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解构主义视阈下《乌有乡消息》中意义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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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视阈下《乌有乡消息》中意义的不确定性
白 雪 张燕楠
（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理论,它挑战了传统文本内确定边界,明确意义的功能,通过无休止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意义的零乱与矛盾,使“不确定性”成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术语.下文将从“乌有乡”对社会工具的态度；对道德价值的判断；以及对个性自由的界定三个方面阐释《乌有乡消息》中意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否认“乌有乡”作为完美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指明“乌有乡”的虚幻性和空想性,它仅是作者用文字和语言构建理想社会的手段与方法.
关键词：解构主义；乌有乡；不确定性
一、意义的逃逸：“延异”与“播撒”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德里达将这一理论广泛应用于文学领域,使解构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批评和阅读理论.它质疑并挑战了文本内所谓确定边界,明确意义的功能,揭露文本意义的零乱与矛盾,从而使“不确定性”成为解构主义批评的核心术语.因而,“一个典型的解构式文本阅读旨在呈现原文内同时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力量如何将貌似确定无疑的结构和意义消解为不可调和并难以确定的无限的可能性”（王侃,2011：58）.而最初,德里达正是从文字学入手对“言语”和“书写”的等级关系进行解构,创造性地提出“延异”与“播撒”等概念,从而达到了去中心、去本质、去权威的解构目的.
德里达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其中,他明确宣布,“文字学”是解构主义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它的目标是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以声音、言语来直接沟通思想而贬低书写文字的传统西方理性主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言语与意义（即存在、本质、本原、真理、绝对）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的自然流露,是其此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它是最接近所指即思想或者事情的媒介.同时,“言语”意味着讲话人的“在场”,意味着释义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书写文字只是一系列符号,是声音的派生物.而且,它在释义上由于讲话人的“不在场”而容易产生歧义,因此,利用书写文学来表达思想就可能受到破坏.而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即在于试图颠覆“言语”与“书写”的传统等级关系.在《论文字学》一书中,他通过对索绪尔语言学中差异性原则的分析指出,符号没有一个超验的中心或意义,它的本质是差异,因此意义并不能被固定在任何确定的事物之中：无论是“言语”,或是“文字”.所以,“言语”并没有优于“文字”的特权.在《象征》一书中,德里达又指出,“写作”、“书写”或“文字”有如下特征,即写出的符号可以重复,在特定情况下,不仅讲话者不出现时可以重复,而且接受者不出现时也可以重复.他认为,只有当一个符号能被重复使用时,它才能被用来指称,而显然这种特性存在于文字而不是言语中.在解释“说出的”符号时,他认为不管说出的话里包含什么,都必须承认某些稳定的和形式一致的“能指”,即是一种可重复的具有写作特征的“能指”.也就是说,“言语”成为了“书写”、“文字”的一种样式.由此,德里达将“言语”和“文字”的位置关系颠倒过来,将“言语”视为“文字”的派生物,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厦.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着今后的语言和文本开始游离和疏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心”（李春华,2007：144）.他将原先作为主体存在的“言语”和作为客体存在的“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彻底解构,从而使“书写”可以独立于“言语”直接存在.而且,当书写者完成“书写”活动时,“书写”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在场”,读者对“书写”或“文本”的阐释就此开始.首先是在语言层面的阐释,德里达自创了瓦解结构意义确定性的关键性概念——“延异”（différance）.法语中这个词与“差异”（diffárance）只有第七个字母a和e一处之差.德里达解释说,“差异”只指空间上的差别,无法表现意义在时间过程中一环环的向后延宕,所以便改写“差异”为“延异”.因此“延异”一词 “就在于表明语言中的任何符号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运动”（李春华,2007：145）,它既指空间上的差异,也诉诸时间上的延迟.而一旦符号的意义具有了时空维度,它便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的.意义总是被暂缓地、不断被延迟下去：一个符号指向另一个符号,另一个符号又指向其他符号,层出不穷,无终无止.德里达由此得出结论：语言符号无非是一系列不断推延的差异的游戏,永远也得不出终极意义.除此之外,延异还有从它的拉丁文词源中生发而来的“播撒”（dissémination）一义：“意义仿佛播种人抓起一把种子,四处漫散撒开去,落向四面八方没有任何中心”（朱立元,2014：231）.
克里斯·波尔蒂克曾在《牛津文学术语词典》中定义不确定性：“就解构主义而言,指否定文本终极意义的不确定性”（Baldick,2000：109）.因此,由无数具有“延异”和“播撒”意义不确定性的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意义更是不确定的.“延异”和“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们不传达任何意义,相反永远是在无休止的瓦解文本,揭露文本意义的零乱与矛盾,使得文本意义“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走向了不确定的平面”（陈世丹,2005：32）.“不确定”性成为了文本阐释的核心,而传统批评中所谓的结构、确定、中心、本质等概念消失殆尽.
