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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讨会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与穷人主办国际会有关论文范文集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研讨会范文 类别:专科论文 2024-02-09

《穷人主办国际会》

该文是研讨会类有关论文范文集跟国际研讨会和穷人和主办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年底参加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见到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的庄钟庆教授.在没有政府拨款和课题费可供使用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放下身段向有关单位祈求赞助.庄教授和他的助手用广结善缘得来的有限资源,既开差旅费自理的高规格大会,又出版用小号字印制当然也不可能发放稿酬的高水平大书,这种少花钱多办事的敬业精神,在当下着实令人感动.可是上海一位赫赫有名的作家不知道退休老人办会的艰辛,或在“无利不起早”的人生哲学驱使下,向庄教授打听转载她父亲的作品有无稿费,大有无稿费便不许转载之意,使一直不适应市场经济、自称为“穷人”——超越任何功利去追求、实现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内心逍遥的庄教授,感到十分惊奇和不爽.

“穷人”主办的国际研讨会,由于资源短缺,难免会有缺陷.但再“穷”,总不至于连必要的设备也没有,可这次会议居然不提供电脑供大会发言者使用,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够与时俱进.这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不提供电脑是有“前科”的.记得五年前在绍兴召开的研讨会,轮到我发言时要求用电脑播放U盘的内容,主事者竞说无法满足你的要求.这次又无电脑,庄教授便自我调侃说:“‘穷人’主办的研讨会是不用电脑的.”不过,他的助手像变戏法般很快从现场的“富人”手中借来一台电脑,供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松年教授使用.其工作效率之高,真令人行注目礼.庄教授赏饭时,又跟我老朋友似地聊天:“看到你发表的《台湾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吗?》,这分明是常识问题,怎么连这么有威望的期刊编辑都犯这种低级错误?你说这是用词不规范,你太客气了.把中国的台湾文学当作外国的‘海外华文文学’,这哪里仅仅是用词不规范啊!”拙文之所以没有上纲上线,不是因为有人说那家期刊的主编是我的朋友,而是因为学术争鸣最好就学术论学术,而不是其他.也是这个原因,我对另一家权威期刊把弱女子张爱玲打成“反共作家”提出异议.可他们以争鸣对象刚去世不便讨论为由退稿,我只好把稿件投给《南方文坛》发表.

承蒙庄教授和他助手的厚爱,安排我在此次研讨会上作《把金枝芒的名字刻在华文文学史上》的大会发言.虽说是大会发言,我采取的还是“学术相声”方式.事先我曾要求对方帮我找一位女生做我的助讲人,可他们觉得这才真正是不符合国际会议的惯例,便忘记安排;后来他们再次像变戏法般在现场“招聘”了厦门大学郭惠芬教授的一位女弟子做我的搭档.当我说到“你是郭惠芬教授的高足时”,台下一位可能有点耳背的老教授说我不该暴粗口,我说我没有呀,他言之凿凿说分明听到我说“你是狗屁副教授的高足”.我听后差点笑出声来,这是因为鄙人的客家普通话发音不准且又语速有些快造成的.好在有我的女助手可以作证,不然我在国际研讨会上暴粗口,便会成为一大笑话——不,应该叫“冤案”.

我这个人喜欢挑刺.在发言中,我一点也不客气地当面批评庄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没有马华左翼作家金枝芒的专节——他写的长篇小说《饥饿》已被不少论者视为经典;继而又批评2015年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编印的三大册《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没有金枝芒的作品.发言后他们立即做出回应,认为他们提到过乳婴即金枝芒的作品,《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只着重“抗日”而非“抗英”的作品,这种回应也由此活跃了学术空气.这种同志式的讨论和切磋,使我加深理解了“海内”学者研究华文文学收集资料之难的苦衷,这也是这次“穷人”主办国际研讨会的一个小插曲.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自述最爱读的“精装本”是银行存折.当她心情愉快之时,正是荷包沉重之日.作为主办国际研讨会的“穷人”,也不能免俗喜欢看银行存折,但他们更喜欢看自己主编的书问世.今年去世的儒商、香港诗人犁青,也同样喜欢看银行存折,但他更喜欢看《犁青文集》的问世.我与他打交道多年,深为他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比如他策划、出资和出版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口碑甚佳.犁青做了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但也有人说他出钱买知名度,如说他出钱请别人为他写评论出系列专著,这种情况在商品社会原本无可厚非,可以理解.而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香港诗人请笔者写赏析——哪怕没有任何报酬,却在港内外文坛掀起轩然大波,又是质疑又是批判又是“声讨”,说我不该拿了三万港元为对方写书——其实莫说三万元,就是30元也没有拿过,只吃过一顿20多元的快餐外加一小碗罗宋汤而己.现在看来,这个“谣言”一点也不“现代”.我就是拿了三万元,作为稿酬又何罪之有?但当时有些人不这样看,认为是喜欢看银行存折、富得流油的香港诗人在向穷得叮当响的内地学者行贿,这显然有点瞧不起内地人的意思.这个“冤案”,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给我“平反”哩.犁青不可能制造这种“冤案”,因为他奉行的是文化商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从不拖欠作者的稿酬,还因为犁青的人缘远比那位诗人好.不可否认,犁青的银行存折或许比一般作家要厚重,但他也不是随便烧钱的人.据说他总主编的《香港新诗发展史》,当初想找香港某著名大学的一位学者写,对方竟开价300万元港币.这真是天价(我10年前由“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当代新诗史》,一分钱稿酬都没有拿到哩),犁青只好按“穷人”主办国际研讨会的精神,改请出书成本低得多的澳门大学学者执笔.

