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皇帝眼里无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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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个大特务,经常接受指令从事某种与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你会相信吗？然而,史书就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
某年,曹寅向康熙汇报了苏杭织造捐资平抑米价和洪武陵墓塌陷这两件事,康熙在奏折上批示说：“知道了.此事奏明的是,尔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
大学士熊赐履退休后一直住在江宁,康熙曾在曹寅进京时叮嘱他“存问”熊的有关情况.一年后,曹寅在奏折中这样汇报：“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近日与江宁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看花做诗,又《小桃园杂咏》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仅据所得实奏.”熊赐履病故后,康熙又吩咐曹寅将其病中吃什么药,临终有何吩咐,儿子如何等情况一一打探清楚.
这里很有必要讲一讲康熙与曹寅非同一般君臣的情分.曹寅（1658-1712） , 字子清, 号荔轩, 又号楝亭, 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所谓“包衣”,是满语,全称为“包衣阿哈”,即“家的奴隶”的意思.曹寅16岁入宫为康熙銮仪卫,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四月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转任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与大舅子李煦隔年轮管两淮盐务.这几个职位都是肥得流油的.康熙一生六次南巡,其中有五次住在曹寅家.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两江总督噶礼向皇帝参奏曹寅,说他与李煦亏欠两淮盐课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康熙没有同意,只是私下里叮嘱曹寅和李煦设法补上亏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曹寅病危,康熙特赐奎宁,派人星夜由北京送到江宁,可惜药尚未到,曹寅即已病逝.
在康熙时代,曹寅绝对不是皇家唯一的“特工”.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在给李煦的朱批中嘱咐：“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以叫人知道,若有人知道,尔即招祸矣！”
历史上,像康熙这样实行有形无形特务统治的皇帝比比皆是.明代有公开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大臣在家里说的什么话、甚至吃的什么菜,皇帝都知道.康熙的儿子雍正更是发明了密奏制度,大臣对别的官员的言行有怀疑或不满,可以秘密地告诉皇帝.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做官真的如履薄冰.
皇帝这样做有不得已的一面.皇权时代,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皇帝想要了解一点什么信息,必须依赖地方官员的汇报.而出于趋利避害本性,地方官员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这样,皇帝很难明察地方政治的真相.让自己特别宠幸的大臣充当耳目,假若这大臣心术不是太坏,皇帝被地方瞒骗的几率就会相对少一些.
皇权制度是非常自私的,即使是最愚蠢的皇帝,他也希望自己的江山稳固、万世一系,而官员都是为某个朝代服务的,他们不会关心谁做皇帝,只在乎能不能从这个政权里获得各种利益.理念之天然相悖必然导致皇帝对官员的忠诚生出疑心.为了让官员俯首贴耳,皇帝一方面会用物质、职位、荣誉笼络他们,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手段对其监控.康熙叮嘱李煦做“包打听”时不要将自己的话透露出去,其目的就是要始终保持监控的地下性,让被“看牢”的地方官员防无可防.
在皇帝眼里,大臣有在乎利益的,有看重名节的,就是没有心甘情愿地忠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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