋友,你们可以踏上养生的光明大道了.
联合国的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中国的古人.在古代,女孩15岁开始盘头待嫁；24岁叫“花信之年”,意思是24个花期的花开完,青春到此为止,姑娘你只能美到这儿了.我今年40岁,朋友里有一些同龄的未婚或离异的单身女性,我目睹了她们怎么让自己春去春又回,她们可不会认可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年轻人都是催熟的,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最好规规矩矩地升级.
一俄语里有个称呼年轻人的词“OTPOK”,意思是没有话语权的人.我年轻时就很少说话,因为我知道,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我是在一个西北工业小城的家属院里长大的,集体大院里的辈分等级森严,见到比你大的就得叫哥,哪怕只大一岁.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最好的选择是闭嘴,按他们的话说是“嘴犟就是眼泪,动手就是残废”.所有人都热衷于欺负小孩儿,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小朋友们都盼着能快点长大,在早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能少受些欺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出家门就紧张,尽量溜墙根儿走.那时候看电视剧《济公传》,里面演济公有片树叶,往嘴里一含人就隐形了.于是,我尝遍了路边的“百草”.
家属院里的孩子都没有什么理想,读完中学去工厂接父母的班是天经地义的.我看着家属院里三四十岁的人,想着自己将来或许就是他们这个样子— 每天在国有工厂里坐吃山空,把一个人的事情分给十个人做,这样大家就可以喝茶、打牌、领工资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深谙国有工厂的生存法则,谁也不会多做什么,谁也不想改变什么,就这么直到天荒地老.他们不可能听年轻人说什么,年轻人是不懂事的,年轻人终究也是会变成他们的.我之后再也没见过像国有工厂里那么闲适的人群,他们嘴角挂着无所谓的微笑,迈着慵懒的步子,走向下岗失业的那一天.
庆幸的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打算让我进工厂 ,他是一名音乐教师,从小就逼着我学乐器.中学毕业后,我在他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师范院校的音乐系,学习器乐和音乐教育.但学校并没有让我觉得生活有什么改变,每样乐器背后都有如山的教程,所有的练习也还是继续催熟.老师关心的只有进度,谁也没打算从音乐里真的体会到什么.琴房里时刻都有人在刻苦练琴,大家都知道那些音符意味着什么—它们是考试的分数,更是求职的证书.世界还是那样,没有年轻人发言的余地,甚至没有发言的必要.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学起了吉他的.那是我在学校里唯一的收获,因为在这个乐器上,没有人催我成长.吉他有种来自民间的平和,即使我当时只是个初学者,也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和弦抒发自己的情绪.每天舍友去上课或练琴,我就在空空的宿舍里弹吉他,那是我能找到的和音乐相处的最好方式.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世界好像也不是那个世界了.男女同学从窗口经过,风吹起一个塑料袋,树枝随风摇摆……曾经毫无意义的那些事物,似乎都在召唤我.宿舍里唱美声的大哥语重心长地劝导我说：“你想想父母多么不容易,要好好学正经音乐,将来找份好工作报答他们.”我听着也觉得挺惭愧,可怎么办呢？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品德问题.我当时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未来,就是毕业后去黄河沿岸的乡村学校做一名教师,40岁的时候桃李满村庄,在河边捋着髯看着云,周围的孩子们唱的都是我教的歌.转眼毕业了,我才发现自己依旧是“OTPOK”,根本没有机会去河边教桃花李树唱歌.
家人给我安排了两条路：一是去博物馆当管理员,二是去某文工团当乐手.我想了一下,文工团和国有工厂也没有什么区别,去了还是坐吃山空.而博物馆,只能让我想到中山装和近视镜,以及坐在越来越厚的灰尘里的情景.家人觉得我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生怕我犯糊涂毁掉自己,每天四处求人,回到家再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在我打算扔硬币做个了断的时候,我的第十一根手指指向了别的地方.
二那年春天的某日,兰州突然天降大雪,我恰巧在街边遇到了几个好久没见的朋友.于是,大家结伴去喝酒,席间,他们说第二天要去广州闯荡.天亮后我借着酒劲儿,借钱买了张硬座,踏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到广州后,果然不出所料,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我们直接就掉到了生活的最底层.撑过濒临饿死的四个月后,我靠在地道里卖唱赚来的钱买了张,踏上了开回西北的火车.上车前,我在广州火车站给家人打电话,眼含热泪地发誓：回去就找工作好好上班,成家立业,孝敬父母,回馈社会.