借“穷人”这个话题,说说“年鉴”的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7》争鸣的文章显得多了些.我所选择的表面上是华文文学,其实这是一种历史记忆和档案,是为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积累资料.像“华语语系文学”是一种崭新的学科概念,同时又是很不完善、引发众多争议的概念.在当下,这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许过若干年后,它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张森林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述评》,便是这样一种可当作“档案”看的文章.此外,这本“年鉴”,在“补白”中接连附录了笔者所写的两篇“学术相声”,这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批评.这批评来自离经叛道的编辑思路——说“年鉴”又不像“年鉴”,其中有许多“辞典”成分,还有不是一本正经的“副刊”内容.但我想,引起这种不满和批评,也可能正是这本个人色彩浓厚的“年鉴”的魅力所在.

笔者主要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但也关注大陆文学.2016年我在《羊城晚报》发表的《让“粤派批评”浮出水面》,以及在《文艺报》发表的长文《“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引发广东文艺界长达两年多的广泛讨论,《羊城晚报》为此还成立了“粤派批评工作室”.当我在厦门开完会,便马不停蹄地来到广州,参加这个有全国“第一大晚报”美誉的《羊城晚报》主持的“粤派批评”研讨会.《羊城晚报》由于发行量大利润丰厚,便给每位聘为工作室的“顾问”在银行存折上划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款项.我虽然从来没有阅读银行存折这个习惯——不是我清高,而是我的存折有专门的“阅读者”,但有了这个润笔费,我心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因为这笔额外收入已足够供我“报销”前两天出席由“穷人”主办研讨会的全部旅差费了.

为报答家乡媒体和文化界的这种厚爱,我在拙著《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并新写了众多引言和章节,成为新书《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广东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古海阳收到我自投的书稿后,马上肯定“这是一部对粤派评论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一部著作,既具有史料价值,也具有很大的理论创新意义”.香港作家协会原主席黄维棵,也很了解我写作的甘苦,他来信云:

老古:

近来在粤港多个刊物阅读论“粤军”大作多篇,吾

兄这个文字的新战场开得真好,尤其在广东省建立“文

化大省”(俗语则为“发财立品”)之际.有诗赠君:

梅县之子

古笔千钧

远在武汉

清点粤军

祝夏祺!

维樑顿首

2017年8月20日于香港沙田

必须郑重说明,我所倡导的“粤派批评”不是一个学派概念.和“闽派批评”一样,它不是一个具有文学立场、主张、追求趋向一致性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不要紧.包括“粤派批评”在内的岭南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它所形成的地区性特征,既有共时性,也有历时性.从籍贯这个角度切入,对扩大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和岭南文化研究的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无疑具有启示性和开创性.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现已编出了五辑.按“穷人”主办国际研讨会的精神,“年鉴”主事者“省略”了不少作者的润笔费.有读者来信问:“‘年鉴’还能坚持多久?”我想只要学界需要,只要我校中文系的银行存折还像过去一样鼓胀,还未“穷”到连一本“年鉴”都出不起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只要鄙人还能骑着一辆又旧又破的自行车奔驰在菜场和书店之间,就能坚持编下去.不敢夸海口,即将到耄耋之年的我只能说争取出满十辑后就歇菜,这总算对得起读者了吧.

《母亲的专列》

丁可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这部诗集收录了作者140余首作品.有别于田园牧歌式的吟唱,作者对于乡村的文本表达,是基于自己独特的人文情怀和对生命的思考,并从司空见惯的生存方式中,寻找感动人心的诗歌意象.乡土诗歌成为作者永远的主题,也是他内心最忠实的坚守.

研讨会论文参考资料:

汇总,上述文章是关于对写作国际研讨会和穷人和主办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研讨会本科毕业论文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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