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细说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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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暮春,收到丁国成先生的《笔名调查信》,目的是编一本书,“帮助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作家思想和追求”,我虽然不敢高攀“作家”,但用过的名字,却含有浓烈的亲情和清纯的友情,写出来,权作对爱过我的人的回报.
我姓王,名星汉,字浩之.名是上小学时老师起的,字是成人后有学问的朋友起的.先父也曾经给我起过大名,但没有用上.先父母都生于光绪三十年,都没有读过书.先母不识字.先父自学识字,但不会写字.先父除高雅的《红楼梦》外,他老人家能看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古代白话小说,并且对文人们的“儒家思想”视为正宗,颇为推崇.
据母亲讲,我奶奶去听说书,说的是《呼家将》.书里说,呼延庆为躲避奸臣追杀,改了他姥姥家的姓,叫“王三汉”.奶奶回到家,听说生了我,高兴地说：“我孙子长大了也是好将！”于是赐小名曰“三汉”.我小时候听到的是：奶奶叫我“汉子”,爹娘和哥哥们叫我“小三儿”,嫂子们叫我“老三儿”,姐姐们叫我“三汉儿”.乱了！
我在“兴”字辈里起,兴旺发达的“兴”.先父有“学问”啊,让我们弟兄的名字都沾上圣人的姓字,大圣人的姓字用完了,就用小圣人的.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王兴颜”或是“王兴思”.“颜”是颜回,“思”是子思.“颜曾思孟”嘛！上小学时,老师问我的大名,我说“王兴颜”和“王兴思”可择其一.老师说不好听,就问：“你的小名叫什么？”我如实相告.老师说：“回去问问你爹,叫王兴汉行不行？”我爹说：“咱乡下人,有个大名就不错了.行！”现在想起来,老师说的“不好听”,大概从诗词的角度讲,“王兴颜”和“王兴思”都是三平调,读起来不够响亮的缘故吧！
我小时候《汉字简化方案》还没有公布,“兴”字的繁体字是“興”.当时我们乡下人的文化程度有限,大概觉得“興”字写起来麻烦,也就随手写成“星”,这就成了“王星汉”.
我在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中文系姓“王”老师较多.也许是为了对姓“王”的老师以示区别,也许因为我“辈儿小”以示亲切,反正大家都叫我“星汉”,习惯成自然,学生也不知道我姓王了,叫我“星汉老师”,或是“星老师”,后来叫“星汉教授”或是“星教授”.叫就叫去吧,我也不去纠正.严格地说,“星汉”不是我的笔名,而是我的大名.
后来在学术界和诗词界里“混”,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的文字,署名字都是“星汉”二字.致使许多人误以为我姓“星”.在某次诗词会议后,老诗人丁芒先生说：“我和星汉交往20多年,竟然不知道他姓王！”
我70岁的时候,还没有退休.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我出版了一本《观澜集——星汉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主编是吴华峰、周珊.周珊是文学院院长,她写的序.其中说：
王星汉教授,他的同事、诗友,都称他“星汉”；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学生,都尊他为“星爷”；致使我校的学生们都误认他姓“星”.还真是,星汉老师这颗“星”不仅点亮了西域文学、西域诗学研究这片曾经荒芜的学术领域,这颗“星”还引领“天山诗派”,推动着中华诗创作的新格局.“星”之能量,慨之！叹之！
我还有一个“东阿王”的名称.关于它的来历,我还写过一首五律《谢刘迅甫吟兄治印》,全诗是：“秋风灯影下,杯酒话平生.铁笔开天地,石心标姓名.永年难把握,方寸苦经营.驴背驮封号,诗坛试一争.”诗前小序写到：“辛卯中秋前二日,与诗朋杨逸明、魏新河,小酌于迅甫京师之八咏斋,共议为余治印事,彼三人拟作三方,曰东阿王,曰星汉,曰灞桥诗思.且解为：‘东阿二宝,毛驴与星汉也.’余大笑许之,谓：‘我为卫子,异日归山,君等能为子桓乎？’”这是2011年的事儿.“卫子”是毛驴的雅称.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是山东东阿人,叫王星汉；“东阿王星汉”,将“王”字上读,就成了“东阿王”了.曹植曾封为东阿王,并且死后就葬在东阿的鱼山.东阿特产就是以驴皮为主要原料的阿胶.“星汉”又和曹操《观沧海》里的“星汉灿烂”前二字字面相同.“灞桥诗思”呢,当然也和毛驴有关.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的郑綮的轶事：“相国郑綮善诗……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子桓就是魏文帝曹丕.“学驴叫”的故事源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粲）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我很喜欢这三枚印章,以后经常出现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诗友们这种善意的玩笑,是对我的抬举,他们希望我成为三曹七子那样的文学家.但是,我就是毕其一生也不会达到前贤的高度.我的名字的本义和曹操等人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我就刻了一枚“与老曹家无涉”的闲章,与前面三枚印章配合使用.
