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丹格雷厄姆：空间、传媒和主体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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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作为“新前卫”（Neo-Avant Garde）的一部分,“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盛行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并对其后的全球当代艺术以及 80 年代以后兴起的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该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被系统地清理过.鉴于此,为推动观念艺术研究的深入,借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六年：1966-1972 年间艺术的去物质化》（Six Years: 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the Art Object from 1966 to 1972）、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摇滚我的信仰》（Rock My Religion）两本观念艺术经典著作中文版面世之机,作为美术学院建校百年系列活动之一,由美术学院主办,北京隋建国艺术基金会、美术学院雕塑系联合承办的“观念之道——2018·国际雕塑研讨会”于2018年4月9日至10日在美术学院举行.会议邀请了25位相关领域的中外学者,针对观念艺术的历史与理论、情景与现场、遗产与扩展进行了专题发言.《画刊》杂志特将其中部分精彩论文予以刊发,期望能够为学界提供一个该领域的讨论平台和空间.（盛葳）
“建筑准则同时反映和确定公共/私人空间的社会秩序和自我的心理意识.该准则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视频/电视规则所修改和覆盖.随着有线电视图像显示在连接和调和房间、家庭、社会阶层和公共/私人领域的显示器上,连接建筑（和社会）有界区域,他们承担起了建筑（和社会）的功能.”[1]
——格雷厄姆（Dan Graham）
如果说麦克卢汉将技术形式视为“人类的延伸”,那么贝特森则强化了控制论背景下对于主体观察的视角——不再对人的概念抱有感性的态度,而是将自我重新定义为一个扩展的精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主体及其客体不可再分离.“思想”不再受个人身体的束缚,而是成为通过传播系统生态产生的自我与世界的连接.以传播和认知领域理论进行社会化反思和艺术创作,是战后美国观念艺术创造者、评论家和理论家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的主要工作方法.他通过照片、广告、行为、装置、空间结构、实验电影和评论文章等探索,基于社会化信息环境、窥视、空间结构等对观众主体异化的影响,提出对于传播途径、所处社会化位置和自身角色之间关系的反思.格雷厄姆尤其对于用建筑空间、传媒效应,以及自我意识的关系来构建的社会秩序和空间的不确定机制着迷.
窥视的空间
2 0 世纪4 0年代后期,长岛的莱维特（A l f r e dL e v i tt）致力于为回国的美国士兵建造经济适用住房,由此催生出一系列面向中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的居住系统.莱维特社区（L e v i t t o w n e r）是早期最受欢迎的一种牧场风格的开放式结构,它使用最少的隔墙和大型的透明结构,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在家庭私人活动与“公共”活动之间建立动态关系.这些恰好迎合了格雷厄姆在大众传媒、空间模式和中产阶级的社会人文景观之间构建后现代生活文本的创作需要.格雷厄姆在《市郊住宅的改建》（Alteration to a SuburbanH o u s e ,1978）中,以莱维特社区这个经典的中产阶级生活空间模型为基础,用镜子将房子分成2个区域,大玻璃幕墙替换了门面向公众敞开,不仅反射了房子的内部,还映射了房子外面的街道和环境.在后墙上放置了镜子,路人能够看到住在客厅里的居民,但看不清他们的房间内部.这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乌托邦,因为它的设计目的不只是建立一个共存空间,而是提出对于社会性和物理性空间的反思,让室内和室外的观众同时感到自己在窥视和被窥视之间的存在.
这样的建筑模式让人想起边沁在18世纪晚期提到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在一个环形建筑物中心搭建一个塔楼,它被建筑内部镶满的大窗户所环绕.环形建筑由牢房组成,每个牢房的深度就是建筑的厚度,每个牢房都是透明的空间,阳光从外部直接穿过房间照到建筑内部的中心.接下来所需做的便是将监控员安置在塔楼内,每个牢房容纳一名犯人.背光的效果使人们能够从塔楼辨别出牢房中的囚犯,更加清晰地看到其一举一动.