通过德里达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的解读,作者笔下的“乌有乡”看似美好幸福,却充满意义的矛盾性与不确定性.接下来本文将从“乌有乡”的社会工具、道德标准、以及个性自由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乌有乡消息》中意义的不确定性.首先,在社会工具方面,“乌有乡”的人们强调要将机器搁置起来,个人的手工劳动取而代之；然而,他们却仍然部分保留机器生产的传统,享受着机器为生活带来的效率和便利.其次,在道德标准方面,人们依靠道德自律与社会舆论消除了暴行与犯罪；而当暴行发生时,人们却将这归于意外和偶然.最后,在个性自由方面,“乌有乡”歌颂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旧时代的歌颂者却崇尚社会规训.由此来呈现小说中同时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力量如何将一个看似理想的“乌有乡”消解为意义难以确定的无限的可能性.
二、社会工具：搁置vs.使用
当个人手工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时,“乌有乡”人们强调要将机器全盘搁置起来.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乌有乡”人们仍然部分保留了机器生产的传统,享受着机器为生活带来的效率与便捷,因此机器的搁置与使用构成了“乌有乡”中社会工具使用的不确定性.
为避免先前工业时代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巨大危害以及机器无法生产出需求日益增多的艺术品,“乌有乡”人们将之前的社会工具——机器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手工业劳动.首先,大机器时代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各种危害是“乌有乡”人们将机器搁置的主要原因.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迅速步入了大机器时代.机器的广泛投入使用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工作效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成为了代替手工劳动的生产工具,工人被迫下岗失业,由此激发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严重的劳资矛盾.而且事实上利用机器生产出来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完全不值得生产的.“最好的商品是一些普通的下等货,最坏的商品简直就是冒充货”（莫里斯,2015：124）.这里作者将机器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的粗制滥造联系起来,认为当时机器生产的商品质量是非常低劣的.同时,自然环境也由于利用机器进行过度开采而变得破败不堪,从前的自然风光被建造城市的钢筋水泥所代替,导致生态严重失衡.其次,“乌有乡”人们会“以机器不能产生艺术品为理由、以艺术品的需要越来越大为理由,悄悄地把机器一架又一架地搁置起来”（莫里斯,2015：227）.在“乌有乡”里,商品是完全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制造的.由于人们不再被迫去生产那些毫无用处又粗糙低劣的东西,他们便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他们所要制造商品的类型以及制造过程中的乐趣.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想把他们制作的东西做到最好,因而就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标准,同时,他们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更加细致入微.这样一来,每一件凝结了人们聪明才智与心血汗水的东西都会被视为艺术品,而这正是机器生产无法完成的.
人们将之前的社会工具——机器搁置起来后,一些愿意一起工作的人们会聚集在一个叫“联合工厂”的地方从事手工业劳动,无论是做陶器还是修铁路,人们都在手工劳动中享受着劳动的乐趣以及劳动所带来的珍贵价值.由于考虑到机器水闸使用起来非常麻烦而且在河流上会显得特别不美观,这里的人们仍然使用着人工水闸,不仅因为简洁美观,关键是使用方便,而且易于修理,所以人们便将不需要的机器发明搁置起来.不仅如此,当“客人”来到一个建筑工地时,更惊叹于这里的人们亲自动手建造漂亮的房子.房子的雕刻师打算围绕着整个房子雕刻一圈花卉人物.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然而这位雕刻师却乐在其中,结束了雕刻的工作以后还想着和人们一起去晒干草.俨然,对于“乌有乡”人们而言,将机器搁置,进行手工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愉快又有趣的生活习惯了.
同时,“乌有乡”人们又认可“十九世纪的伟大成就就是机器的制造,这些机器是发明、技巧和恒心所创造的奇迹”（莫里斯,2015：124）,对使用机器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效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同.虽然人们已经通过手工劳动将机器搁置,但是那些用手做起来觉得厌烦、毫无乐趣的工作,人们还是会用大加改进的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而且,“乌有乡”的纺织工人罗伯特除了从事纺织工作以外,还干一些机器印刷和排字的工作.因此,由罗伯特的工作可以得知“乌有乡”人们并非完全将机器搁置,在某些领域机器仍然在投入使用.在“客人”与迪克探讨儿童教育的问题时,迪克说到：“至于书法,我们不鼓励他们过早地乱写（虽然他们总会乱写乱涂一番）,因为那会使他们养成一种把字写得怪模怪样的习惯”（莫里斯,2015：39）.迪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在“乌有乡”使用马虎的机器印刷术既然是那么容易,也就没有必要让孩子过早写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字来了.可见,机器印刷虽然有些粗糙,但正是由于机器印刷的存在才能让儿童开始学习书写时,就能规规矩矩地写字而并非胡写乱花.“客人”在泰晤士河上游览时,看到一艘船上只有一个人在掌舵,迪克告诉他：“那是我们的一只动力驳船；利用动力使船在水上前进,跟利用动力使车辆在陆地上前进,是同样容易的”（莫里斯,2015：206）.可见,在“乌有乡”动力交通工具已经代替了“客人”生活的十九世纪的蒸汽推力交通工具,这里,人们不仅承认了机器使用的效率,而且还证实了机器使用的更新迭代.