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我又趁着家人还没起床,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家人以为三个月后就会接到我从北京火车站打来的电话,可谁都没有想到,我这一去就是14年.
刚到北京时,我借住在一个朋友在郊区租的小平房里.朋友也是来自西北的音乐青年,我们俩每天一起练琴,一起望着北京市的地图,寻找打开这座都市的.朋友在北京有个表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有一天说要来村里看我们.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举止言谈令人肃然起敬.我跟朋友坐在院子里,像参加考试似的轮流给表哥唱了自己的歌.我唱完后他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也习惯了,反正从来都是这样,没有人愿意听我说什么.晚饭后我们送他去坐回学校的公交车,大路和村子之间隔着一大片麦田,我们穿行在麦田中.突然,他对我说：“玮玮,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纯洁的集体,待在里面好好唱歌,别的什么都不要做.”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有效的鼓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并给它脑补了滤镜：黄昏,风吹过麦浪,泛起层层金光,剪影效果的三个人,一个瘦,两个更瘦.很快我就在北京找到了更多和我一样,或者经历比我更坎坷的年轻人.那些长期被视为没出息、不务正业的“失足青年”,都挤在京郊破旧的小平房里,饥渴地更新着自己.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和勇气,曾经那个遥远而陌生的新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可以在那里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自己.到北京的第三年,我开始在独立乐队做乐手,并且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从那时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这些人,因为我非常确定自己找到了“纯洁的集体”.2002年,我同时在三个乐队做乐手,全部的生活就是和他们一起排练、演出.那时的乐队处境都很艰难,经常是一场演出下来,每个人只有几十块钱的演出费.但是,我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那么快乐过,每一天都完全投入地拥抱这个世界.我的生命,第一次走到了彻底的.
三20 0 3年,SARS病毒降临中国,一时间,京城百业萧条,演出场所几乎全部关门停业,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勉强度日的乐队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没有演出机会,很多乐队只好解散,我所在的几支乐队也难逃此劫.乐队解散,朋友们纷纷离京,我像坐在一辆飞驰的梦幻之车上,突然被一个急刹车甩到了车外.之后的两年,孤独和无助像大雪一样掩埋了我,我开始变得焦虑,整夜失眠,脑子里像是有一台不停换频道的收音机.我躲在小平房里,白天完全不出门,晚上在沉睡中的北京城里四处游荡.每当昼夜交替时分,我都觉得自己像是死了一次.
那时“抑郁症”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不过好像没有这个词,人更能直面痛苦.没有人会送来“百忧解”,我只能靠自己把自己从黑暗里拉出来.2 0 0 6 年,穷困潦倒的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只好硬着头皮在一家唱片公司找了份工作.我在办公室找了个角落,然后用书把电脑垫得高高的,让谁都看不见我.每当有音乐人来公司,我就觉得羞愧无比,觉得自己是一个逃兵.可是人的适应能力很强,脸皮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薄,慢慢地,我和同事相处融洽了,电脑的高度也降了下来.就在我几乎要换上西装、拎起公文包的时候,我的第十一根手指又动了起来.那年秋天,我辞职了,组了一支自己的乐队,开始艰难地走上舞台,唱自己的歌,直到现在.
四我到北京时21岁,离开时已经3 5岁了,去的时候一文不名,走的时候依旧两手空空.但北京就是我的人生大学,它给我的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我在那里经历了此生最美好和最痛苦的时光,它就是我的青年时代.那些美好会成为终生的营养,而痛苦也会成为验证自我的烙印.人在无处可藏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看到自己.当你靠自己走出低谷,那就是人生的凤凰涅槃.今年,我整40岁,并没有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也没有达到先祖要求的四十不惑.放眼周围,和我同龄的朋友也没有几个真觉得自己走出了困惑.我知道,还在困惑是因为不满足,还对自己有要求.是不是“OTPOK”并不重要,因为被别人认可没有用,只有被自己认可才是真的.
我从登台演出至今,已有18个年头.令我奇怪的是,台下的观众永远是年轻人.有时我就想,当年的年轻人去哪里了？人终究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你现在把自己设定成什么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不要凑合,在一件事上凑合,在所有的事上都会凑合.青年们,当心啊,你真的会成为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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