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民国时期刘文辉治康的官员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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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刘文辉主康,面对康属藏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刘文辉对治下官员的管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念,并汇集成《建设新西康十讲》作为官员管理和培养的标准.本文将结合30-40年代的川边调查资料,试从刘文辉治康实效方面来对这一理念做出客观的评价,以期对当今藏区治理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 康属藏区 刘文辉 官员管理民国二十二年,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被刘湘击败后,不得不退守川边,再无雄霸四川之力.从此,刘文辉决定悉心建设新西康.刘文辉深知康属藏区是治理西康的关键,鉴于康区为藏族聚居区,且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为了更好地制定施政方略,便聘请以任乃强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深入藏区各县进行实地考察,并根据精英们的考察报告和参考意见形成了一系列的治理理念.《建设新西康十讲》便是其治理理念的集成,以“彻底澄清吏治”和“言传身教”为核心的官员培养与管理理念,为刘文辉的康区治理和维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彻底澄清吏治刘文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在民族地区将他的治理理念贯彻实施下去,并且建设新西康要取得预想的成绩就必须重视官员的培养和管理,尤其是康属藏区官员的管理和培养.为了彻底澄清吏治,刘文辉对其治下的各级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都有严格的要求.从总体来看,其干部政策主要有严格审查与考核、重视奖惩三方面：刘文辉认为官员的选拔应从各大专毕业院校中招收热爱边疆的热血青年受训后派往各县担任科长、秘书等.对于官员的任用需精密的审查,并且“使之以训练,继之以任用审查外,犹嫌不足,更在功绩方面,力求考核精确,有功者升,有罪者黜.”[1]从民国二十八年起,西康省对各级官员实行年考制.连续三年考核后,再进行总考.对于考绩优秀者,依法升奖；考绩差劣者,依法降职或处分.“新巴安的许文超,是在今年七月新到任的,故今日的巴安县府,在原则上完全采用了设计、执行、考核的行政三联制.”[2]除了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刘文辉对西康省各级官员和干部的培训工作相当重视.1928年,刘文辉在成都创办边政人员训练所,亲自兼任所长,招收一百多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受训半年后以“建设筹备员”名义派往康区各县佐理县政.退守西康后,为进一步加强干部培训力度,在康定定期举办县训培训班、省训班,毕业后派往各县、厅担任县长、秘书等职.此外,刘文辉非常重视对地方民族精英的培训,常抽调藏区优秀青年受训,以达到培养地方行政人才的目的.例如：1939年成立汉源保训班.
“正本清源”是刘文辉“彻底澄清吏治”的核心思想.除了在官员的选拔、任用、审查和考核、培训方面下功夫来达到“正本”的目的,注重奖惩也是澄清吏治的主要手段.刘文辉对视察吏治十分重视,“更添设新县制督导员,务期对本省各县吏治得失,得有充分之明了,作为兴革赏罚之根据.”[3]雅江县县长因“杨氏乘间出狱回村,并赴康定控郑贪污害民各情,当局无如之何,派人彻查属实,将郑县长撤职.”[4]对于认真贯彻“三化政策”且政绩突出的官员干部,严格按照奖励政策进行提拔升职.对稳定康南做出贡献的曾言枢,刘文辉就将其从理化县长提拔为西康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
二、言传身教刘文辉通过南巡演讲、培训讲座和连续刊登论文等形式力图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治康理念和官员培养与管理模式,在各种训政场合反复强调要建设新西康,必须全面了解西康的历史和当前的人文地理、社会风俗,而“三化政策”和“三进原则”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藏区.具体来说要“因地制宜、因教制宜、因俗制宜”.鉴于康属地区人民笃信藏传佛教,刘文辉提出“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口号.他本人也信奉佛教,极力笼络各大活佛来达到治理西康的目的.刘文辉对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的总体策略与态度,得到了他的部属的积极理解与执行.因而,刘文辉治下的文武官员对藏传佛教大多有敬意.其中民政厅长张为烔,他积极奉行刘文辉的治康策略与各大寺院的大活佛十分亲近.以及驻理化一带的“康南卫戍司令”曾言枢堪称武官中的典范,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尊称他为“曾”、“甲堪布”.曾言枢成功地稳定了理化、巴塘一带的社会秩序,全靠“以教辅政”,时人赞之“数年间关外迭遭变故,而能从容弭平者,曾之‘护持三宝,利济有情’之愿词,实收无形之效果.”[5]
三、评价刘文辉的“彻底澄清吏治”和“言传身教”的官员培养与管理理念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时代性.从整体上看,刘文辉领导下的西康各级官员都能很好地领悟他的治康理念,对藏传佛教都有敬畏之意.刘文辉时期的西康社会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定、和谐的,康属藏区对政府的认同感也日益加强.可以说刘文辉的官员培养和管理理念是先进的、积极的.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刘文辉的这一理念又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现实是,相当大一部分官员干部本身无法达到“彻底澄清吏治”、“应有的努力”和“心理建设”层面,以及各县县治力量本身的薄弱降低了官员干部的施政力度.自新县制以来,除省府康定外,各县府治理力度虽不断加强,但实际权力大多还是掌握在土司、土劣和寺院手中,县府的施政需要借其力而行,至于“组训民众”多数是停留在形式层面.白玉县保甲编组之后,“各保保正,除三岩系公推呈县委派外,其余各保,均由德格土司派遣,县府加委.”[6]石渠县“土司并于石渠年派头人一人为总保,承土司之命......今以官府力量,日益扩张,致与县长等齐之总保.”[7]由此可见,刘文辉的官员培养与管理理念难免有些曲高和寡,带着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刘文辉的官员培养与管理理念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但是,他的理念对于当今藏区地方政府官员的管理和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刘文辉治下的曾言枢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尊重巴塘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切实为民办事、解民之忧,因而被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为“曾”、“甲堪布”.刘文辉强调西康各级官员要做好民众工作,要“亲近民众”,这与当前政府倡导的“群众工作”精神是相一致的.因此,其官员的培养和管理理念对当今藏区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民国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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