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日汉辞典》自主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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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汉辞典》作为一部综合性语言学习类双语原创辞书,面对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收词适度、释译精准、例句实用、附录全面,编写体例实用、科学,声调、词性均明确标注,常用派生词释义准确.辽宁人民出版社用近５０年时间,长期探索和努力实践,打造了这样一部畅销近４０年的辞书品牌.《英语大辞典》（１７５５） 编者塞缪尔·约翰逊说：“一部词典的价值必须根据其实用性来衡量：词典仅能取悦评论家是不够的,除非它同时还对读者给予指导.”［１］ 《新日汉辞典》在读者中美誉度高,一直是几代日语学习者的案头工具书.其良好口碑和市场的长销不衰,极大提升了出版社的品牌和学术影响力.
一、国家规划的推动
长线辞典编纂项目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暂停或终止.《新日汉辞典》自主品牌建设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两次入选国家辞书出版规划项目,为辞典的出版和品牌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３０年时间,辞典的出版工作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市面上很难找到一本系统、全面的日语辞书.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大连日语专科学校（今大连外国语大学） 组建了日语辞典编写团队,并决定与辽宁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
１９７５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第一次辞书长远规划.《新日汉辞典》列入其中.国家的指导、督促和检查,确保了项目实施.１９７９年,《新日汉辞典》出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部专业、系统、全面,实用性与权威性并存的日汉辞书,是国内日语辞书的奠基之作,成为国内日语辞书标志性品牌之一,影响了几代日语学习者.
辞典自１９７９年第一版出版,到１９９１年启动增订、１９９７年增订版出版,经历了１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启动全面修订,又经过了１１年.２０１３年,《新日汉辞典》再次入选２０１３—２０２５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成为３８个修订辞书项目之一.此次增加１万条以经济类为主的新词,体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修订率达到５５％,全面反映编纂者的研究成果；开发手机辞典ＡＰＰ,满足读者数字化需求.
二、品牌的平台化建设
国家规划的推动和强大作者团队的支持,加上出版社自身的出版平台建设,在打造精品辞书上形成了合力.
《新日汉辞典》的成功得益于专业编纂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教学经验.在大连外国语大学专业团队的支持下,辞典得以成功出版和不断修订,一直以高品质服务读者,其高品质成为品牌成长的内生力量.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始建于１９６４年,是该所院校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同时也是辽宁省本科示范专业、教育部的特色专业.外语辞典编纂是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科研特色, 《新日汉辞典》是日本语学院的集体科研项目之一.１９７０年８月,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成立辞典委,抽调３５人从事编写工作.其间,部分日语学科带头人曾赴日,与日本专家就辞典编纂进行交流.２００８年,修订工作全面启动.由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原院长、中日比较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日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岩教授和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原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刘利国教授牵头,多名日语学院的教授、专业教师、研究生以及日本专家共同组成专业科研团队,将词条甄选、体例设定、辞典整体布局以及附录设计等方面列为科研课题,以分组讨论、定期汇总交流的方式形成完备工作方案.作为始终如一的科研方向,大连外国语大学专业科研团队一直以《新日汉辞典》为素材,对研究生进行多学科培养,在辞典学研究领域开辟一条人才培养的路径,实施前后衔接互相纠错的工作机制.
本书编纂团队在首版问世之后,不断完善辞典的后续修订机制,从团队的组建、人员的分工,到新增词条的筛选、陈旧词条的替换与更新等,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把关,重大决策都由专家团队共同商讨制定.修订版编纂出版历经１１年,这期间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教师、研究生,日本专家１５０余人参加修订和相关工作.本书审定人、日本语言学家玉村文郎认为,为外国人日语学习编写的辞典收词应在１万条左右.辞典１９７９年初版收词７万条,１９９７年增订版增加词条５０００余个,２０１７年修订版词条总量达到了９万条,这一数量基本可以满足各层次日语学习者和工作者的需要.