还有一些“名号”,也刻成了图章,“书法”作品上也曾用到.
柳三：我年轻时,在第一铁路工程局电务建设维修队做过学徒工、信号工,历时13年.我行三,平时工友们叫我“王三”,还带儿化音,“王三儿”！更有甚者,干脆省略成“三儿”.称呼我“三儿”的有两种人,一是年长的老师傅,二是年轻的女工友.和妻子结婚前,老泰水就提出过异议：“人家叫他王三儿,是不是瞧不起他？”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叫倒是挺亲切的.平时,我也同样对非长辈的工友报之以昵称.我们在铁路沿线栽电杆儿.如果刚刚立起的电杆儿不正,术语叫“前仆后仰”.我的个子比较高,但当时很瘦.有位哥儿们说我：“前仆后仰,像棵柳树,别叫‘王三儿’了,叫‘柳三儿’吧！”别人叫我“柳三儿”,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也乐意答应.于是在酒泉找到一个刻字铺,花钱刻了一枚石头章子,就是“柳三”二字.后来会写诗了,有诗友开玩笑说：“你和宋朝词人叫‘柳七’的柳永,是不是兄弟？”我也会意地报之一笑：“你说呢！”
小诚斋：我年轻的时候,通过通信的方式结识了内蒙古大学汉语系教授王叔磐先生.我把我的用蜡板刻的油印“诗集”寄给老先生.他回信给了我很多鼓励,说我写的诗像宋朝的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于是就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小诚斋”.其实这个“斋”不是有个大院子文人的书房,而是我在新疆八一农学院（现在叫新疆农业大学）的70多平方米家的全部.
皱眉和尚：这枚印章是现在供职于北京大学的朱玉麒教授刻的.我的第一本诗集是和马来西亚黄玉奎先生合著的《天南地北风光录》.我接受黄先生的建议,让各自的女儿作序.我就“请”我15岁女儿剑歌作序.她的序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给爸爸起了个外号,叫“皱眉和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每次出远门儿老爱进庙宇跟和尚们胡缠,并经常说什么“研究点儿佛学”；二是他老爱皱眉头,并经常摆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架式.他听了倒没生气,过了几天他请朋友刻了一方印章,上面就是篆文的“皱眉和尚”四字.买来新书,还经常盖上这枚印章呢！
妖魔山人：乌鲁木齐城西面有座山叫“雅玛里克山”,蒙古语是“山羊之家”.清朝,官名叫作“福寿山”或是“灵应山”.现在网上的词条,说是之所以叫“妖魔山”,是因为传说山上有妖魔作怪云云.我说不是！新疆的汉族人音译少数民族的地名时,如果过长,则予以简称.如“塔尔巴合台”简称“塔城”,“喀什噶尔”简称“喀什”.汉族民众把“雅玛里克山”简称为“雅玛山”.传来传去,“雅玛山”讹成“妖魔山”了.现在索性叫“雅山”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就在雅玛里克山的北面.我住的楼房,打开窗子就对着这座山.我就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妖魔山人”.不过这个号听起来有点儿瘆人,虽然刻有图章,但很少用到.
茫茫楼主：我住在新疆八一农学院时,冬天大雪,在楼上四望,茫然无际,就起了“茫茫楼”这样一个斋名.后来搬到了新疆师范大学昆仑校区的住宅区,也没有改这个名字.给友人写信,为了表示“雅致”,落款还是某年某月某日“于茫茫楼”.其实,无论是新疆八一农学院70多平方米的家,还是新疆师范大学不满100平方米的家,都是我唯一的住所.我的一位研究生擅篆刻,给我刻了一枚“茫茫楼主”的印章.我说：“茫茫楼主是你师母,我只是茫茫楼副主.”他听了,咧嘴一笑.
一串名字,勾起许多往事,亲人、同事、工友、诗友、老师、学生,俱到目前.而今白首,能不感慨嘘唏！
（作者星汉系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发起者和新疆诗词学会创建者之一.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疆诗词学会执行会长.）
名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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