三、善与恶：晦暗的道德标准
作者笔下的“乌有乡”人心向善,人与人友好相待、和睦共处,由于人们的道德品质大大提升,人们完全依靠内心的道德自律与外界的社会舆论消除暴行和犯罪.然而,在“乌有乡”出现了由于暴行致使死亡的事件,以及事后人们对这次暴行的态度和看法后,我们看到了“乌有乡”中晦暗矛盾的道德标准.
“乌有乡”的道德标准完全依靠个人自律意识与社会舆论责任加以维系,以此来消除暴行和犯罪的发生.随着私有财产的消失,富人压迫穷人等不平等现象也不复存在.而且,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不需要互相斗争、互相掠夺,人与人之间开始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和睦关系.
当“客人”与“乌有乡”的老者哈蒙德在探讨关于生活的安排时,我们得知“乌有乡”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人向善的生活习惯.“要我们在共同生活中不互相掠夺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也可能互相斗争、互相掠夺,可是要我们这样做,倒比要我们不互相斗争、互相掠夺困难得多”（莫里斯,2015：103）.在过去的时代,凶暴的罪行大多是由于私有财产的纠纷造成的.即便有些是由于性欲的不正常发展而造成的,可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过去女人始终是男人的财产这一观念.现在,由于阶级的消除,私有财产的消失,人与人不再互相争斗和掠夺,所有这些造成暴行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家庭的组建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在的家庭不是由法律的或者社会的强制性来维系的,而是由相互的喜悦和爱情来维系的,无论男女都有随意加入或者退出一个家庭的自由”（莫里斯,2015：105）.所以,“乌有乡”没有了暴行和犯罪,更没有了社会惩戒工具——民法和刑法,人们完全靠着内心的道德自律意识来避免暴行和犯罪的发生.如果有意外发生,内心的道德感也会让人深感悲痛与耻辱.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过失还没有正确清楚的认识,那么强大的社会舆论也会让他正视自己的错误,甘于承受道德谴责与舆论压力.
一次死亡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乌有乡”这个已经使犯罪阶层消失的社会仍然免不了暴行的存在.一个男人和他的情敌争吵起来,由于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便抄起一把斧头向他的情敌扑过去.结果在博斗中,那个受到攻击的男人失手把他打死了.即便“乌有乡”里男女感情由纯粹的相互喜悦与欣赏来维系,每个人也都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但这本不该出现在“乌有乡”的悲剧还是上演了.暴行发生后,迪克平静地将其归于意外,“被杀者是那个应该死的人而不是那个不应该死的人.一个人为什么要把一桩意外事情一辈子记在心里呢”（莫里斯,2015：211）.这次死亡事件非但没有引起迪克的震惊和恐慌,反而他认为这位被杀者是该死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让活下来的这位男子与这个女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克拉娜看来,不久之后,这位男子就会发觉为这件事悲伤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以后他就会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因为他还没有得到爱情的满足,是不会因为这件意外的事情而沉沦下去.因此,在克拉娜眼中,对爱情的追求可以让一个人抛开自我道德谴责,最终忘却这次失手杀人事件,而沉浸在追求美好爱情和喜悦生活中.最后,经过迪克和克拉娜的开导与劝慰,为他们讲述此事的沃尔特也开始对自己之前的忧心忡忡产生质疑,“哦,你也许是对的,也许我们应该用比较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莫里斯,2015：213）,最终也选择用无所谓的态度将其归于意外,决定不再深入追究下去,意识到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应该好好把握当下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因此,从迪克和克拉娜对这次死亡事件的态度明显可以看出“乌有乡”道德标准的矛盾性,一方面要通过道德自律坚决避免暴行的发生,另一方面即使不幸发生,也会归于意外和偶然,而且当事人也并非要承受内心的道德谴责和社会的舆论压力.