辞书出版流传这样一句话, “三分编写,七分组织”.出版社作为沟通作者、编辑出版的载体,在最终成书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辽宁地区精通日语的人员众多,出版社有能力组织起社内外力量,共同为出版好这样一本辞书贡献力量.１９７４年,大连日语专科学校与辽宁人民出版社达成合作出版日汉辞典意向,外文编辑室启动编辑流程.１９７５年, 《新日汉辞典》被列入“全国辞书出版规划”后,出版社又进一步加强了编校队伍.由外文编辑室编辑陈连守牵头,外文编辑室另两位编辑为主力,组成了编辑团队.编辑过程中,又借调辽宁省科技情报所学者和专业人员,先后达二三十人之多.到１９７９年《新日汉辞典》出版,编审人员近百人.精审精校从根本上保证了出版质量.
参与辞典编校的日籍专家、学者也有百余人.当时日语辞书匮乏,编辑人员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恰逢日语专家郭安娜及家人均在大连生活,郭安娜为编写组从日本邮寄权威性原版辞典,包括《新明解国语辞典》（第二版）、《岩波国语辞典》（第二版） 等.编辑人员在参考原版辞典的同时,也广泛比照了国内外出版的其他一些辞书,突出学习型词典的针对性和适用范围,充实和丰富内容.编校过程中,郭沫若长子郭和夫先生的日籍夫人郭喜代女士为此书做了大量工作,第一版出版的８年时间,她都参与其中.书稿接近完成时,出版社向郭和夫先生提出请郭沫若先生题写书名的想法,郭老慨然应允,在病榻前为辞书题写了书名.
《辞海》主编巢峰曾说： “如果把辞书作者比成玉石矿藏的开拓者,辞书编辑也可以称为玉石的雕塑者.”［２］当时的辞典编写全靠卡片记录,作者编写的卡片装了几十个箱子.编辑要逐一核对卡片上的字母和词条,分类整理,工作量巨大.编辑与作者协同推进出版进程,改善提升原稿质量,优化筛选精练,打磨精品.持续不断的创新是编辑保持辞典生命力的制胜法宝.辞典出版发行近４０年时间,编辑不断调整编写思路,优化印刷质量、纸张选择、装帧形式,创新出版形式.亚力克·福奇说过： “百年来,工匠精神如同一台不知休止的发动机,引领着美国成为‘创新者的国度’.”［３］ 《新日汉辞典》编辑队伍的匠人精神也驱动出版社健康发展,成为出版社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品牌的衍生力
品牌的衍生力是品牌价值的重要体现.好的品牌带来彼此联动增效的产品集群,再形成合力,使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在《新日汉辞典》的良好口碑带动下,辽宁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简明汉日词典》《精选日汉词典》《便携日汉词典》《汉日新词词典》《新汉日辞典》《２１３６日语汉字多用词典》等系列产品,扩大了日语辞典的产品线,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同时,其他日语品类的图书也都得到读者认可,如孙平化的《中日友好随想录》、刘德有的《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确立了该社日语类图书的优势地位.辞典出版后,实体书连续多年销往海外.后又被日本、新加坡等国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出版机构购买了版权.与香港三联书店签署的版权协议,维持至今,一直有效.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表扬的唯一一部日汉辞典,在日本汉语学习者中拥有很高人气.
辞典在数字化时代要适应读者的新需求,利用新技术,持续投入,最大化辞典价值,延续辞典生命力.培生集团董事、企鹅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马金森认为,相比传统的出版业,品牌在数字化过程中的相关性会更高,也更需要提高品牌质量及其知名度.［４］上海辞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新日汉辞典》的高品质内容和多年积累的品牌价值,最终与辽宁人民出版社达成了合作意向,联合推出“日汉大词典”手机ＡＰＰ.
《新日汉辞典》自立项开始,近半个世纪,几代编纂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严谨的创制作风、科学的编写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可贵借鉴.《新日汉辞典》的选题制定、编校队伍组建、编写原则和体例模式的讨论定型,已经成为出版社辞书编纂的成功模式,其自主品牌打造经验值得借鉴.名牌书、畅销书和传世之作,既是各出版社的巨大财富,也是国家民族的瑰宝.《新日汉辞典》出版伊始即解决了日语“辞书荒” 的问题,奠定了我国日文工具书出版的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随后几十年中,出版社抓住历史机遇,创造了日英俄辞书出版的系列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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