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场景中暗含的道理和格雷厄姆的作品《市郊住宅的改建》有相似之处——“视野和主体性生成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身体的生长和社会控制相互结合”.在《市郊住宅的改建》中,由大落地窗构成的透明墙面弱化了家庭空间的私密性,分散了个体的自我感,强化了主体在环境中扮演的角色.那些一直处于公众目光中的个体,将逐渐成为具有表演性的真人秀——当主体成为被观看的对象,并暴露于公众视野下,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根据他人的注视修正自己,或者重新审视自己在所处社会空间中的角色.
内窥的个体
当格雷厄姆沉溺于用玻璃幕墙建造主体性场景的时候,电视媒体开始迅速崛起,并且很快占据了家庭中心的位置.特别是电视中窥视型节目的发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住宅玻璃窗外风景的关注吸引到荧光屏上.电视成为新世界的窗口.例如,每周1小时的系列剧《美国家庭》（An American Family ,1971-1973）,摄制组连续7个月追踪拍摄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罗斯一家的生活,总长度超过300小时.影片以罗斯一家的生活作为时代切片,反映了当时社会不断变化的价值观.这种私人生活的纪录片成功地将日常生活推升为时代文本,被搬上银幕,让普通个体成为耀眼的明星.这种现象放大了观众对自身的内窥以及自我意识的复苏.
窥视型电视节目不仅将私人空间最大限度,而且由于电视节目内容多设定为家庭内部的日常事件,更容易拉近和个体之间的距离.媒体的高性,使得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进一步变得模糊,从而引发人们对真实概念的质疑.
面向主体的作品
无论是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格雷厄姆的《市郊住宅的改建》还是大众文化里的真人秀 ,最终只有主体成为被深入观察的对象.
尽管格雷厄姆的作品常被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的现代主义建筑相提并论,但格雷厄姆将每个电视作为控制室内生活空间的中心.玻璃幕墙内,观众观看电视节目中的私密空间,幕墙上反射出自己和其他访客的身影；玻璃幕墙外部的观众透过玻璃,观看内部正在通过电视画面窥视私人空间的观众,同时也看到他们自己窥视的形象反映在玻璃幕墙上.看起来,格雷厄姆用极少主义风格建造的玻璃幕墙将不同类型的空间链接在一起,形成彼此窥视和自我窥视的关系.但事实上,作品让真实的参观主体产生距离感,他们停留在类似旁观者的位置,徘徊在一个过渡的空间——一个在绝对疏远和多元主体性之间的地带.这是多数现代主义建筑所不具有的功能.
从1998年起,格雷厄姆开始设计一些更加复杂的双向镜面玻璃空间.格雷厄姆在柏林的布拉沃咖啡馆（C a f é B r a v o,1998）项目中使用了分裂的造型和相互映射的镜面效果,尝试建造一种复杂和不断自我迭代的视觉效果.布拉沃咖啡馆由两个相邻的斜角立方体组成,全部采用玻璃材料（透明和不透明）,这明显地迎合了结构理论中多重覆盖的概念,也借用解构主义的手法——在作品中隐没作者的主体,只保留语言、形态和观众的参与的互动界面.格雷厄姆设计的分裂的立方体造型和表面双向反光的玻璃,确保观众在三维空间中同时作为观看主体和被观看对象所注视.这种体验激发了参观者在整个事件中旁观者的心理：一方面在意识到自身被注视的情况下重新发展自我的概念,另一方面身份的分裂感和空间的不安全性令他们开始质疑主观性的本质.这如同格雷厄姆在一个由个体构建的世界中制作的一件互动机器,在体验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修正关系的同时,发现某些对自我形成至关重要的注视.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艺术家会宣布,格雷厄姆的建筑概念将不再是活动的背景,而是成为活动本身.
注释：
[ 1 ] 丹· 格雷厄姆： 《摇滚我的信仰： 艺术写作项目》,1965-1990, ed.BrianWallis出版社,剑桥和伦敦: 麻省, 1993, p.6.
责任编辑：姜 姝
空间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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