四、个性自由：赞扬与抵制
作者构建的“乌有乡”里,人们各取所需、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从而真正实现了个性自由与个人全面发展.然而,以爱伦爷爷为典型代表的旧时代歌颂者一方面赞扬个性自由发展的“乌有乡”,另一方面又崇尚限制个性自由发展的旧时代,强调旧时代里社会竞争与社会规训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人们对“乌有乡”个性自由的态度也是模糊且不确定的.
在“乌有乡”中,人们已经成为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践行者.由于人为的强迫命令已经不再存在,人类的个性获得了极大解放,人人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和自由.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同时从事好几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船夫迪克既会划船操作浆,也从事金属雕刻；纺织工人罗伯特有时在印刷厂排字,有时又会进行数学研究和历史写作；而汉默史密斯宾馆里的姑娘们在招待客人进餐时态度友好殷切,打扫起大厅来也是认真做事,毫不逊色.每当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活动之一——晒甘草的季节到来时,许多之前经常坐着埋头书本研究的科学家和学者们也总要到干草场去割草,他们认为这样不仅能熟悉农业劳动,而且可以在体力劳动中获得乐趣.除此之外,在教育儿童方面,人们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凡事以培养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在二十岁以前,他们就会找到他们性之所近的东西.你知道,儿童大概都喜欢模仿长辈；当他们看见周围的人多数从事真正有趣味的工作,比如造房、筑路、栽花种草之类的时候,他们也愿意从事这些活动”（莫里斯,2015：41）.儿童的学习不再是书本知识的一味灌输,而是要让他们在兴趣与实践中找到自己喜欢从事的职业,真正实现个性教育与孩子的自由发展.
以爱伦爷爷为典型代表的旧时代歌颂者在践行与赞扬个性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崇尚旧时代的社会竞争与社会规训,而这些又会极大限制个性自由发展.爱伦爷爷对“客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充满好奇与向往,他认为旧时代的生活因竞争而比“乌有乡”更加活跃、更有生气；他虽认同个性自由的培养方式,但更愿意让爱伦接受旧时代的社会规训,成为端庄典雅的贵妇淑女.
爱伦的爷爷,这位在“乌有乡”生活的老者对“客人”生活的旧时代充满了好奇,他认为旧时代的生活要比他们现在更加美好.那里一定更活跃、更有生气,原因是它还没有完全取消竞争.老者迫切地询问“一般地来说,因为有了竞争,你们难道不是更加自由、更有生气——总而言之,更加健康、更加幸福吗”（莫里斯,2015：192）.由此可见,在这位老者眼中,现在“乌有乡”因缺少竞争而显得毫无生气,日子虽然过得富足却只是单调重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也会丧失斗志与理想,从而造成人们精神上的散漫与懈怠.相比之下,旧社会里因为人们有激烈的竞争意识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个人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得到规训与发展.在爱伦与爷爷争辩过后,“你们瞧！”老人重新露着他那种冷漠的、抑郁不乐的样子说,“多好的口才！我想你们是喜欢这一套的吧”（莫里斯,2015：191）.因为爷爷始终认为“像爱伦这样年轻美丽的姑娘应该成为旧时代所谓的贵妇淑女,而不应当像她现在这样,不得不穿上几件破烂的丝绸衣服,也不应当像她现在这样,把皮肤晒得这样黑”（莫里斯,2015：193）.爷爷希望爱伦成为旧时代标准的贵妇淑女,无论穿衣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要遵从规矩,成为一名知书达理、端庄典雅、赋有气质的女子.
五、结语
综上,本文以德里达解构主义为理论依据,通过解构式文本阅读呈现了《乌有乡消息》中同时存在的矛盾力量冲突如何将一个貌似理想的“乌有乡”消解为意义不可调和并难以确定的无限的可能性.文章从“乌有乡”社会工具、道德标准及个性自由三个方面阐释了“乌有乡”美好社会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社会工具的搁置与使用,道德自律意识与意外暴行的出现,个性自由发展与旧时代社会规训之间的矛盾力量冲突.一方面,否认了 “乌有乡”作为理想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即便将来有实现的基础与条件,“乌有乡”也并非是完美社会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指明了“乌有乡”的虚幻性和空想性,小说中的“乌有乡”仅是“客人”的梦境与幻想.而现实中的作者莫里斯作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选择诉诸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无奈.体现了莫里斯用文学涉入社会,用语言构建理想的力不从心,只能通过构建虚幻的“乌有乡”来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注入动力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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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雪（1994.02- ）,女,山西原平人,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张燕楠（1972.08- ）,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艺术学理论.
中意义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总结,本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乌有乡消息》和解构主义视阈和不确定性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意义本科毕业论文中意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